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年間，對二十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德語作家作品的關注迎來了一場非凡的復興。在一波翻譯熱潮的推動下，這種文學的復蘇將漢斯·法拉達（Hans Fallada）、恩斯特·哈夫納（Ernst Haffner）、伊爾姆加德·庫恩（Irmgard Keun）、沃爾夫岡·科伊彭（Wolfgang Koeppen）、海因茨·萊因（Heinz Rein）、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史蒂芬·茨威格等人的作品呈現在一代新讀者面前。

這些作家筆下的時代既狂熱又可怕，充滿了小資情調又洋溢著革命熱情，既快馬加鞭又閑庭信步，是現代性邁向脫軌那一刻的一幅快照。從整體上看，他們的作品展現了一個被那場戰爭深深創傷的社會——被怨恨填滿，被仇恨誘惑——并為下一場戰爭尋找受害者，一個被拖入深淵，然后被迫面對廢墟的社會。

現在，烏爾里希·亞歷山大·博施威茨（Ulrich Alexander Boschwitz）加入了這群被重新發現與重新塑造的作家行列，這位作家如果沒有被德軍潛艇的魚雷擊中，可能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那是1942年，博施威茨時年二十七歲。他正乘船從澳大利亞駛往英國，這是一段艱辛旅程的最后一部分，在這段旅程中這位年輕的猶太作家從他出生的柏林前往瑞典，然后是法國，再到英國，在那里他被作為“敵方外國人”關押，然后被運往澳大利亞的一個拘留營。

在他去世前，博施威茨用約翰·格蘭尼的筆名寫了兩部小說：1937年的《與生活平行的人》，以瑞典文譯本問世；1939年的《乘火車的人》，創作于“水晶之夜”后瘋狂的一個月中，以英文譯本問世。這兩本書都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但博施威茨對后者寄予厚望，他對文字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并將修改稿寄給了他在英國的母親。這份修改稿現已不存；而當博施威茨死于海難時，他攜帶的新手稿也沒能留下來。

五年前，德國出版商彼得·格拉夫發現了《乘火車的人》的德文原稿，并為之深深著迷。在征得作者親屬的同意后，他部分參考博施威茨自己的筆記，對這部小說進行了修改，并將其以原名“Der Reisende”（《旅人》）在德國出版，而菲利普·博姆（Philip Boehm）的出色譯本也已問世。

我們應對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心懷感激。《旅人》引人入勝地描繪了一個處于矛盾中的逃亡者，堪稱一幅強有力的黑色電影畫面般的肖像：在“水晶之夜”后恐怖的日日夜夜中，一個猶太人試圖在眾目睽睽之下藏身；對這個富有的柏林人來說，金錢已經成了一種負擔，他被逼入絕境但沒有身陷囹圄，他在移動時最安全，而在被迫駐足時最受威脅。這本緊迫而充滿動力一路向前的書，時常悲喜交加，夾雜著荒誕風格的片刻和存在主義的猜測，希區柯克式和貝克特式的戲劇場面交替上演。它具有匆匆寫成的小說的那種直截了當的特質。如果說原著是無序的，那么這個新版本則是凝練而節奏優美的。

奧托·西爾伯曼是個商人，從事廢品拆卸與打撈業。他已經把自己的生意簽給了他的雅利安人雇員貝克爾（現在正式成為他的“合伙人”），并且相信這個決定以及他的金融財富能夠使他絕緣于社會風潮。但大屠殺已經開始了，西爾伯曼如今成為了“長著兩條腿的臟話”。但比起他的存在，他仍然更關心他的財產，為此他派貝克爾去促成最后一筆商業買賣，然后趕回選帝侯大道來談判他的公寓的出售事宜——價格低廉得如同勒索。當沖鋒隊抵達時，西爾伯曼從后樓梯逃了出來。

西爾伯曼不確定自己是否在逃亡中（“今天肯定是有些事情失控了”），他在柏林四處奔波，在高級餐館吃飯，給妻子（并非猶太人）打電話。故事后面說明了她已經逃去她的哥哥，一個納粹黨員那里。西爾伯曼被趕出一家深受他喜愛的賓館（伴以道歉），而在公共場合被熟人擁抱時他又深感忸怩不安。

西爾伯曼（小名斯坦因）“害怕（斯坦因的）猶太鼻子”。這將成為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就像博施威茨本人（一半猶太血統，從小是新教徒）那樣，西爾伯曼已經被帝國猶太化了。從外表上看，他是一個雅利安人，而只要有半點機會，他就會和他的同族人劃清界限。他后來在火車上曾抱怨說：“猶太人太多了。”在他想象中他對那些人說“如果不是因為你，他們就不會迫害我”，然后他又突然抓住自我，反思自己“很容易被一般輿論所感染”。

西爾伯曼從柏林出發，前往漢堡去找貝克爾，此人受他委托帶走了一大筆錢。路上他和一個納粹下了棋（并忍不住贏了），同時也繼續享用美餐。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他的權利正在蒸發殆盡。貝克爾硬生生地把他攆了出來，雖然留給他的現金足以裝滿一個手提箱。“沒有信仰的”貝克爾告訴他：“我是個正直的人。”西爾伯曼回到了他的殘破的公寓，并打包收拾了一個大行李箱。

從這里開始，這本書的節奏進一步加快，我們處于兩難中的主人公登上一班又一班火車，在全國范圍內曲折行進，但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里，他急于離開這個國家，但又無法離開，他不再是德國居民，而是“德意志帝國鐵路”的人民。他遇到了納粹、猶太人和共產黨人，憤怒的人、恐懼的人和冷漠的人。他和女人調情，也并非一無所獲。他總是有像樣的酒喝。他弄傷了他的手指。他做出的決定是倉促的、迷狂的、失敗主義的、不斷被推翻的。博施威茨以極其真實的筆觸描繪了一個被猶疑不決所撕裂的男人的肖像，以及當他的選擇落空時，他以良好的教養表現出的驚慌失措。

在西爾伯曼一路拖著他的行李箱（裝著帝國馬克）的時候，他與之前的資產階級生活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沉重。書中有極其喜劇化但又高度緊張的一幕，描述他偷偷摸摸地試圖拖著箱子越過比利時邊境，而當他在自殺式的絕望中試圖故意被捕，但人們了解到他曾在前一場大戰中服役而將他釋放的那一刻，悲劇轉變成了鬧劇。雖然西爾伯曼并不是英雄，但我們也會發現自己在他尋求安全的旅程上投入了巨大的同情。他所遭遇的危險之核心是他的平凡普通。

博施威茨特別擅長表現新邏輯和舊秩序之間的爭斗。從某種意義上說，西爾伯曼并不抱幻想。他知道聰明的人早已逃之夭夭。而他也明白法西斯主義的沖動。他曾經想到，人們“前往證券交易所去體驗一些情感。但如今公民的情感體驗已經綽綽有余”。當貝克爾背叛他時，西爾伯曼睿智地診斷出了原因：他的商業伙伴只是“覺得有義務證明他與時俱進”。

同時，西爾伯曼也在努力理解自己的新現實。當他回到被翻了個底朝天的公寓后，他驚訝于并沒有任何東西被偷。“這說不通啊。”難道動機是純粹的惡意？“他們甚至不認識我。”就像他的手提箱一樣，他的理性成了這個“瘋了”的世界的累贅。他自我安慰可能是自己瘋了，然后有些遺憾地得出了結論，他沒有瘋。

《旅人》是一顆重現世間的寶石。它既是一部令人滿意的小說，又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正如格拉夫在后記中所寫，這可能是第一部關于“水晶之夜”及其影響的文學作品。通過奧托·西爾伯曼的眼睛，我們被推入了那個以政治與立法的手段實行的迫害轉變為全方位的生存攻擊的時刻，我們的主人公的迷茫蛻變為恐怖和反抗，他試圖說服自己，情況一定會好轉。“遲早他們會再次放過我們的……歸根結底，事情并沒有那么糟糕。無論如何，我還活著。”

（原文發表于2021年3月26日《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