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法國作家夏爾·波特萊爾（也譯作波德萊爾）誕辰200周年時，恰巧找到一冊早年淘得的《惡之花掇英》，譯者為戴望舒先生。此書是國內第一個中譯本，由懷正文化社初版于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3月，列入劉以鬯主編的“懷正文藝叢書之三”，這套叢書還有熊佛西長篇小說《鐵花》，李健吾戲劇《好事近》，許欽文短篇小說《風箏》，趙景深論文《洋文學近貌》，施蟄存散文《待旦錄》，費穆戲劇《浮生六記》，豐村短篇小說集《望八里家》。

既為“掇英”，就是有選擇性地部分翻譯，或是重要篇目，或是譯者喜歡的詩章。事實是，在這冊譯著中，戴望舒只譯了24首詩歌，印成薄薄的一冊，而且，前面三分之一篇幅譯了梵樂希（今譯瓦雷里）的《波特萊爾的位置》。這說明，望舒先生很看重這篇文章，專門譯出，不惜篇幅地把它放在該書最前面。

瓦雷里在長文開頭就寫道：“波特萊爾是到了光榮的頂點。這不到三百頁的小書《惡之花》，在文士的評價中，是和那些最著名和最廣闊的作品等量齊觀的。它被翻譯成大部分的歐洲語言，這是一個我要來談一談的事實，因為我相信，在法國文學史上，這是前無古人的。”接著，他把波特萊爾與同時代詩人如雨果、馬拉美、愛德加·愛倫·坡、蘭波等作了詳細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波特萊爾的詩的垂久和至今不衰的勢力，是從他的音樂之充實和奇特的清晰而來的。它差不多永遠保持著又開展著那使它與一切散文有別的，一種可佩的純粹的旋律線條和一種完善地持續著的鳴響”。詩就是詩，不是散文，詩有它的音樂節奏。這是波特萊爾發出的明確的詩歌創作規范。

這應該是瓦雷里最早為法文版《惡之花》寫的一篇評論。瓦雷里（1871—1945）是法國重要的象征派詩人，他結識馬拉美后，深受其影響，但又知道，是波特萊爾深刻影響了馬拉美。瓦雷里以詩集《年輕的命運女神》一舉成名，他的詩富有哲理，傾向于內心真實，追求形式的完美。應該說，他的詩觀與波特萊爾是相近的，由他來評述波特萊爾是最合適的、最精到的不二人選。

我們來看看波特萊爾的詩：“在一片沃土中，那里滿是蝸牛/我要親自動手掘一個深坑洞/容我悠閑地攤開我的老骨頭/而睡在遺忘里/如鯊魚在水中”（《快樂的死者》），再如：“秋天暖和的晚間，當我閉了眼/呼吸著你炙熱胸膛的香味/我就看見展開了幸福的海洋/炫照著一片單調太陽的火焰”（《異國的芬芳》）。

有人說，波特萊爾的詩反映了19世紀法國社會現狀。他揭露了許多社會陰暗面，妓女、乞丐、盲人，惡魔、憂郁、恐怖，他犀利的筆，挑開了腐敗社會的遮羞布，在一片充滿惡意毒汁的土壤上，只能開出一種病態的花《惡之花》，但這是真實之花，這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詩歌中的回歸。在詛咒那個罪惡的社會時，表現出詩人的正義、真誠和善良。同時也寄予詩人的向往：“幸福的惟有能夠高舉起健翅/從他們后面飛向明朗的天空”。讀波特萊爾的詩，讀者的心靈不會輕松，很少鮮花和美酒，月色和歌吟，卻有另一種美感，即真與力形成的沖擊波，讓人震撼、清醒、思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波特萊爾的作品開始譯介到中國，早期有王了一（王力）的《惡之花》譯作，他以中國古典詩形式的翻譯，發表在刊物上，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戴望舒雖只譯了一小部分，但已成《惡之花掇英》一書。之后，陳敬容譯了40首，比戴譯略多。而錢春琦、郭宏安則出版了全譯本。在對比了幾種譯著后，有專家覺得，還是戴望舒的譯作更好。作為“雨巷詩人”，他的遣詞更會體現詩句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注重韻律和節奏，把詩譯得更像詩。當然，陳敬容是“九葉派”詩人，其譯詩也有她的特色。我有時也看一些譯詩，感到中文譯詩太難了，很難原汁原味地譯出原詩的韻味。但凡翻譯家與詩人的譯作進行比較，詩人譯的詩明顯勝出一籌，因為詩人更懂詩，正如波特萊爾所說：“只有詩人才能理解詩人”。

波特萊爾1821年生于法國巴黎，也是命運多舛。幼年喪父，母親改嫁，這對他的精神世界和創作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所幸他從生父那里繼承了一筆遺產，得以維持生活和創作。1866年在比利時不幸跌了一跤，造成偏癱重癥，第二年就在巴黎去世，只活了46歲。1857年，他出版了自己編定的《惡之花》。1861年和1868年，該書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今年，在他誕生200周年之際，法國郵政當局將發行一枚紀念郵票，出版界將推出《惡之花》的新版本。

戴望舒在《惡之花掇英》后面，寫有《譯者后記》，說道：“對于我，翻譯波特萊爾的意義有這兩點：第一，這是一種試驗，來看看波特萊爾的堅固的質地和精巧純粹的形式，在轉變成中文的時候，可以保存到怎樣的程度。第二是順便讓我國的讀者們能夠多看到一點聽說了長久而見到的很少的，這位特殊的近代詩人的作品。為了使波特萊爾的面目顯示得更逼真一點，譯者曾費了極大的、也許是白費的苦心。兩國文字組織的不同和思想方法的歧異，往往使那同時顯示質地并再現形式的企圖變得極端困難。而波特萊爾所給予我們的困難，又比其他外國詩人更難以克服。”這就道出了翻譯這本詩集的苦衷，譯者仿佛在攀登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他接著寫道：“對于指斥波特萊爾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憂慮他會給中國新詩以不良的影響等意見，文學史會給予更有依據的回答。而一種對于波特萊爾的更深更廣的認識，也許會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見解。”戴望舒非常自信，把波特萊爾介紹給中國讀者，會產生積極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