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擁有眾多古寺神社和歷史文物，享有“社寺之都”的稱號，從而被日本國民視為“精神故鄉”。奈良最著名的佛寺是東大寺，距今有一千二百余年的歷史，它的大佛殿，正面寬度57米，深50米，是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大佛殿內，放置著高15米以上的盧舍那佛像，中國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曾在這里設壇授戒。2018年11月，我到奈良旅行，首先去參觀的就是東大寺，其建筑規模之宏大，氣勢之莊嚴，的確令人贊嘆。

從東大寺出來后，我又到位于一座小山上的春日神社走了一圈，看著天已過午，就打算下山盡快趕赴下一個參觀點——唐招提寺，那是當年鑒真法師東渡日本主持建造的寺廟，是中國游客的必游之地——另一個必游之地竊以為應該是位于東京大學校園內的明遺民朱舜水的“終焉之地”，但唐招提寺離奈良市中心有一段距離，必須到火車站坐一段時間火車才能到達。

從春日山下來，我沿著一條山間小徑前行，突然看到道邊一塊指示牌：上寫“志賀直哉故居”，還有一個箭頭指向山下，我不禁心中暗喜，臨時決定先參觀“志賀直哉故居”。我沿著這條小路一直走下去，兩邊有竹林、小溪，碧樹、黃花，風光旖旎，令人想起明代高啟的那首小詩《尋胡隱君》：“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君家。”很快到了山下，一個很古樸的日式庭院出現在我面前，進門即看見一座兩層的小樓。據載志賀直哉從昭和四年（1929年）開始在這里居住了九年，1938年才因為孩子要上中學搬到東京，這兒是他非常喜歡的一處住所，他唯一的長篇小說《暗夜行路》，就是在此完成的。郁達夫1936年到日本曾專門到這個地方來拜訪他，這是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地方。志賀直哉之所以卜居于此，主要是想浸潤在此地優美的山水之中。作為日本人，志賀直哉曾到過中國旅行，但他最為鐘情的還是自己家鄉的風景，他在1930年1月29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還是日本的風景好，家、樹、山都很近，都是綠色的，陰天看著也高興。紅色和白色的梅花開放時，景色珍奇，日本不見纖塵，好似被清掃過一般清潔，還是日本好。”

我跨過木質的大門，走進故居的一樓，但感到很蹊蹺，入口既沒有售票處，也沒有管理員，大門敞開，庭院空空，不見一人。這時正是下午一點多鐘的光景，基本沒有游客，四周非常寂靜，庭院里有棵高高的羅漢松和一個小巧的池塘以及長滿青苔的石徑，遠處山中不時傳來一兩聲鳥啼，近處的樹上傳來陣陣蟬鳴，更顯得周遭分外的寂靜。我喊了一嗓子，沒有人應聲。我就有點躊躇了，如果沒人值守，貿然登堂入室，不太妥當，作為一個博物館如此門戶大開，任人進出，我過去未曾見過。慎重起見，還是勿入為好，所以我打算放棄了，但退出走到路的拐角，終覺可惜，志賀直哉是我非常欽佩、喜歡的作家，在這里與他的故居不期而遇對我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如此好的機會怎能隨便錯過呢？所以我又折回頭來，決定上樓看看，一探究竟。我在門廳脫了鞋，上了二樓，看到有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女性正悄無聲息地坐在那里做事，安靜得像一枚古樹上垂下的樹葉，大概她之前沒聽到我的問話或者聽不懂中文，不知怎么應答，所以沒有回應。也許她并不擔心有人會隨便闖入或偷盜財物，所以才這么門戶開放，安靜地守在一邊。現在看我上來，她微笑著向我深深鞠了一躬，我急忙還禮，買了門票，開始參觀。故居的樣式與其他日式傳統民居一樣，簡潔淡雅、舒適自然，窗戶打開，一棵古樹映入眼簾，好像一幅天然的圖畫。室內鋪著榻榻米，墻上還掛著一塊匾：上書三個大字“直齋居”。直者，正道直行也，司馬光在《訓儉示康》的教子書中這樣說：“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志賀直哉可謂是推崇、躬行這種直道的作家。

志賀直哉故居的裝飾與傳統日本民居一樣簡約、舒適、敞亮，其在空間布局上的特點表現在它不是像大多數現代住宅那樣用墻壁把室內空間分割為獨立的小間，而是采用那種一體化的格局，僅由地板、柱子和屋頂構成，幾乎不見墻壁，空曠而自如。故居二樓是作家的書齋、茶室和客廳，書齋擺放著一張小巧精致的日式黑色二月堂小桌。志賀直哉的茶室是非常講究的，是請專造茶室的木匠來做的。茶道講究寂聲、寂色、寂心，所謂寂聲指的是一種無聲之聲的“蟬聲入巖壁”之趣；寂色則是一種中和、沉靜、柔和、老到之色，所以做茶室要有一個專門“做寂”的工序，類似于“做舊”；寂心指的則是一種超然物外的閑寂、空寂、幽寂之心。志賀直哉與妻子和女兒三人，曾專門請了興福寺的和尚來到這個房間做茶藝，如今茶室一切如舊，物是人非，壁上猶懸有—幅字“清閑”。客廳是志賀招待朋友的地方，作為當時的文壇領袖，他的家經常是高朋滿座，谷崎潤一郎、小林多喜二等作家都到過他的這個故居，谷崎潤一郎曾轉讓給志賀直哉一尊殘缺的觀音像，他已請工匠將殘損的石像的手足都補好了，但志賀直哉一收到觀音像，就把補好的部分去掉了，他更欣賞的是原有的殘缺的、自然的美，這與他自己特有的身世、性格有關。志賀直哉從小由祖父母養大，與父母的感情較為疏遠，特別是他12歲時，生母去世，父親很快續娶，使得他與父親的關系更為疏遠、對抗，他的小說《和解》《暗夜行路》等都取材于這種父與子之間的矛盾、對立以及為突破僵局而尋找的破解之道，這也是自我意識覺醒后的現代人所普遍遭遇到的內心困境。志賀直哉是一位有精神潔癖的作家，其小說最大的特征就在于篤誠無偽，正如他的朋友在他去世時對他的評價：“志賀直哉創作出了不說謊的人，寫了不說謊的小說。然而，歸根結底，他只能描寫一個不說謊的人。這是他文學作品的強項，也是他文學作品的弱項。”

參觀完志賀直哉故居，我準備繼續原定的行程——去唐招提寺看看，但不知道路該怎么走，就問一位路上遇到的行人。那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戴著眼鏡，文質彬彬，我因為不懂日語，所以是用英語問路，日本人大多羞于說外語，但他還是勉為其難地熱心給我講了半天，我大致聽清是直行百米之后轉彎即可，就道謝前行。但走了一段時間，感到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正是那位我向他問路的老兄，他告訴我走過了，忘了轉彎，我很感動，原來他一直目送我走遠，看到我在該拐彎時沒拐彎，就追上來告訴我。這種視人如己、不欺于心的古道熱腸不禁令我肅然起敬，我在志賀直哉的作品里和這位日本朋友身上都切身感受到了這種在現代彌足珍貴的誠篤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