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有機會去秘魯，提前半年做準備，遵照熟悉南美的朋友所開書單，先讀了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的《秘魯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接著讀賓厄姆（Hiram Bingham）的《印加的失落之城》（Lost City of the Incas）。前者有商務版的中文譯本（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后者是很多年前在波士頓買的消閑書，卻一直沒打開過。這兩本書讀完，還有一點時間，在網上搜索有關秘魯的旅行文學名著，發現幾乎所有的推薦書目里，名列前茅的一定是馬克·亞當斯（Mark Adams）2011年才出版的《到馬丘比丘右轉：一步一步重新發現失落之城》（Turn Right at Machu Picchu: Rediscovering the Lost City One Step at a Time，以下稱《到馬丘比丘右轉》）。出于好奇，買來拜讀，沒想到一開讀就停不下來，一口氣讀完，又回過頭重讀部分篇章。我向來喜讀旅行寫作，就我涉獵所及，無論以什么標準衡量，馬克·亞當斯這本書都稱得上是第一流作品。

半個月后，當我置身游客如云、酒吧滿街的溫泉鎮，想到馬克·亞當斯在印加古道（Inca Trail）上的顛沛跋涉，不免稍懷羞愧，不愿像其他游客那樣坐車上山，于是慫恿同行的幾個朋友一起沿著陡峭的人行道攀爬到馬丘比丘的大門前。中途一個朋友發生高山反應，不得不到公路上攔車時，我想起馬克·亞當斯書中所寫的那些高山深谷，那些地方海拔可是比這高出一倍不止呀。在進馬丘比丘遺址區之前，我向南去看山峰東側那條今已不通的懸崖古道，無法想象印加人如何在萬丈崖壁上搭建木梯棧道。之后我又到山峰西側去看那著名的太陽門，想象賓厄姆在1911年7月24日從這里踏入他一生最驕傲的發現。那時雨林完全覆蓋了古城，其景象只在賓厄姆的照片上可以看到。

不過，馬克·亞當斯在2009年追蹤賓厄姆的腳步沿這條古道進入太陽門時，遺址景觀和今天已完全一樣。我坐在太陽門外的一塊大石上，看遠處一隊隊走印加古道的戶外愛好者緩緩移動，想象著馬克·亞當斯就是這樣隨著他的澳大利亞導游約翰，以及一隊說古老的蓋丘亞語的騾夫們一起，懷著“再發現”的奇異興奮，在備嘗艱辛的三周行走之后，來到終點站馬丘比丘。此前，馬克·亞當斯帶著孩子到訪過馬丘比丘，然而，“這一次馬丘比丘不一樣”，也許因為早晨籠罩山巔的雨云一直在變幻，也許是陽光穿透濃云時不停地散發出寶石般的光芒。他甚至回想起讀研究生時困惑過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康德對“美麗”與“壯麗”不同之處的解釋，似乎二者不可得兼。現在擺在他面前的事實卻是：馬丘比丘是美麗的，可是，馬丘比丘也是壯麗的。

在踏上安第斯印加古道之前，馬克·亞當斯一點也沒有戶外運動的經驗，盡管他多年擔任一家戶外探險雜志的編輯。根據我在網上搜索所得的印象，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傳記類的《美國先生》（Mr. America），初獲成功，決心辭去編輯工作專心寫作。第二本書寫什么呢？此前的編務使他注意到，隨著賓厄姆發現馬丘比丘一百周年紀念日的臨近，秘魯政學各界對賓厄姆的批評愈來愈烈，有些當然只算是政治表演，有些則是建立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之上。比如，有看起來相當可靠的證據顯示，在1911年之前，已經有西方人發現了馬丘比丘并且實施了盜掘。如何理解賓厄姆的發現？如何理解馬丘比丘這個獨一無二的印加遺址？身為秘魯女婿的馬克·亞當斯意識到一個絕好的題材擺在面前，他可以在馬丘比丘發現一百周年時出版一本書，重新講述賓厄姆的發現，探索馬丘比丘的研究史，全面展示已成全球最佳徒步路線之一的印加古道，并且透過這一切，讓那個遙遠模糊的印加帝國重現真容。

馬克·亞當斯對賓厄姆的追蹤與調查，既在圖書館無人問津的陳舊檔案里，也在安第斯山人跡罕至的印加古道上。前者他輕車熟路，后者他卻是一枚新手。對于旅行寫作來說，長于檔案研究固然是優勢，而全無戶外經驗同樣使旅行飽含趣味，使閱讀充滿張力。在書里，作者的幽默感一半以上體現在自嘲上，而自嘲又多是因缺乏戶外經驗而造成的種種尷尬。比如，在山村起夜難以找一個適當的地方蹲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解決了，天亮時發現那竟是溝通村內外唯一的要道。出于沒有明寫出來的愧疚，他在告別時給主人家女兒多塞了幾美元。

賓厄姆這樣一個近代探險與發現史上的傳奇人物，在馬克·亞當斯的筆下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歷史還原：他的動力、野心、才能與局限。他不是印第安納·瓊斯，或者說，世界上并沒有印第安納·瓊斯。在書中，賓厄姆作為探險時代最后一抹幸運的晚霞，被置于時代轉換之際的天幕上。讀了馬克·亞當斯，再讀賓厄姆《印加的失落之城》，常有會心之笑：哪些是賓厄姆多年后的添加，哪些是他真實的經歷與感受。也許是馬克·亞當斯最先揭示的，原來賓厄姆在發現馬丘比丘之初，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之內，都沒有意識到他的發現是如此重要。直到他的文章在《國家地理》雜志發表后引來巨大反響，他才明白馬丘比丘是一個巨大的寶藏，是他必須善加利用的資源。馬克·亞當斯還原了1911年7月24日的那個發現時刻，特別指出，賓厄姆并沒有特別在意這個發現，他在遺址區的停留前前后后合起來也才五個小時。

《到馬丘比丘右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多個重要因素的完美結合：題材、資料、經歷、問題與寫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亞當斯高超的結構能力。這本書要描述的至少有三個同等重要的時間斷面：印加帝國末期；賓厄姆開展其南美探險時期；馬克·亞當斯自己重走賓厄姆發現之路的2009年。三個時間，三條線索，信息量巨大。敘述在三個時間斷面間穿插來去，行云流水，讀來全無窒礙。由于具備這種對敘事形式的組織能力，混亂的歷史背景、艱苦的古道跋涉以及細密的人物描畫，得以從容展開。旅行文學的一部經典作品就這樣誕生了。

在《到馬丘比丘右轉》大獲成功之后，馬克·亞當斯又寫了兩本敘述策略比較接近的書，《相約亞特蘭蒂斯》（Meet Me in Atlantis: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in Search of the Legendary Sunken City） 和《冰山一角》（Tip of the Iceberg: My 3,000-Mile Journey Around Wild Alaska, the Last Great American Frontier），都是值得細讀的好書，但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未能超越《到馬丘比丘右轉》。或許因為這種成功本身帶有偶然性，和賓厄姆當年發現馬丘比丘一樣，是可遇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