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阿爾貝·加繆參與《阿斯杜里起義》的創作，時年二十二歲；1960年1月，加繆在前往巴黎的時候殞命于車禍，時年四十七歲。二十五年間，從初入文壇到猝然棄筆，加繆以近似筆記的形式寫下了日記、思考，內容包括文學、哲學、政治、關于人類命運的觀點、寫作計劃、構思、提綱、讀書隨想、花草樹木、風景、游記、交往、偶爾聽到的別人的對話、故事以及對本人作品評論的反應等，共寫了九本學生用的練習簿，其中有些條目，例如第七本，還打印成冊。這九本筆記本中的文字真實生動地表現了作為作家的加繆的創作經歷、思想演變和精神歷程，看似隨手而記，實則精心結撰，何況事后還有修改、補充和刪減等。伽利瑪出版社于1962年、1964年和1989年分別出版了這九本筆記，分為三卷，總名曰《加繆筆記》（Carnets）。九本筆記，分別稱為“筆記本Ⅰ”“筆記本Ⅱ”……直至“筆記本Ⅸ”，兩千五百余個條目，短則一個詞，長則兩千字，有一段竟達三千字，可說是洋洋大觀。本書選擇了近一半的條目，舍棄了引文、提示性的詞語以及因為不明就里而無從猜測的文字等，意在精彩也。 

阿爾貝·加繆

九本筆記本，加繆將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行所為通過簡明扼要、澄澈如水的文字表現了出來，讀來似清流樣沁人肺腑，似雕刻般印上腦際。他是一個小說家、劇作家和隨筆作家，然而他往往以藝術家自稱，作家當然是藝術家，可是一位作家堅持稱自己是藝術家，就不那么當然了。在筆記中，加繆說：“要寫作，在表達上永遠應該稍稍不及（與過相比）。反正勿饒舌。”“真正的藝術品是說得少的作品。”一個人寫作時應該做到的“是學會自我控制”。這是加繆對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對文學寫作提出的要求，往更遠些說，是對人類文字表達提出的要求。加繆是一位“相信文字”的作家，是一位自覺追求風格的藝術家。他的作品是古典主義的大手筆，他的風格是一種“高貴的風格”，是一種“恰到好處”“含而不露”的風格。他談及自己的寫作時，經常見諸筆端的是“限制”“堤壩”“秩序”“適度”“柵欄”等表示“不過分”的詞匯，總之是“勿饒舌”。這種對于“度”的自覺意識，使加繆為文有一種挺拔瘦硬、沖淡清奇的風采。《加繆筆記》就是一個明證。 

《加繆筆記》內頁

“饒舌”，加繆用的是“bavardage”，即為喋喋不休的閑話，譯為“饒舌”，可謂恰當。文壇上確有一部分人，下筆如同呼吸，滔滔不絕，一瀉千里，但是言不及義，難免產生一堆文字垃圾。加繆以為不可。筆記一類的文體，本來就要求簡明扼要，開門見山，一擊便中，但是加繆寫作筆記，不單單是遵循為文的規矩，而且還有意簡單，不說廢話，言簡而意賅。作為一個中國人，譯者雖不才，但是與加繆不免心有戚戚焉。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說：“敏于事而慎于言。”這都是每一個中國人應牢記在心的古訓。就為文而言，清人劉大櫆的主張就更與加繆跨越時空相視而笑了。他說：“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露則簡，故簡為文章盡境。”他把為文的“老”“意”“辭”“理”“味”“氣”“品”“神”諸般一一說到，最后歸結為“文章盡境”，可以說是對“簡”字的鞭辟入里、全面深刻的理解。可見無論古今中外，作文的道理是一致的，即“勿饒舌”。

如果說筆記體的文字要求當日事當日記，勿饒舌是其固有的品格，《加繆筆記》還不足以印證加繆的主張的話，那么試舉小說《局外人》為例，以說明之。“勿饒舌”的主張是加繆在1938年8月（？）提出的，那時他已開始創作《局外人》了。實際上，遠在1935年，加繆就有了寫作一部關于“自由的人”作品的念頭，到了1938年，《局外人》的大量的細節就出現了，1940年5月，書完成了，名之曰《局外人》，1942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至今仍居暢銷書之列，雖然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暢銷書。從孕育到呱呱墜地，一件作品經過了七年的醞釀和磨煉，譯成中文僅僅五萬余字，可謂精練到了極致。《局外人》具有古典主義的澄澈，文筆老到，意圖真誠，詞語懇切，道理恰當，滋味清淡，氣勢蘊藉，品格高貴，精神深遠而含蓄不露，無一廢詞綴句，所以甫一問世，即好評如潮，歷七十五年而不衰，可以說是“勿饒舌”之典范。“真實的藝術品是說得少的作品。”《局外人》是一件真實的藝術品，它說得少，可它含義雋永，對它的解說連篇累牘，至今似乎還沒有窮盡。

1957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落在了加繆的頭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貧窮的，但是他從不抱怨，不追求也不羨慕有錢人的生活，而是盡情享受大自然的不費分文的饋贈：陽光和大海，堅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他蔑視的是富人的炫耀，捍衛的是窮人的尊嚴。他在《筆記本Ⅶ》中寫道：“我最喜歡的十個詞，答案：世界，痛苦，土地，母親，人，荒原，榮譽，貧窮，夏天，大海。”“貧窮”赫然位列其中。這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概括了加繆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加繆對世人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寧可貧窮而自由，不要富有而為奴。當然人人都愿意富有而自由，這就是有時候使他們既貧窮又為奴的原因。”他不想空洞地頌揚貧窮，只想自由地生活而甘愿貧窮，以保持精神上的獨立。“貧窮是一種以慷慨為美德的狀態。”慷慨者，不吝嗇之謂也。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簞食瓢飲居陋巷，回也不改其樂”的故事。這故事在過去是一樁美談，不知今日變成了什么。現代人為什么不幸福？司湯達說，是因為我們“虛榮”。虛榮導致貪婪，貪婪引發逐利，逐利形成了靈與肉的分裂。信矣！

加繆從不攀附權貴，正相反，他以此為恥。1953年4月，他的妻子接受了法國總統奧里奧爾的午餐邀請，加繆得知后很生氣，并在一次旅行中向母親講了這件事。母親問他吃了什么，他說什么也沒吃，因為他們拒絕了邀請。加繆的母親說：“這很好，兒子，這些人和我們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說得多好！加繆一向不理解巴黎有錢人的生活，他不習慣上流社會甚至知識界的生活，他只在印刷和排字工人中間感到自在，視他們為朋友。他在筆記的第七本中寫道：“在阿爾及爾，別墅區內的高墻上開滿鮮花。這是另一個世界，我在那里感到被流放。”“另一個世界”，說得多好！這與他拒絕法國總統的午餐邀請出于同一機杼。加繆出身貧寒，但是他認為他的家庭“有一種高貴的氣質”，身處有錢人的世界無異于一種流放。以一種平常心看待財富與地位，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甚至有些以“民主”為標榜的人以見到廢帝為榮，口稱“皇上”，說不定還沾沾自喜呢。“巴黎是一座叢林，那里的野獸很難看。”所以，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在普羅旺斯的盧爾馬蘭買了房子。加繆是一位藝術家，堅信“是藝術和藝術家重建了這個世界，但永遠是懷著一種抗議的背后意圖”，所謂“背后意圖”乃是一個“反抗的人”對抗和批判一個“荒誕的世界”，最后達到“博愛”和“幸福”，而這種對抗和批判不能直接地說出來，因為“藝術的活動有其廉恥。它不能直接地把事情說出來”。所以加繆才說：“我為什么是一個藝術家而非哲學家？因為我根據詞句而非概念來思考。”他從具體的事物出發，也就是說他從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出發來進行有血有肉的思考。在他的眼中，藝術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藝術）是我們這個無序的種族產生的有序的產物。這是千百個哨兵的吶喊，千百座迷宮的回聲，這是人們無法遮蓋的燈塔，這是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尊嚴給出的最好的見證”。《加繆筆記》是否一種見證？我想起碼加繆是懷著這樣一種心情寫出了攀登藝術高峰過程中的艱難的行走與攀爬。《加繆筆記》止于加繆剛過四十六歲的時候，所記錄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充滿了痛苦與歡樂的旅途。令人扼腕的是，一個絢爛之后漸趨平淡的人竟然折戟于盛年，豈非荒誕乎？

……

瑞士阿爾卑斯山間的路旁常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這樣一句話：“停一下吧，欣賞啊！”立牌子的人深諳旅游者的心理，他希望那些乘車的、騎馬的、徒步的人，都暫時停下自己的腳步，喘一口氣，好好觀賞這雄渾而綺麗的風景：山間的湖泊，倒掛的瀑布，峰頂的積雪，碧綠的草場，絢爛的野花，挺拔的松柏，悠閑的牛羊……我很希望能有這樣一塊牌子，寫上這句話，讓你在這一部《加繆筆記》的選本面前，“停一下吧，欣賞啊！”在你一生的旅途上，或是一馬平川，或是崎嶇山路，的確需要喘一口氣啊！當然，我愿意再加上一句：“理解啊！”

《加繆筆記：1935-1959》（精選集），【法】阿爾貝·加繆/著 郭宏安/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本文為翻譯家郭宏安所譯《加繆筆記：1935-1959》（精選集）的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