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在 《琴瑟相諧的翻譯》（《文匯報·筆會》2016年5月7日）一文中盛贊夏濟安先生的翻譯，認為夏先生的譯文跟嚴復在 《天演論》“譯者例言”中的說法互相呼應，做到了“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下筆抒詞，自善互備”。還引了董橋對夏譯的評價：“夏濟安先生學富才高，中文典雅，英文博通，……只讀中譯，行云流水，風清月明；中英對讀，琴瑟相諧，鸞鳳和鳴，功夫很深。”據董橋自己說，他對夏譯的這個評價大概實在太高，以致引來一些人的不滿，于是在《英華沉浮錄》“夏濟安的譯筆還是好的”一文中做了點解釋：“誦讀夏先生的中譯，我只覺得他的中文實在上佳；他盡力讓中文跟著英文走而不流失中文的韻致，這樣的努力不禁教人感動，值得后進學習。”董橋還回憶讀了夏譯《名家散文選》兩卷后“驚為翻譯秘笈，如癡如醉，從而學而時習之，經年累月，閉目幾可背誦十之八九”。除了董橋，劉紹銘文章中還提到了宋淇（林以亮）、余光中和他本人對夏先生翻譯美國作家霍桑《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一文的推崇備至。

宋淇在 《翻譯的理論和實踐》（見《翻譯研究論文集》下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中說，《古屋雜憶》“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話，很少人會相信這是譯文”。 “讀者在讀了原文之后，再回過頭去讀譯文，就會立刻覺得原作的一股‘圣潔之氣’，躍然紙上，這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譯，而是原作美感經驗的再度創作。我們如果拿原作和譯文再多讀幾遍，就會覺得譯者和原作者達到了一種心靈上的契合，這種契合超越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打破了種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籠，在譯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創造上的滿足；在讀者而言，得到的則是一種新奇的美感經驗。”夏濟安當年在北大任教時的同事金隄在《論等效翻譯》一文中指出：這是任何翻譯家都不敢企求的最高評語。

余光中在《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中認為《古屋雜憶》是“西而化之”的上乘譯文，“夏濟安的譯文純以神遇，有些地方善解原意，在中文里著墨較多，以顯其隱，且便讀者，不免略近意譯，但譯文仍是上乘的，不見‘西而不化’的痕跡。”余光中作家兼譯家，視翻譯為大道，對譯者的中英文水平均要求極高，曾在多篇文章中對新文化運動以來諸多作家的中文西化現象表示過不滿。他對自己期許也甚高：“作家最怕江郎才盡，譯者卻不怕。譯者的本領應該是‘與歲俱增’，老而愈醇。一旦我江郎才盡，總有許多好書等我去譯，不至于老來無事，交回彩筆。”總之，他對夏譯的評價也不可謂不高了。

莊信正的《異鄉說書》里有一篇回憶夏濟安的文章 《才情·見解·學問》，其中說到夏的翻譯：“我以為夏先生是中國有數的幾個能手之一，比傅雷、傅東華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美國散文選》是中國翻譯文學中的不朽杰作。”隨后提到《古屋雜憶》：“譯文在《文學雜志》上發表以后，有一位不懂英文的作家讀了大為贊賞，覺得不但譯文美妙流暢，而且完全像篇中文創作，沒有翻譯的痕跡。”喜歡兩位傅先生譯文的讀者也許會不大開心了！他還借他人之口贊美夏譯：完全像中文創作，沒有翻譯的痕跡，差不多達到了錢鍾書先生所說的翻譯的“化境”了：“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夏志清1956年11月5日在給哥哥夏濟安的信中（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三）也提及了 《古屋雜憶》：“你所譯的《古屋雜憶》，詞匯的豐富，當可與霍桑的原文媲美。我手邊有兩巨冊美國文學選，把你的譯文和霍桑的原文粗略地對照了一下，看到你把霍桑的長句子拆開后，重新組織，另造同樣幽美的長句子，確是不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你把霍桑的帶些 ‘做作’性的幽默也譯出來了。”這是具體而微的評價，講到了翻譯中字、詞、句子的處理還有風格的再現。

四十三年后的1999年2月20日，夏志清在寫給復旦版《美國名家散文選讀》一書編輯的信中坦承：金隄對《古屋雜憶》首段譯文的批評沒有錯。他同時為哥哥做了點辯護：“當年先兄在臺大教書，收入不多，憑譯書增加收入，當然不可能字字推敲。他中英文都是一等，少的是時間。”

金隄按照宋淇的指引對比原文做了研究，“意外地”發現《古屋雜憶》“全文都有不少問題”，僅在開頭第一段中 “就有十來個譯錯或不妥的地方”。金隄認為這篇譯文“文字優美而問題很多”，最刺眼的錯誤是把原文中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兩三頭失群的母牛），因一時疏忽把cows看成了crows，譯成了“偶爾有兩三只烏鴉飛來，隨意啄食”。因為看錯了cows，vagrant一詞也便沒有了著落，只好把“漂泊流浪”譯成了“偶爾……隨意”。這里，“再度創作”是有的，但“心靈上的契合”就很難說了。金隄認為，翻譯的根本任務是傳遞原作的信息，譯文的魅力只有和這個根本任務一致，為完成這個任務起積極作用，才談得上真正的傳神。金隄還指出了第一段中幾處理解上的錯誤，都能做到切中肯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文章一讀，在金隄所著《等效翻譯探索》或金圣華、黃國彬主編《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兩書中都有收錄。

說句實話，任何從事翻譯的人都會犯錯誤，即使“學富才高”如夏濟安先生者，在從事翻譯時，也難免有錯。還是宋淇在同一篇文章中說得好：“一個從事翻譯者，在指出別人的誤譯時，如果引起別人的反質，會發現他自己面對同樣進退兩難的情況。不管一個翻譯者如何負責、細心、勤勉和問心無愧，在翻譯的過程中，他總免不了犯過不少無心之失。”我自己也翻譯過十余部英美文學作品，這類“無心之失”肯定有不少。文學翻譯，力求文字優美，使譯作具有與原作相當的魅力，這是譯者應該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