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后我才發現，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沒用，女性會因為外貌和身材被別人指指點點。有的女性可以僅僅因為漂亮可愛就廣受歡迎。上高中時，我還堅信人只要努力一定有回報，很久之后才明白過來，原來世界并非如此。”

已42歲的川口澄子這樣說。

在《日本貧困女子》（飯島裕子著，新星出版社）中，川口澄子的情況不算太差。她擅長英語，在大學當了10年非正式雇傭（書中有見習生、合同工、臨時工、日工等多種職業分類，待遇不同，作者統稱為非正式雇傭），一度收入不錯。

在日本，非正式雇傭意味著隨時可能失業。21世紀以來，20—40歲的就業者中，1/3屬非正式雇傭。其中，42%的女性如此，遠多于男性（28%）。她們平均年收入147.5萬日元（約8.6萬元人民幣），只及男性非正式雇傭（222萬日元，約12.9萬人民幣）的2/3。

一旦成為非正式雇傭，便很難再成為正式工。“非正式雇傭—失業—為省錢與父母合住—自我迷失—找更差的非正式雇傭—再失業”成為一條標準的向下通道。

其結果是：日本女性依然要靠婚姻改變命運。

川口澄子的月薪不足12萬日元（約7000元人民幣），“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沒有成家……我現在沒有一樣能讓自己踏實的東西，太痛苦了”，但她只能“假裝自己在享受獨身生活”。不論是官方統計，還是社會救助，都不將她視為貧困者。

社會為何忽視貧困女子

在日本，“女性貧困”是一個很少被提起的議題。

一方面，女性貧困率“并不是最近幾年突然上升的，而是20年前就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她們的貧困一直被視為個人問題，而非社會結構問題。

表面看，日本女性可與父母同住，大大減少支出，而在文化上，男性絕不可如此。女性似乎享受了“優待”，但也掩蓋了嚴重的家庭暴力問題。

家庭暴力有時是直接的，有時是迂回的。因屢屢失業，27歲的小谷由紀長期忍受父母的嘮叨，精神趨于崩潰，她不得不搬到網咖、漫咖、KTV去住，“存款花完之后，還睡過公園”。

在日本，單身女性在街上停留時間略長，會遭遇男人騷擾，許多貧困女子只好“想開了”，從此在自我譴責、恐懼中度日，直到找到下一個非正式雇傭的工作。可非正式雇傭的收入太少，工作又很辛苦，一些貧困女子偶爾會想念“想開了”的日子。

很多女性沒意識到自己貧困——住在父母家，暫時衣食無憂。可一旦父母去世，她們立刻陷入困境（甚至有人餓死），代價是忍受親人的冷漠、語言暴力等。即使父母完全接納，宅女們也會因長期無緣社會，產生社交恐懼癥等。

作者特別使用了“關系貧困”一詞——她們目前生活無憂，貌似自立，甚至可以擁有奢侈品，但在社會性上，已落入赤貧。

條條大路通向女子貧困

陷入貧困的女性，多以輟學為始。

一旦輟學，便很難再與社會建立聯系，隨之喪失自信，進而失去外出的勇氣，落入越來越孤立的惡性循環。日本文化對女性輟學較寬容，認為是“新娘修習期”，少有人探究為什么她們不愿繼續學業——部分女孩源于家庭貧窮；此外曾在學校遭霸凌，自我被徹底推倒。

霸凌的可怕之處在于，它會造成持久的傷害。有的女孩初中遭遇霸凌，短大（短期大學，近似中國的大專）時才輟學。此時已遠離霸凌者，亦無法追責。

上世紀60年代起，日本經濟騰飛，女性就業前景看好。1995年，日本雙職工家庭數量首次超過傳統的“男主外”家庭，很少有人意識到，其中存在結構性的缺陷：

其一，女性只有擁有高學歷，才有職場機會。OL（辦公室女郎）受追捧，輟學女孩卻很難找到體面的工作。“高學歷=好工作”引發女性的“軍備競賽”，考上大學本科的女生一度超過男生。

其二，當時日本女性單身率不足2%，“結婚后就辭職”是常態，男女之間競爭相對較小。

1985年，日本通過《男女雇傭均等法》，主張男女就業機會均等，儼然是“文明一大步”。可隨著女性單身率的迅速增加，許多女性不再退出職場，此外IT業發展，企業對辦公室文員的需求驟減，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女性就業形勢迅速惡化。

比如書中寫到的草柳明子，原本是端“鐵飯碗”的公務員，因女性升遷極難，她先后四次被調換部門，每次調換，都要花很長時間適應新工作。最后，她被安排到水道科，需要經常外出，因不熟悉情況，她飽受同事指責，不久，罹患“心因性反應”——巨大壓力下的精神損害。

病假結束后，草柳明子依然難適應新工作，申請調回原部門，又被駁回。在部門領導逼迫下，她只好辭職。沒有正式工作，只好接受非正式雇傭。幾次求職失敗，她申請了精神殘疾人證明，得到就業照顧——在一家超市工作了5年。雖然月薪僅11萬元（約6500元人民幣），她卻極為珍惜。

在采訪中作者發現，草柳明子常聽不清問題，一旦明白問題是什么，回答極具條理性。可見，她不是能力差、智商低，而是太緊張。

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出現了許多“女人當男人用”的黑心企業，大多數貧困女子在職場中遭遇霸凌，使她們很難在職場中充分發揮。

難以掙脫的三重枷鎖

日本職業女性背負了三重枷鎖，即：文化枷鎖、社會枷鎖和制度枷鎖。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從誕生第一天起，就被定義為家庭成員，而非獨立個體。

有的日本議員甚至公開宣稱：“女人就是生育機器”。女性被看成“特殊的人”，被加以各種“區別對待”，卻被離奇地解釋成：這是對她們的“關愛”。不論女性在職場中怎樣的成功，都會被無視。日本女性平均工資遠低于男性，在男人們看來，純屬天經地義。

在社會上，職場霸凌、家庭暴力被視為“教育”的一部分，得到容忍。

日本女性是非正式雇傭的“重災區”，一到可以轉為正式工的年限，就意味著被解聘。政府試圖介入，但對3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只能建議和警告，無法處罰。

因經濟低迷，越來越多的日本男性因收入不足，只愿同居，不愿結婚，致使單親媽媽的數量增加。單親媽媽承擔著職場與育兒的雙重壓力，日本卻未建立匹配的社會支持體系。如果單親媽媽對孩子缺乏耐心，難免引起社會風暴，成為千夫所指。總之，孩子是日本的未來，單親媽媽則什么也不是。

男性可以用暴力結束同居關系，女性卻很難這么做，一旦被拋棄，她們往往陷入貧困。

在制度上，受“整體有缺陷，卻問責個體”的思路影響，長期無法達成解決方案。

貧困女子本是制度困境的結果，但女性們自己不敢主張，男性們又選擇性無視，導致問題積重難返。從本書訪談可見，大多數貧困女子因長期加班，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受損，可她們喊累，卻遭指責：還是沒融入到工作中，應該多反省自己。為什么男員工就不抱怨呢？

男員工不抱怨，因為他們的妻子承擔了全部家務勞動，兩個人打一個人，職場女性怎么可能贏？

“一億總活躍”

問題的關鍵，源于日本政治的道德自嗨情結。

日本通過《男女雇傭均等法》的1985年，還出臺了《勞動者派遣法》，打開了非正式雇傭的閘門，企業的社會責任被大大削減。如果說，前者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愿景，還算“進步”的話，后者則為“同工不同酬”打開方便之門，將前者的努力清零。

在日本，同樣是女性，正式工與非正式雇傭之間差異巨大，前者有孕期照顧、豐厚收入和穩定工作，后者則毫無保障，卻比正式工承擔更多工作。

如此擰巴，體現了現實與理想的分裂。

現代國家基于契約形成，但日本政客執著于傳統，熱衷壟斷道德解釋權。于是，在虛幻的“男女平等”的泡沫下，貧困女子成為犧牲品。

隨著越來越多的貧困女子不愿生育，日本連續出現11年人口負增長。于是，日本又推出“一億總活躍”的育兒支持計劃，在結婚、生育、子女教育等給予補貼。時任官房長官的菅義偉表示：“希望媽媽們以積極生育的意愿為國家做貢獻。”在中小學課本中，加入鼓勵生育的內容。

制造這類“現代迷信”，無非是想把女性留在“工作—結婚—辭職—生兒—撫養孩子”的、傳統的人生路線上，潛臺詞是：只承認家庭，不承認個體。

于是，超20%的單身女子將繼續作為犧牲品，她們的貧困與孤獨，因為沒被看到，就被當成不存在。道德的天空下，只有一個是正確的，其他都算歧途。這意味著：在走出中世紀之路上，日本還需更多跋涉。

解決問題的前提是看到問題、重視問題，是回歸理性，多想解決方案，少套道德辭令。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日本貧困女子》雖是小書，所指卻是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