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來自馬里烏波爾》（德）娜塔莎·沃丁 新星出版社

作者娜塔莎·沃丁

初看《她來自馬里烏波爾》這本書，你會覺得書名不知所云，甚至不知道馬里烏波爾這個名字這么長的城市在何方，自然更不知道這位來自馬里烏波爾的“她”姓甚名誰——巧了，“她”的女兒、作者娜塔莎·沃丁知道得也并沒有更多。沃丁十歲那年母親去世，她才意識到自己對母親一無所知，于是開始憑借極其有限的信息一點一點拼接出仍舊不算清晰的母親形象：作為“東方勞工”的母親，在二戰時期從烏克蘭馬里烏波爾被擄到德國，但其實并非寂寂無名之人，她的家族經歷過俄國革命、一九三〇年代的動蕩、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每一次動蕩，都精準地擊打在每位家族成員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她來自馬里烏波爾》不僅將二十世紀歐洲的個人生活史呈現在了讀者面前，更為烏克蘭這個長久以來為苦難和戰火所浸泡、生存在罅隙中的國家正了名，為千千萬萬個歷史中的女性們正了名。作者以女性自己的方式，通過對母親家族史的追溯，使女性在歷史中重新被發現。

這是一本極難定義的書。它游走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歷史與文學之間，是彼時的人類文明苦難縮影，更是當下的個體生存寓言。作者運用一種極為“古怪”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以往被有意無意忽視的群體，拼接出了一幅終于沒那么模糊卻仍有太多缺口的家族史拼圖。

■一場尋親之旅

這是一趟尋親之旅，所以在前半部分，我們幾乎是在跟隨作者沃丁的腳步，進行著一場饒有興致的迷宮探險。沃丁出生于1945年，是二戰后滯留在德國的東方勞工的后代（所謂東方勞工，是二戰時期被擄到德國做工的龐大群體，毫不亞于集中營的猶太人，他們的數量至今仍然是謎團），因十歲時她的母親葉夫根尼婭投河自殺，開始了對家族過往蹤跡的漫長尋找，順著枝蔓，龐大交錯的家族系譜圖慢慢顯露全景：原來母親并非無名之輩，更不是作者自出生起就身處的德國社會“渣滓”階層，而是烏克蘭貴族出身，她的哥哥是與當時烏克蘭總統同進同出的當紅歌唱家，父親是忠實的布爾什維克，姨母是烏克蘭第一個創辦女子中學的先驅，曾外祖父是第一個環游非洲的意大利人……

半個世紀之后，流離失所、無根無緣的身世被證明是虛妄，一個又一個的家族成員在時代的車轍之下黯淡，母親是家族志消失前的最后一道光。彎彎繞繞的驚心動魄，構成比虛構更魔幻的荒誕戲劇。

作為被第三帝國擄去的強制勞工之女，沃丁說自己是“一張休假許可的產物”，是應許之地的“棄兒”，是沒有未來、過去也如此遙遠的存在。所以母親經常會給她講“玻璃之城”的故事，那座城市明晃晃的，哪里都閃耀著玻璃明亮的光芒，與她從小到大的現實生活環境完全相反。出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她都生活在紐倫堡工廠主的簡易倉庫里，“不僅要和同住的夫妻分享倉庫的空間，還得和積滿塵土的廢貼條分割地盤”，沃丁的周遭也都是陰冷的，灰沉沉的，正如她對馬里烏波爾最初的想象。

“玻璃之城”的反面，是馬里烏波爾，是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是萊比錫，更是瓦爾卡流亡營，是法蘭克縣城外圍的難民樓……歷史和當下的軍事沖突不斷，竟使母親和姨媽莉迪婭把入獄當作“天堂般存在”的幸福之事。整座小鎮散發著腐爛的氣息，孩子們在樓下的空地上奔跑，像極了意大利作家埃蘭娜·費蘭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社區，時間似乎隱去了蹤影。馬里烏波爾格奧爾吉耶夫斯卡婭大街69號，昔日的文理中學所在地，母親家族史的中心，二戰時期成為德國勞動局駐扎地，如今成為當代烏克蘭新一輪內戰的火力焦點——三次大火，一次又一次地將這座城市毀滅殆盡，一次又一次地將斯拉夫民族推向浪尖潮頭，使每個個體都成了輾轉流離的浮木。

母親的“玻璃之城”成了一種隱喻，一種拽著自己的頭發飛離地面的希冀，它引領娜塔莎·沃丁反復書寫著自我，書寫著戰后一代的恐懼與自我認知的追尋。從1989年處女作《玻璃之城》開始，沃丁從來就沒真正離開過這個母題。

■虛實難辨的文字迷宮

因為本書是尋親有了階段性成果之后的創作，所以很難分清其中的事實與虛構。且不說作者和譯者反復提及的，作者寫此書之時已七十余歲，而姨媽莉迪婭寫回憶錄時也逾八十（這部分回憶錄幾乎占全書一半篇幅），記憶的準確性頗令人懷疑，單是言與意的傳達、記憶是否根據尋親前后進行了篡改，就非常值得玩味和揣摩。這也是《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最饒有興致的部分。

作為“戰后流離失所者”或“無家可歸的外國人”第二代，沃丁在戰后德國注定被排斥和邊緣化。所以她反復提及童年自我內心的自卑感，為了向他人證明自己，無數次地謊稱自己是貴族血統，最后謎底揭開時，她的臆想竟然全部成真，“謊言被證明是現實”的同時，靠著謊言壘砌起來的現實卻變得不真切起來。全書的倒敘手法，更讓我們很難分辨是現實確實如此，還是作者在記錄時記憶被改寫，被歪曲，就像我們反復聽父母嘮叨孩童時代的事，最終我們很難分清腦海里的畫面是本來有之，還是在反復傾聽之后構想出來的一樣。

更為重要的，也是更值得深究的，是耳語者式的顧左右而言他。二十世紀的反復動蕩使他們習慣了語焉不詳，半遮半掩，答非所問，以此來保護自己，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反復訴說著時代的巨大傷痛，卻把個人的痛苦深埋心中”。甚至連娜塔莎自己也是如此，你甚至可以說有時候她的寫作是魔幻的，虛實難辨的文字迷宮中真相透過縫隙發出迷人的光。所以，萊比錫圖書獎將此書列入小說類，而中文簡體版則放在了非虛構分類，中德兩種版本的映照可以看出娜塔莎·沃丁作品的多義性，她保留了虛構故事的曲折，也成就了小說以外的真實。

■私語式的女性書寫

與語焉不詳、支支吾吾直接相連的，便是不確定性的書寫。想象，假設，猶疑，設問，追問，叩問，全書有大量的此類句式，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再現了尋親中的情緒起伏與心路歷程，與女性心思細密的特質暗合，另一方面，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一連串的問句彌補了資料缺乏的缺憾，為讀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母親葉夫根尼婭因已婚，姓名更易，所以前面的幾十年里的尋找始終沒有進展（與此相對，莉迪婭的尋找如此順利，正是因為她始終用的“婚前姓”）——面對女性在歷史上的“無名”狀態，唯有用無盡的詢問來填補空白。

我們說《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是私語式寫作，因為全書盡是自言自語，如作者自嘲的那樣，她是躲在寫字臺后面“不愿直面生活”，但實際上她是在借書寫構建了與歷史對話的可能性，通過不斷發問搭建起曲曲折折的橋梁。謝爾蓋是母親最念念不忘的兄長，當沃丁后來看到謝爾蓋微笑的照片時，第一反應竟然是“失望”，但當意識到謝爾蓋用母親的名字為他的女兒起名后，又興奮了起來。女性非凡的共情力，使沃丁每找到一個親人、每得知一個確切的地點時，都會想象現實中的她與另一個時空中的他們相遇——某某當初去的醫院距“我”步行20分鐘，某某也許曾經就在“我”門前走過，看著看著，時空幾乎折疊重合了起來，歷史變得重新與她、與她們有關。

《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是一個小小的縮影。因家族信息的人為切斷而釀成的悲劇，使人們怪異地孤立在各自的逼仄空間里，進而黑暗的、無稽的愛與恨及瘋狂充斥著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女性，甚至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她們不單在歷史中的可靠記錄很少，即便有也都與瘋狂的字眼相關，書寫個人史、女性史難上加難，從這個意義上說，娜塔莎·沃丁打開了女性書寫的新思路，從此女性史不再僅僅拘泥于少得可憐的史料，想象也進入范疇，這也是個人史和家族史的意義所在。

“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母親經常這么說。得知一切后，女兒終于感覺到了母親曾經擁有過的悲慟與不幸，也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段跨越時空的對話，使母親葉夫根尼婭和娜塔莎·沃丁不再是沒名沒姓之人，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是千百萬女性個體的命運寫照。也讓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并非身處歷史之外，而是在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