《譯道與文心》 許鈞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學畢業至今已有45年，多年來漸漸地養成了習慣，喜歡每天讀一點書，思考一點問題，寫一點文字或譯一點東西。前些日子，與浙江大學外語學院的年輕學者探討學術問題，我談了自己關于學術研究與自身成長的一些看法：大學不僅是知識傳授，更是知識生產和知識創新的場所。一個學者，應該一直處于讀書、思考和寫作的自覺狀態，這是一種常態。前段時間，我把這些文字結集出版，獻給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譯道與文心》所收錄的文字，在某種意義上說，都與書有關，是寫書、譯書、編書、讀書留下的一些記錄。這是一條翻譯之路，尋求的是翻譯之道。

其間，我想到了故去的林煌天老先生，他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翻譯事業的貢獻是翻譯界有目共睹的，對青年翻譯人才與青年翻譯學者的幫助是巨大的，他主編的《中國翻譯詞典》更是中國翻譯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可謂譯家、譯事、譯論，三位一體；學術性、知識性、實用性，熔于一爐；系統、開放、創新，三頭并進。我也想到了沈蘇儒老先生，記得他在80多歲高齡給我寫信，信一直珍藏著，他在信中表達了對中國翻譯研究的深刻思考，提出中國的翻譯研究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譯論，應該有自己的思考，尤其要重視對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挖掘。基于此，他身體力行，撰寫了《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此書的價值是多重的，因為在我看來，當我們冷靜地回顧、思考、檢點中國譯學百年來所作的種種努力，梳理其發展的脈胳，探索其成敗的奧秘，總結其建設的得失時；當我們試圖追尋中國譯學探索的百年蹤跡，對21世紀譯學發展提出自己的想法、觀點或構建真正意義上的譯學體系時，我們不能不把目光投向近代意義上的譯學開創者——嚴復，不能不去探究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之說何以具有永久生命力，不能不去思考他為我們的譯學發展所建立的奠基性的功勛。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翻譯研究，對于西方的借鑒很多，模仿也很明顯，創新較少。對此，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其實，人文學科的創新特別不容易，需要繼承、積累、探求與交流，也需要質疑，需要思想的交鋒。鑒于此，我一直特別關注中國翻譯學界的同行在翻譯探索之路上所取得的進展，對翻譯學界所出現的不同想法、不同觀點、不同意見持開放態度。對于翻譯學界同仁提出的一些具有爭議性的觀點，我們更應持鼓勵、肯定、支持的態度，通過學術爭鳴，導向新觀點、新發現、新收獲。

對譚載喜的《翻譯學》，我的立場是堅定的，在為該書所寫序中，我想表明的就是對翻譯學建設的 “認識、立場和觀點”。翻譯學是研究翻譯的學科，應當享有獨立的學科地位。對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學探索，雖然學界一開始就有較大的反對聲，但我仍然為他的著作寫了序，還寫了書評。生態翻譯學基于（西方）生態整體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受惠于中國傳統的生態智慧，是一項翻譯學和生態學的跨學科研究，是中西結合、古今結合、文理結合的產物。當然，生態翻譯學理論并非完美，但我們應當鼓勵這種探索的精神。對黃忠廉的“變譯說”、奚永吉的“翻譯比較美學”、顧正陽就中國古詩詞曲英譯展開的系統研究、周領順的“譯者行為批評”等，我一直予以關注和支持。對于學術探索，這些新觀點的萌芽是特別可貴的。

讀書與思考是互為促進的。這部小書所記錄的文字，是我讀書與思考的印跡。讀書要有思考，有思考才會有質疑，有探索才可能有所發現，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新見。在思考中，我們力求思想是開放的，目光是探尋的，胸懷是開闊的。就翻譯而論，在新的歷史時期，翻譯的對象、路徑、方式、工具與手段，都發生了許多大的變化，有的學者對翻譯的“忠實”觀提出了否定的主張，認為翻譯無需忠實。特別是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進程的加快，中國文學外譯受到社會普遍關注，對中國文學是否要主動走出去、翻譯是否要恪守倫理原則等重大問題，學界有很多模糊觀點。面對翻譯的新現象和不同觀點，需要我們不斷學習，不斷思考，更新觀念。

我覺得，首先，翻譯需要重新定位，要對翻譯有本質的認識，從翻譯與語言、文學、文化、社會的互動關系上去考察翻譯的本質性特征，正確認識翻譯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對于人類自身發展、社會進步與文化創造的重要貢獻；其次，要樹立動態的歷史發展觀，認識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在不同歷史階段所起的積極作用；三是翻譯要堅持其倫理價值，不要把功利性的一時變通之策當作永恒的價值追求；四是研究翻譯與理解翻譯，應該有對現實重大問題的關照，尤其要重視翻譯服務國家需求所起的特殊作用；五是應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進行思考，以維護文化多樣性、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為目標來考察翻譯活動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創造性。翻譯界應在探討“如何譯”的基礎上，突破傳統的認識，在“何為譯”“為何譯”“譯何為”三個層面進一步思考。

作為翻譯學者，對書，我有特別的感情。《譯道與文心》記錄的就是一個翻譯人的書緣，愛書人珍貴的收獲。我學習季羨林的論述，對翻譯的重要價值有了新認識；讀好友王克非的“翻譯文化史論”，對翻譯的歷史觀有了新理解；讀許淵沖有關翻譯的思考，知道了何為翻譯家的擔當和“美”之于文學翻譯家的意義。就為學為人而言，從《紅與黑》第一位譯家趙瑞蕻的書里，看到了不滅的“詩魂年年放歌”的“天真與激情”，在外國文學界領軍人物柳鳴九先生的書里，發現了“樸素的存在與真性的光芒”；在亦師亦友的翻譯學者兼翻譯家金圣華教授的書里，悟到了“少一分虛假的偉大，多一分真實的平凡”的重要性；在法國友人郁白大使的書里，感受到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懷”。正是在讀書、思考與寫作的漫長歷程中，我知道了“求真”的艱難與意義，也知道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更堅定了自己繼續前行的決心：探索無止境，永遠在路上。心在，文才有生命。

（作者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