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里（Once in a story）

我們都是故事的講述者。仰面躺下，我們仰望夜空。這里是故事的開始之處，繁星在夜晚竊走了人類的確信，時而返還以信仰。那些最早發明星座并為之命名的人，就是故事的講述者。勾勒繁星之間假想的線條，賦予它們以形象和身份。那些串聯在線上的星星就像是編織在敘事中的事件。對星座的想象當然不會改變這些星星，也不會改變周圍的黑寂，但卻改變了人們解讀夜空的方式。

時間的問題恰如天空中的黑暗。每件事都被記錄進自己的時間里。事件群聚，時間重疊，但是它們共有的時間卻不會因為事件串聯而延長。

饑荒是一連串的悲劇事件，但對于北斗星來說無關緊要，仿佛存在于另一個時間之中。

兔子和烏龜的壽命是由它們的細胞決定的。一個生命能存在多久，其肉身自有尺度。除非使用一種獨立于兔子和烏龜的抽象概念，否則無法將兩者的時間加以比較。人類引入了這一抽象概念，并像組織了一場比賽般來看誰會第一個到達終點。

人類獨一無二，因為人類由兩類事件構成：生物有機體事件（在這點上，與烏龜和兔子無異）和意識事件。因此，對應著這兩類事件，在人的身上共存著兩個時間。在一個時間里，人孕育、成長、成熟、衰老和死亡。而另一個時間存在于他的意識里。

第一個時間了解它自己，這就是為什么動物沒有哲學問題。對于第二個時間，人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解。對于任何文化來說，首要任務就是理解意識時間，即理解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系。

當代歐洲文化提供了一種解讀——其他解讀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日趨邊緣化——它構建了一個適用于所有事件的統一、抽象、單線的時間法則。據此法則，所有的”時間”都可以比較和調整。這個法則認為，北斗星和饑荒屬于同一種算法，這種算法超然于兩者之外。此外，人類意識和其他事物一樣，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事件。這種對意識時間進行的”解讀”，將意識視為被動的存在，像地質層一樣。如果說現代人淪為了實證主義的犧牲品，那么它的開端，就在于否定或廢除由意識事件所創造的時間。

我們實際上總是在兩個時間——身體時間和意識時間中穿梭，并由此產生了身體和精神的區別。精神第一，而且高于一切，它是身體時間的核心。

在詩里（Once in a poem）

詩歌，即使是敘事詩，也不同于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關于這樣或那樣的戰爭的，最終以勝利或者失敗告終，塵埃落定，一切就都走到了終點。

詩歌，不論其結局如何，穿越戰場，撫慰傷者，聆聽勝利者或恐懼者的狂野獨白，都能帶來某種平和。它不是通過麻醉或簡單的安慰，而是通過承諾——所經歷的一切不會消失，不會像從未發生過一樣。然而，這并不是紀念碑式的承諾（人還在戰場，誰想要紀念碑？）。這種承諾是語言給予這些經歷的認可和庇護，這些經歷亟待宣泄。

相比故事，詩歌更接近祈禱。但在詩歌中，語言并沒有為誰而祈禱，而是語言自己去傾聽和接受。對于宗教詩人來說，詞語是上帝的第一屬性。而在所有的詩歌中，詞語在成為交流手段之前就已經存在。

詩歌使用著和跨國公司年報一樣的詞語，語法也大體類似（競相逐利的公司算得上是現代世界最可怕的戰場）。那么，詩歌如何轉換語言，不再簡單地傳達信息，而是聆聽、承諾，履行上帝的角色？

詩歌可以使用和公司年報相同的詞匯，就像燈塔和牢房可以用同一個采石場的石頭建造，再用同樣的灰漿澆筑一樣。一切都取決于詞與詞的連接。各種可能的連接最后獲得的效果，都取決于作者對語言的理解，不再將其視為詞匯、語法甚至是結構，而是一種觀念、一種存在。

詩人讓語言超越了時間的界限。或者更準確地說，詩人把語言當作一個地點，一個集會地點，那里時間沒有終點，又包含并承載了時間本身。

如果說有的詩歌不朽，那么這種說法比文化史上某位天才詩人的不朽意義更為深遠。不朽在這里應該和死后的名聲區別開來。詩歌之所以不朽，是因為它屈從于語言，相信語言能包容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所有經驗。

詩歌給人承諾的說法會讓人誤解，因為承諾是投射到未來的，而詩歌恰恰主張未來、現在和過去共存。一個現在、過去和未來都能適用的承諾更應稱之為確信。

在畫中（Once in a painting）

繪畫是靜態的。經年累月重復看一幅畫，這種經驗的獨特性在于：歷經歲月變遷，形象始終不變。誠然，形象的意義可能會因歷史或個人事件而改變，但它所描繪的畫面卻始終不變：同樣的罐子里倒出同樣的牛奶，海上連綿不斷的波浪，微笑和面容依舊。

有人可能會說，繪畫留存了某一時刻。然而稍加思索便知這顯然不對。與攝影不同，繪畫描繪的那一時刻從未存在過，因此不能這樣說。

在文藝復興早期的藝術里，在非歐洲文化的繪畫里，在某些現代作品里，形象暗示著時間的流逝。觀眾看到畫作時，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的圣人從一棵樹下漫步到另一棵樹下，馬車從孩子身上碾過，赤裸的人走下樓梯。然而，與畫面之外的動態世界相反，接下來的形象仍是靜態的。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動靜之間奇怪的對比有何意義。之所以奇怪，是因為這種動靜對比顯而易見，以至于看起來理所當然。

一幅畫作何時完成，不在于它與存在事物的最終契合——就像一雙鞋子的兩只——而在于畫家感知或預見了畫作被觀看的理想時刻。漫長或短暫的繪畫過程，就是在構建這樣一個時刻。當然這個”時刻”無法完全預見，也無法完全由繪畫來成就。然而所有繪畫在本質上都指向這一時刻。

無論是一般的畫家還是繪畫大師，對繪畫的描述并無二致。不同之處在于畫作傳達的東西：當畫作產生的背景（贊助、時尚和意識形態）發生變化后，畫家所預見的被觀看的時刻與后人真實觀看時的興趣有多接近。有些畫家有個習慣，就是在創作到達某一階段時，在鏡中研究畫作，然后他們會看到顛倒的圖像。如果問他們這樣做有什么益處，他們會說這樣可以讓他們以新鮮的視角審視畫作。他們在鏡子里捕捉到的或許有點類似畫作在未來某個時刻被解說的樣子。

所有完成的畫作，無論有一年還是五百年的歷史，都是從過去接收的預言，是觀者在當下時刻透過畫布看到的東西的預言。有時預言很快耗盡，畫作失聲；有時預言始終純粹，真實如初。

然而，為什么靜止的繪畫形象會如此扣人心弦？是什么彌補了繪畫僅因靜態而表現出的明顯不足？

若說繪畫預言了觀看體驗，并不能真正回答這個問題。這種預言假定人們會持續對靜態形象感興趣。為什么直至今日，這樣的假設仍然合理？一般的答案是：因為繪畫是靜態的，所以能夠建立一種視覺上”可感知”的和諧。只有靜止的事物才能讓人同時創作，才能如此完整。

音樂作品的演奏需要時間，因此必然有開始和結尾。繪畫只有在作為物體的層面，才有開始和結尾。而在形象中，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這使得繪畫的構圖、和諧與形式成為可能。

在我看來，這種解釋性術語既過于受限，又過于美學化。這種顯而易見的對比一定有其優勢：不變的繪畫形式與生動的表現對象之間的對比。

靜止的圖像不正是說明時間的永恒嗎？繪畫本身是觀眾眼中的預言，這與現代前衛主義的觀點不相干，即被誤解的預言家總會在未來得到正名。過去、現在和未來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一個永恒的基礎。

因為畫作是靜態的，所以繪畫藝術的語言就是永恒的語言。然而與幾何學不同，這種語言訴說的是感性、獨特又短暫的東西。

鏡頭一刻（Once through a lens）

你和我一起寫一個故事，假設有一個人物，構想他的出身，構想在他在某個時刻知道了自己命運后的情節。他開始探究和推測，假設各種情形（無限，機遇，不確定性，自由意志，彎曲的空間和時間......），這些假設與思想家推測宇宙非常類似。

這就是為什么講故事的邏輯和形而上學的哲學邏輯之間有異曲同工之處。

生活，就像活著本身一樣，是一個反復講述的故事。理性主義卻否定了這一觀點，認為自然規律一定是機械般程式化的。最新的科學研究傾向于表明，宇宙的運作類似人的大腦，而不是機器。我們可以把這個”大腦”想象成一個講故事的人——盡管許多科學家認為這種想法太擬人化了。故事的形而上學，不再只是文學考慮的問題。

將我們與筆下的人物區分開來的，不是客觀或主觀的認知，而是我們講的故事中這些人物的時間體驗。這種區分給予我們（講故事的人）把控全局的力量。這種區分同樣讓我們無能為力——在敘述開始之后，我們就無法控制這些人。因為我們被迫追隨他們，穿越時間的維度，來到他們生活的時空里，用我們的視角去檢視這一切。

時間和故事都屬于故事中的人物。然而，故事的意義，即其之所以值得被敘述，在于我們能看到的東西，在于激勵我們的力量，因為我們已經超越了時間。

那些讀或聽我們故事的人，像透過鏡頭般洞察故事中的一切。這個鏡頭就是敘述的秘密，它在每個故事中都被打磨一新，在暫時和永恒之間來回打磨。

如果說講故事的人是“死神的使者”，那也是因為在短暫的生命中，我們在細細打磨這些鏡頭。

《簡潔如照片》，[英]約翰·伯格著，祝羽捷譯，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