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石黑一雄一家人來說，2017年10月5日是個大日子。他的妻子洛娜在經過幾周的討論后，終于決定要去染發。當時她正裹著理發圍布，坐在漢普斯特德的一家理發店中，盯著她的手機，那兒離格德斯綠地并不遠，孩子們整個童年都是在那里度過的。一條新聞閃過后，她對等待著她的理發師說道：“抱歉，我不能再染了，我的丈夫剛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得回去解救他。”

回到家的時候，石黑一雄正在邊吃晚起的早餐，邊和經紀人打電話：“它和布克獎完全相反，布克獎會有長名單和短名單。你可以聽見雷聲陣陣逼近，通常不會很突然。諾貝爾獎卻像一道晴天霹靂——轟隆。”不到半個小時，家門口就擠滿了記者。他又打給了她的母親石黑靜子。“我說‘我得了諾貝爾獎’，奇怪的是，她并沒有很吃驚。”他回憶道，“她說‘我一直覺得你遲早會得’。”兩年前，她去世了，享年92歲。石黑一雄最新的作品《克拉拉與太陽》就是獻給他母親的。這本書是他獲得諾貝爾獎后的第一部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寫的是母性。“我之所以能夠成為作家，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我的母親。”

他依舊是自我封閉世界（鄉間的房子、寄宿學校）的卓越創造者。他筆下的角色通常都處于某種形式的封閉中，他用對日常細節一絲不茍的描寫以及近乎炫耀式的扁平化風格抵消了夢幻般的主線情節以及被壓抑的強烈情感。《克拉拉與太陽》也不例外。

故事場景設定在未來美國的某個地區，至少在表面上，這個故事描寫的是人工智能“朋友”克拉拉和她的少年主人喬西之間的關系。在那個未來，機器人（AF）已經成為和吸塵器一樣普遍的存在，基因編輯工程成為常態，生物科技發展到幾乎能夠重組獨一無二的人類。“這并不是某種奇怪的幻想。”他說，“我們只是還沒意識到當下的可能性。”“亞馬遜推薦”只是一個開端。“在大數據時代，我們或許能夠重構人格，這樣人在死后也能繼續‘存在’。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接下來想要網購什么，想要去聽哪場音樂會。如果你把最新的頭條新聞念給他們聽，就可以猜出他們會在早餐時說什么。”他繼續說道。

他故意沒有讀最近出版的伊恩·麥克尤恩的《像我這樣的機器人》（Machines Like Me）和珍妮特·溫特森的《弗蘭肯斯坦》（Frankissstein）。這兩本書也探討了人工智能，卻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克拉拉有點像家長式的機器人，“她的終極目的是照顧喬西”，但她同時也是孩子潛在的替代品：喬西生病后，克拉拉就被安排取代她。“在一個我們對于個人以及個人的獨特性的看法發生變化的年代，愛會變得怎樣？”石黑一雄問道，“還有一個問題，聽起來總是太過宏大，那就是：我們究竟有沒有靈魂？”

這本書再次涉及了《莫失莫忘》背后的許多觀點，出版于2005年的《莫失莫忘》講述了3個年輕的克隆人從小作為器官捐贈者被養大，等到30歲就注定走向死亡：“雖然就人類狀態而言這么說有點夸張，但我們遲早會生病，然后死去。” 石黑一雄說道。他的兩部小說都提出了真愛延緩或擊敗死亡的可能性。石黑一雄并不為自己的重復而感到抱歉，他引用了一些知名導演（他是個超級影迷）所謂的“連續性”的概念，并聲稱他最初的三本小說本質上都是對前一本的改寫。“小說家總有點傾向于重復。”他說，“我認為這是相當合理的：你需要不斷地重復，直到它越來越接近你想表達的東西。”為了重復不被發現，他說，他會改變故事發生的場所或是類型。“人們總是太拘泥于字面，還以為我已經在寫別的東西了。”對他而言，類型就像旅行，他也的確很享受類型上的跳躍，像《我輩孤雛》（偵探小說）、《長日將盡》（時代劇）、《無可慰藉》（卡夫卡式寓言）、《莫失莫忘》（反烏托邦科幻）、《被掩埋的巨人》（托爾金式魔幻）等。《克拉拉與太陽》正如書名中所提示的那樣，他來到了一個他稱之為“兒童故事樂園”的地方。不過他也警告我們，我們依然深陷在“石黑一雄樂園”中。

故事最早源于他在女兒年幼時為她編的一個童話。這個故事原本是打算作為他踏進兒童市場的初步嘗試。“我有一個非常溫馨的故事。”他說，“我覺得這個故事和可愛的兒童繪本很搭。我向直美征求意見，可她卻面無表情地告訴我：‘你不能給孩子們看這樣的故事，會給他們留下創傷的。’”于是他決定把這個故事寫給成年人。

他的妻子始終是他的第一個讀者，她總能在他自認為完成作品之后給他帶來令他驚愕的巨大影響，《克拉拉與太陽》也不例外。如今，女兒直美也成為了他的編輯。一個作家一旦達到了他今天這樣的地位，石黑一雄說道，編輯就不再愿意修改他的作品了，因為擔心他會“火冒三丈”地轉投別家出版社。“所以我很感謝能夠有這兩位相當嚴厲的家人為我做這些。”他得到過的獎項多到“荒唐”，但得獎這件事對他而言“就好像是發生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里”。他說道。即使是諾貝爾獎，“當我坐在書房里思考如何下筆的時候，那些獎項與此毫無關系。對于我怎樣算成功、怎樣算失敗，我有著自己的理解。”

他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需要花5年的時間：先是長時間的前期調查和思考，然后迅速地寫下第一稿，他把這個過程比作武士劍道：“兩人先是長時間無言地注視著對方，通常此時遠處會有高高的雜草隨著微風擺動，天氣也很陰郁。你始終陷于沉思，但接著下一秒突然拔劍：砰！砰！砰！接著，其中一人倒下。”他邊這么解釋，邊對著屏幕揮舞著想象中的劍，“你必須讓自己的心完全做好準備，這樣當你拔劍的時候，你就能做到：砰的一聲，那肯定會是完美一劍。”當年幼的石黑一雄剛來英國時，他對埃羅爾·弗林充滿打斗的電影感到迷惑不解，不明白演員為什么會“鏘鏘鏘地持續打上二十多分鐘，同時還在互相對話”。他說道，“也許你能在這種表演中領悟到一種寫作方式，虛構小說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寫成，但我更傾向于‘什么也不要做，完全依靠內心’的寫作方式。’”

1959年，石黑一雄一家人從日本搬到了吉爾福德，當時他5歲。他的父親石黑鎮雄是一位著名的海洋學家，他與英國政府簽訂了一個為期兩年的交流項目。石黑一雄形容他的父親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既擁有科學家的絕佳智慧，同時又像個孩子，對其他事物一無所知。他用這個特征塑造了克拉拉。父親退休后，他有一臺用于預測海浪波動的機器一直被放在花園深處的一個棚屋里，直到2016年，倫敦科學博物館提出要把這臺機器作為藏品，放到新開設的數學展覽室中。“這件事和直美成為作家，都令我非常驕傲。”

在他16歲那年，父母為他買了第一臺攜帶式打字機。但當時的石黑一雄“堅定地計劃在20歲時成為搖滾巨星”。他尤其想成為一個作詞人兼歌手，就像他的偶像鮑勃·迪倫那樣，他在自己的臥室里寫了超過100首歌。他現在仍在作詞，和美國爵士歌手斯塔塞·肯特合作，擁有的吉他不少于9把。2003年，他接受了圣安德魯大學授予他的榮譽稱號，就為了能見到自己的偶像鮑勃·迪倫，因為迪倫也曾經被授予這個稱號。“我可以在嘉賓休息室和鮑勃·迪倫一起穿上長袍！”鮑勃·迪倫比他早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石黑一雄非常高興。“他當然應該得這個獎。”他說道，“我認為像鮑勃·迪倫、里昂那多·科恩和瓊尼·米歇爾，他們都是具有文學性的藝術家，也是表演藝術家。我很高興諾貝爾獎意識到這一點。”

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我的20世紀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里，他呼吁整體上更多元化的文學。石黑一雄本人就是“英國多元文化的代表”。2016年，石黑一雄被邀請參加一檔電視新聞訪談，當談到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和V.S.奈保爾在他們的小說中所描繪的英國殖民經歷的話題時，石黑一雄感受到“有些被隔絕在了對話外”，他總想好好強調這一點。“我只是碰巧看起來外表不太一樣，就和別的作家被歸在了一起。”他說道，“這并不是非常嚴謹的分類。換成在圖書館中，就好像我只是因為‘封面’而被放在了某個區域。”他希望能夠看到更為多元的分類，不僅僅按種族，同樣也包括階級。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他與同代文學家有一點不同之處在于，他先去了一個公立語法學校，之后又去了一個當時校園還算新式的大學。

他始終很擅長對記者的提問作出禮貌性的拒絕，小心避免因自負地評判這個世界而成為“諾貝爾獎綜合征”的犧牲品。他形容自己是“一個精疲力竭的作家，來自在智力上精疲力竭的一代人”。他的女兒指責他和那些自由主義的同齡人對氣候危機滿不在乎。“我承認我在這方面的問題。”他說，“我經常告訴她，這只是能源方面的問題而已，我們這一代人花了太多的時間研究戰后局勢、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極權主義、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等等，我們實在太累了。”《克拉拉與太陽》是他第一部直面這些危機的小說，但通過兒童故事的框架，他可以避免過于深入地參與這些危機。

他第一次開始擔心未來，不僅僅是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后果，還包括在《克拉拉與太陽》中提及的其他問題：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大數據“——真不好意思，又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以及它們給平等民主帶來的影響。“資本主義的天性本身正在改變它的模式，我確實很擔心人類會對那些事物失控。”

石黑一雄仍然希望《克拉拉與太陽》會被看成一本讀起來“鼓舞人心、積極向上的小說”。但正如他以往的作品，需要探求，才能獲得慰藉。“通過呈現一個艱難的世界，你能夠顯露光明，你能夠顯露陽光。”

（本文原發英國《衛報》，作者為Lisa Allardice，譯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提供，原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