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7月，谷崎出生于東京的一個商人家庭，祖父是家業的開創者，經營過旅館和活字印刷所，可是到了他父親手里，家道日趨衰落，最后日常的營生也變得頗為窘迫。1892年，他進了附近的阪本尋常高等小學念書。當時日本的教育體制，小學中的尋常科是四年制，高等科也是四年制，總共八年，中學四年，高等學校（勉強可稱作高中）四年，之后進入大學。谷崎的少年時代，全日本僅有一所大學——東京帝國大學（1886年建立，被命名為帝國大學，1897年改稱東京帝國大學，二戰后正式定名為東京大學）。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谷崎在幼小的時候便顯現出了不同尋常的天分，求知欲強，領悟力高。 

谷崎潤一郎

在他8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國的存在，這便是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全日本都為之狂熱起來。但幼小的谷崎不解為何會有這樣的一場戰爭，于是某日在吃晚飯時向父親詢問。父親興致很高，滔滔不絕地跟他說了一大通話。他事后回憶說：“不過說老實話，父親的解說太難了，我理解不了。我覺得最匪夷所思的是，東學黨叛亂是發生在朝鮮的事，為什么日本一定要出動軍隊呢？而且日本的軍隊到了朝鮮，還要跟中國的軍隊交戰，這又是為什么呢？這個道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p>

在他的少年時代，直接與中國有關的體驗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漢學的習得，另一個是與中國飲食文化的接觸。

先說漢學的習得。日本對漢學，即有關中國的文史知識、中國古典文化的學習，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遣隋使、遣唐使的時代。在飛鳥時代、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前期日本有專門學習中國典籍、培養高級官僚的官方學校“大學寮”等的開設。武家當權的鐮倉幕府時代，在僧侶階級中興盛的“五山文學”差不多就純粹是漢文學。后來稍有式微，在江戶時代再度勃興，朱子學被幕府定為“正學”，傳統的儒學或新興的“宋學”普遍為朝野接受，對中國歷史典故的熟悉一度被看作是是否有學養的標志。明治以后，日本的主流社會開始服膺西洋文明，儒學以及中國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阻礙日本社會進步的負面因素，中國的形象在日本社會中也越來越低落，日本的漢學家逐漸被邊緣化。不過，長期的文化影響不可能一朝消散。江戶時期極為興盛的漢學到了明治時代即便成了強弩之末，也仍然有一定的勢力。谷崎的少年時代，漢學的鼎盛期自然早已過去，然而余韻猶在，漢學的教養仍被看作躋身中上流社會的身份標志，雖然它的色彩已經逐步褪落。

谷崎在漢學上的啟蒙者有兩個。一個是他小學高等科的班主任稻葉清吉，另一個是他小學快畢業時去上的一家私塾的漢學先生。稻葉并不是一個舊時代的冬烘先生，而是一個新式師范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卻對古典文化感興趣，自己也想成為一個志趣高雅的哲人賢士。他不愛穿西服而常穿和服，懷里揣著的不是中國的古書就是禪宗的經典，或是日本的古籍。比起文學來，他更醉心于哲學和思想，尤其對于王陽明的詩文幾乎奉若圣書。谷崎評論說：“稻葉老師的漢文素養，即便在比現在水準要高的當時，也遠在一般小學教師的水準之上吧?！惫绕榛貞浾f，稻葉老師在青木嵩山堂購買了一套十卷本的《王陽明全書》，有時候帶一卷到學校來，教谷崎讀解，谷崎至老年仍然記得的語句有：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還有諸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等警句。谷崎還常常見到稻葉手里拿著弘法大師（空海）的《三教指歸》和道元禪師的《正法眼藏》。他還把朱熹訓誡弟子的一首詩讓谷崎背誦：“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边@些兒時習得的漢詩，幾十年過去了，谷崎仍可輕易地背誦出來。在稻葉老師的親炙下，谷崎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漢學熏陶。另一個老師野川則會對他說起楚漢之爭時的鴻門宴、垓下之戰、四面楚歌等故事。這些在無形中塑造了他心靈中的中國情結。

在谷崎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家里估計難以供他念中學，為了多補充一些知識，就讓他在上學之余去漢學私塾和英語學校學習。他上的漢學私塾叫秋香塾，規模不大，講課的只是一個六帖（11-12平方米）大小的房間，主講的是一位蓄著長須的六十來歲的老翁，有時也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女子來代講（谷崎后來聽說是老翁的小妾）。在秋香塾里，谷崎先后學習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十八史略》《文章規范》等。塾師并不講解，只是按照日本訓讀的方法教學生念。幾十年之后，谷崎仍然記得《大學》中的句子：“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為修身正其心?！钡侵皇歉?，谷崎并不能滿足，就時常向老翁或年輕的女子發問，他們有問必答，且講解簡明易懂，由此加深了少年谷崎對中國古典文化的理解。私塾里所讀的《十八史略》可以說是谷崎了解中國歷史的啟蒙書。此書是元代曾先之所著，將《史記》以來至宋代為止的各種官修史書濃縮而成，后來又不斷有人為之補充修訂，使其更為完備。原來只是一部作者名不見經傳的民間編撰，卻因為其言簡意賅、文筆流暢，到了明代大為流行。這部書在室町時代傳到了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歡迎。至江戶時代，該書被各個藩的官學定為教科書。于是無論宮廷還是民間，幾乎人手一冊，成了學習中國歷史的入門書，其影響甚于中國本土。谷崎最初有關中國歷史的知識，大抵是從其中習得的。有時候里面有些難以讀解的字詞，他就回家詢問母親，不意平民出身的母親竟然也可以為他講解，這使得谷崎深有感慨地認識到：“說起來，在那個時代，即便是一般的市民，只要家里經濟上稍有些余裕，就像今天大家學習英語那樣，都會讓女子去學習漢文，我母親大概就是在年輕的時候獲得了這些教養的吧。”

由于早期的漢學教育和習得，谷崎在少年時就能作漢詩了。1901年剛剛考進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的他（15歲），在學校的《學友會雜志》上發表了幾首漢詩。第一首題曰《牧童》，茲摘錄如下：

牧笛聲中春日斜，青山一半入紅霞。

行人借問歸何處，笑指梅花溪上家。

后兩句明顯是借用了杜牧的“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意境和句式。詩雖然寫得淺白，卻也可看出谷崎至少是讀了不少唐詩宋詞，有了一定的底蘊。他另有一首《殘菊》。

十月江南霜露稠，書窗呼夢雁聲流。

西風此夜無情甚，吹破東籬一半秋。

這首詩相對就要高明不少，尤其是后兩句。詩中用了“江南”一詞，日本并無江南之說，這顯然也是受了唐以后中國詩風的影響。而其時，谷崎還只是一個15歲的少年。

少年谷崎的另一個有關中國的體驗，可以說在他的時代里差不多是絕無僅有的，那就是與中國食物、中國菜肴的接觸。他進入小學時認識了一位同班同學、后來結為終生之交的笹沼源之助，其父親是東京最早的一家中國餐館偕樂園的經營者。通過這層關系，谷崎成了這一時代最早體驗到中國滋味的日本少年之一。位于東京橋龜島町的偕樂園開業于明治十六年（1883），當年的廚師主要是來自長崎的中國人后裔和較多接觸中國飲食的幾名日本人。即便是在鎖國的江戶時期，幕府仍然允許在長崎一隅與中國人和荷蘭人做有限的貿易，從中國人集聚區“唐人屋敷”中流傳出來的中國菜肴演變成融入了日本元素的“桌袱料理”，即不完全采用中國的桌椅形式，場地仍是榻榻米的房間，但有一張低矮的圓桌，人們席地而坐，食物的烹制以中國菜肴為基調，肉食也是被允許的。明治以后，最初在日本出現的中國料理，基本上還是長崎那邊傳過來的“桌袱料理”的樣式，后來隨著中國移民的增多，才逐漸演變為比較地道的中國菜。源之助帶到學校來的午餐便當大抵是中國菜，諸如紅燒肉丸子、糖醋排骨等，而明治以后肉食禁令雖已解除，但在谷崎的孩童時代，肉食尚未普及，且谷崎其時已是家道中落，帶來的便當多是素食，兩人經常交換食物，谷崎由此較早品嘗到了中國料理。后來谷崎也常跟著源之助到偕樂園去玩，免不了也能獲得中國菜的犒勞。1907年他在第一高等學校英法科念書時，在經濟上還時常得到源之助父親的援助。后來谷崎頗有感觸地說：

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中國菜。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跟東京著名的中國菜館偕樂園的老板，自孩提時代起就是同學，常去他的家，嘗過那里的菜肴，于是就徹底喜歡上了那里的滋味。我懂得日本料理的真味還在其后，我覺得即便跟西餐相比，中國菜的美味也遠在其上。

這種獨有的體驗不僅拉近了谷崎與中國的距離，并且讓他萌發了對中國比較強烈的好感。這樣的體驗和情感，在同時代的日本人中是比較鮮見的。

1908年9月，22歲的谷崎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學習，以后便沉潛于文學創作。1910年，他在《新思潮》上發表了《刺青》和《麒麟》，受到了當時影響頗廣的《中央公論》雜志社總編輯的賞識，便成了該雜志的長期撰稿人。1911年，名作家永井荷風發表了《谷崎潤一郎氏的作品》，對他大為推獎，谷崎由此正式登上文壇，聲名鵲起。

1918年10月9日，谷崎啟程經已被日本吞并的朝鮮，到達中國的東北（時稱滿洲），在沈陽（時稱奉天）待了數日后，往南抵達北京，再由北京坐火車前往漢口，自漢口坐船沿長江而下，在九江停留，并坐滑竿登上了廬山。再從九江坐船到南京，然后坐火車到蘇州，暢游了蘇州城和郊外的天平山，最后抵達上海。又自上海坐火車去杭州旅行，住在新新旅館。這一年的12月上旬坐船返回日本，整個行程持續了大約兩個月。

谷崎為何去中國旅行，好像相關的文獻并無確切的記述。但是少年時代的漢文熏陶和中國料理的體驗，無疑在他的心頭萌生了若隱若現的中國情結，雖然不像芥川龍之介和佐藤春夫那么清晰，但是由此滋生了他對中國的一種溫情?？梢哉f，這種溫情是在芥川龍之介和佐藤春夫之上的。歸國后，他撰寫了不少有關這次旅行的文字，計有《中國旅行》《廬山日記》《南京夫子廟》《秦淮之夜》《南京奇望街》《中國觀劇記》《蘇州紀行》《西湖之月》《中國的菜肴》等，總體來說，他對南方的好感要明顯勝于北方。1918年，中國名義上有北京的民國政府，但實際上處于軍閥割據的時代，整個社會處于時而動蕩時而平靜的年代。我們在谷崎描述中國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個有些凋敝、有些破敗卻不乏溫情的圖景。北京正在掀起新文化運動，新文學也已嶄露頭角，但聲勢尚不浩大。

1926年1月，他再次來到中國，這次主要是在上海盤桓。據其1926年1月12日給友人的信，他是13日從長崎坐船前往上海的。他在信中還寫道，他是1月6日帶著家人從神戶出發，在長崎游玩了四五天。但從后來的記述可知，他的上海之行似乎是一個人的旅行，下榻在一品香旅館，并無家人在側。經內山書店經營者內山完造的介紹，他得以與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活躍在上海的一批文人相識。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與中國人較為深入地交往，也是中日現代文學交流史上一次有意義的邂逅。該年的2月14日，他踏上了回國的航程。

以后，谷崎雖然經歷了婚變和數度的遷居，文學的聲名卻是越來越盛大，1927年《谷崎潤一郎集》作為改造社出版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的一種，賣了60萬冊。1926年以后，日本對外軍事擴張的步伐日益加劇，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翌年炮制成立了偽滿洲國。為了顯示偽滿的存在感，宣傳日本統治下的治績，通過在偽滿的各種機關陸續邀請了一些文人到中國東北去訪問，谷崎一直與此無涉。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氣氛也日益濃郁，國家的力量以各種方式恣意干預文化藝術領域。當局動員了一大批由作家組成“筆部隊”前往中國戰場，慰勞侵華的日軍。谷崎退居關西，對此不聞不問，主要致力于《源氏物語》的現代語翻譯和長篇小說《細雪》的創作。1940年，或者是當局鼓動，或者是文人主動靠攏，日本文壇正醞釀成立一個配合戰時國策的全國性組織，歷次的組織者和發起人名單中，谷崎均不在其列。1942年5月，在當局的策動下，日本所有的文藝組織整合成“日本文學報國會”，網羅了全日本幾乎所有的作家文人，在理事和各部會長的名單中，我們看到了諸如佐藤春夫、菊池寬、武者小路實篤、德田秋聲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介紹到中國來的知名作家，但谷崎不在其列。1942年11月，以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名義在東京舉辦了規模盛大的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共有520人參加，名單中沒有谷崎。以后，谷崎似乎也沒有參加這一組織的任何活動。作為一名知名作家，谷崎能與當局或以各種形式“為大東亞戰爭”搖旗吶喊的主流文壇保持如此的距離，在當時絕非易事。究其緣由，筆者認為，一是谷崎始終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在濁流滔天的戰爭年代，他依然堅持了自己的這一立場；二是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是針對中國的，谷崎對中國懷有溫暖的感情，內心對于當局在中國的軍事擴張一直是心存抵觸的；三是自從谷崎登上文壇后，當局對谷崎多少是打壓的，他的作品曾屢屢遭到查禁。1943年3月他的小說《細雪》在《中央公論》上第二次連載的時候，陸軍報道部下令禁止刊出，一直到戰爭結束，這部作品就失去了問世的機會，甚至連他自己出錢刻印的500部私家版也遭到了查禁。所有這一切，都加劇或堅定了谷崎對于當局以及當局對外擴張政策的抵抗態度。

戰后，由于美軍對日本數年的軍事占領以及后來冷戰格局的形成，日本與新中國幾乎處于隔絕的狀態。從現存的文獻來看，谷崎似乎也沒有對中國抱有特別的關注。但是他內心的中國情結，在當時的日本文化界是廣為人知的。1956年3月由法國文學研究家中島健藏、小說家井上靖等人在東京發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時，谷崎擔任了協會的顧問。1920年代在上海時結交的那些中國友人，他始終沒有忘懷。1956年，時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的歐陽予倩率領中國京劇團赴日本公演，谷崎聞訊特意趕到歐陽在箱根下榻的旅館，暢敘闊別之情。歐陽予倩也極為激動，賦長詩一首相贈，題曰《谷崎潤一郎先生與我闊別重逢，賦長歌為贈》，茲錄全詩如下：

闊別卅余載，握手不勝情。相看容貌改，不覺歲時更。我昔見君時，狂歌任醉醒。

繭足風塵中，坎坷嘆無成。別后欲蕭條，憂道非憂貧。亦有澄清志，不敢避艱辛。

頻驚羅網逼，屢遭戰火焚。幸得見天日，無愁衰病身。精力雖漸減，志向向清純。

舊日儔侶中，半與鬼為鄰。存者多挺秀，不見慚怍形。舉此為君告，以慰懷舊心。

君家富玉帛，琳瑯笥篋盈?？梢曰筛?，用以求和平。祝君千萬壽，文藝自長春。

歐陽予倩賦詩之后，回到東京的帝都酒店用毛筆將這首長詩謄寫了一遍，專程寄到谷崎在熱海的住所。后來谷崎請人將其裝裱起來，掛在自己雪后庵的客廳里。這一年，谷崎擔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而他自己則直至1965年去世，再也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