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間，一部由中國文言翻譯的法國小仲馬長篇《茶花女遺事》面世。該書以新舊之間的古文筆意，傳達出委婉曲致的異國風味，對于少見外國小說的讀者，顯得十分別致，因而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這次翻譯的成功，激發譯者又先后翻譯出多國作品180余部。這些作品，不僅影響了當時一大批讀者，更改變了當時人的傳統觀念，使小說這種體裁日漸受到人們重視。可有意思的是，這位開一代時風，后來被人稱為“著名”翻譯家的人物，卻是一個全然不識外文的“外文盲”。

這位不識外文的著名翻譯家，就是當時以古文馳名的作家林紓。林紓字琴南，當時人及后人多以“林琴南”稱之。他出生于福建閩侯縣一個貧窮的農家，一家九口，靠母親和姐姐做女紅謀生。林琴南從小好學，曾一度在福州書院念書。1879年27歲時考中秀才，1882年高中舉人，與后來成為溥儀偽滿洲國內閣總理的書法家鄭孝胥同榜。中舉人之后，林琴南在科場上不再得志，1883年至1889年間曾七次進京會試均告落第，這對他是很大的打擊。

翻譯為遣心中憂

1895年時，林琴南母親患病去世；1897年妻子也因患肺病去世。此后的兩年中，其長子、長女也患肺疾，令林琴南憂患交加。就在此時，一個使他從事翻譯外國作品的契機出現了。

林琴南喪偶之時，朋友大都非常關心。妻子去世的第二年（1898年），一位名為王曉齋的學人從法國巴黎歸來。在與林琴南見面時，向林談及法國作家大、小仲馬父子的作品，尤對小仲馬《茶花女馬克格巴爾遺事》極力稱贊。林琴南朋友魏瀚聽說后，便請林琴南翻譯這部著作。這其中一是對林文筆的信任，另外亦是希望借此排遣一下他數年的憂懷。對這種譯述，林琴南沒有把握，便極力推辭，魏瀚卻再三請求，弄得林沒有辦法，他便半開玩笑地說，你要我來譯述，須請我游石鼓山才行。魏瀚當時正在馬江一帶主持船政工程處，手中有錢有權，便慨然允諾。夏秋之間，魏瀚買了一條船，帶上通曉法文的王曉齋，在逛石鼓山的同時，開始了由王曉齋口述文意，林琴南組織文句的極特別翻譯工作。

《茶花女》一書，是法國名作家小仲馬的代表作。它通過女主人公瑪格麗特（今譯名）由純潔善良的農家姑娘，終于被生活所迫淪為娼妓的過程，對彼時的社會風貌進行了揭示。作者在刻畫角色時，細膩地描繪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充滿了濃烈的抒情色彩。林琴南在翻譯此書時，最初的確有不負朋友好意，希望排遣心情的意思，但在翻譯過程中，卻隨著女主人公的際遇而情不自禁起來。他的譯筆雖是文言，但卻極力追摹原作，將其中纏綿凄婉的情調表現得頗為充分。后來有學者指出，這其中大約與林琴南當時哀婉的心情有關，因而翻譯起來，情意相同，文筆也深具追魂射魄之力。

該書翻譯成之后，林琴南并不十分自信。在為該書寫出版“小引”時，他只以百字左右簡單敘述了一下翻譯情景：

“曉齋主人歸自巴黎，與冷紅生（林紓號）談巴黎小說家均出自名手，生請述之，主人因道仲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馬克格尼爾遺事》尤為小仲馬極筆。暇輒述以授冷紅生，冷紅生涉筆記之。”

但是，該書出版后的反響卻出乎譯者及友人所料。《茶花女遺事》于譯成的第二年（1899年），由玉情瑤怨館木刻印出。一時間，在讀書界引起很大反響。在讀書人的眼中，這文章是傳統的古文，合乎自己的閱讀習慣，而內容，又充滿異國情調，充滿了中國書籍中難見到的細膩婉曲的情節、情感描摹，這兩者結合形成張力，極大地吸引、感染了讀者。

出版成功后，林琴南才懷想起當時翻譯的情景來。后來在一篇文章中，他這樣言及此事：“回念身客馬江，與王子仁（即曉齋）譯《茶花女遺事》，時則蓮葉被水、畫艇接窗，臨楮嘆喟，猶且弗釋，矧長安逢秋，百狀蕭瑟。”表達出對那一段生活的難以忘懷。翻譯家本人如此感受，可后來者在總體研究了其多數翻譯作品后，對這部《茶花女遺事》的文字，表達了這樣的認知：“在林譯第一部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里，我們看得出林紓在嘗試，在摸索，在搖擺。他認識到，‘古文’關于語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說放棄），小說就翻譯不成。為翻譯起見，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說以及筆記的傳統文體和當時流行的報刊文體。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還是積習難改，他一會兒放下，一會兒又擺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慣手的林紓和翻譯生手的林紓仿佛進行拉鋸戰或蹺板游戲；這種忽進又退、此起彼伏的情況清楚地表現在《巴黎茶花女遺事》里。”與林琴南后來暢達的譯筆相較：“那可以解釋為什么它的譯筆比其它林譯晦澀、生澀、‘舉止羞怯’……古奧的字法、句法在這部譯本里隨處碰得著。”（按，此段文字引自錢鍾書《林紓的翻譯》）初期的“羞怯”探索到后來日漸自如成熟，順理成章。

胸中自有小說筆

因翻譯此書的成功而一發不可收，林琴南開始了近乎職業的翻譯活動。以《茶花女遺事》打頭，數十年間，林琴南先后與十數人合作展開，終于翻譯各國作品180余部。這其中有許多是優秀作品。如西方著名的《伊索寓言》，塞萬提斯的《魔俠傳》（《唐·吉訶德》），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狄更斯的《孝女耐爾傳》（《老古玩店》），斯托的《黑奴吁天錄》（《湯姆叔叔的小屋》），哈葛德的《迦茵小傳》；他還翻譯有數種莎士比亞的劇本，介紹了荷馬的《伊利亞德》《奧德賽》，還翻譯有巴爾扎克的幾個短篇，托爾斯泰的幾篇小說……總之，翻譯國度之多，著作之廣，在當時絕無僅有。

林琴南能翻譯出大量作品，和他的文字功底扎實，又能極快落筆有關。他在文章中自述，說自己是“耳受手追，聲已筆止”。就是當口述之人剛剛譯出意思，他筆下的文字已經結束，真不可思議。他筆下太快的結果，從好處說，就是文章大都氣韻貫通。他的翻譯，能抓住并吸引人，情節生動，連貫一氣很是重要；另一方面，他翻譯的錯落、誤譯及刪節等問題，也極為顯著。林琴南本人也是作家，在翻譯中有時還忍不住“技癢”，“聽”到作者文筆欠生動，自己便添油加醋一番，使故事情節更為細致精彩，這樣的“參與”結果，甚至使后來一些能讀原文者，仍愿意復習閱讀林琴南的翻譯，以為比讀一些忠實的譯本要有意思得多——雖然這談不上翻譯的正途。

林琴南的翻譯，為中國讀書人開辟了一大片新天地，因而引發很大反響。一些出版他譯本的書局，也因此而大發其財。作為譯者的林琴南，自然也獲得了豐厚的報償。當時的稿酬，一般較高的也就是千字兩三元，但主要出版林琴南譯本的商務印書館，卻開出了千字十元（當時十元，大約可買上等白粳米160斤）的高價。并且來者不拒，從不挑剔，這大約也是促使林琴南大量快譯的重要因素。因為報酬收入豐厚，他的朋友陳衍甚至戲言他家為“造幣廠”。

在當時，林琴南以他的翻譯，造成極大影響。學者鄭振鐸曾對其翻譯貢獻，作了幾點總結：由于林紓翻譯大量小說進來，“第一……一部分的知識階級，才知道‘他們’原與‘我們’是同樣的‘人’”；第二，當時人認為我們不過武器等物質不及“西人”，“至于中國文學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麗的……”由于林紓的翻譯，“于是大家才知道歐美亦有所謂文學，亦有所謂可與我國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

“第三，中國文人，對于小說向來是以‘小道’目之的，對于小說作者，也向來是看不起的……林先生則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見解。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為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之后，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可以說，是“林譯”讓后來一大批文化人或從事，或特別關注到小說這種體裁。

林琴南的翻譯影響了一大批著名學人、作家，這貢獻幾乎無人可以替代。魯迅與其二弟周作人后來翻譯《域外小說集》，就是受到林琴南翻譯的影響。1932年，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說：“《域外小說集》發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與周作人還在日本東京。當時中國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譯的外國小說，文章確實很好……”這樣的評價，從也是文學大家的魯迅口中說出，分量可不一般。

另一文學巨匠郭沫若，第一次讀林譯的《迦茵小傳》時感動得流淚。后來他在文章中說：“林琴南的小說，在當時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種讀物……《迦茵小傳》怕是我所讀過的西洋小說的第一種。這在世界的文學史上并沒有甚么地位，但經林琴南的那種簡潔古文譯出來，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

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不僅早年讀林琴南譯的小說，后來還專門對林的翻譯做了一段研究，寫出了《林紓的翻譯》這樣的名文。他在文章中說：“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錢鍾書后來修習多種語文，其誘因，據文章中講：“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這樣吸引人的程度，大約是林琴南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