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

初版《母親》，沈端先（即夏衍）譯

　1955年版《母親》，夏衍譯

2021年是高爾基逝世85周年。這位俄語文學巨匠原名阿列克賽·馬克西姆維奇·彼什科夫，1868年出生于伏爾加河畔的諾夫哥羅德城的一個木工家庭，從小飽受人間苦難與生活辛酸，筆名“高爾基”在俄語中即為苦澀之意。高爾基一生創作成就突出，列寧稱他為“無產階級藝術最杰出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說《母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戲劇《小市民》《底層》、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此外，高爾基還撰有大量文藝理論文章，對蘇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影響深遠。

長篇小說《母親》是高爾基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的標志性作品。小說以20世紀初高爾基家鄉諾夫哥羅德附近的索爾莫沃工業區工人階級生活與斗爭的真實情況為素材，以參與1902年“五一游行”的領導人之一扎洛莫夫及其母親扎洛莫娃為人物原型，藝術性地再現了20世紀初的俄國革命運動。《母親》寫于1906年，最初被譯為英語并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在紐約一本雜志上。小說問世時，俄國社會仍處于1905年革命失敗后的低潮期，民眾的消極情緒持續蔓延。在這樣的背景下，《母親》表現出工人階級逐漸覺醒、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景，振奮人心、鼓舞斗志。列寧稱贊《母親》為“一本很及時的書”“很多工人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一讀《母親》，對自己有很大的益處”。

生動展示了人物的千姿百態和豐富的精神內涵

《母親》聚焦20世紀初俄國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工廠中沉重的奴役與剝削使得俄國老一代工人失去了人性與活力，每天都像怪物一樣生活。脾氣暴躁、性格惡劣的老鉗工米哈伊爾去世后，妻子尼洛夫娜擔心兒子巴維爾會重蹈覆轍，但她驚喜地發現巴維爾成了與父親迥然不同的人。在革命書籍與同伴的引領下，巴維爾積極參加革命小組，并引導工人運動。在巴維爾的影響下，母親以細膩的觀察和母愛的本性發現了革命者們的可愛之處，與他們成為朋友的同時，也受到了先進思想的洗禮，逐漸成為一名自覺的革命者：她奔波于農村與城鎮之間，為農民、工人分發宣傳書冊；巴維爾在法庭上發表深入人心的演說后，母親又主動承擔起遞送兒子演說詞的任務。即便在不幸被暗探發現、即將被捕的時刻，尼洛夫娜仍在毫不畏懼地分發傳單。

除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母親》在寫作藝術上的成就，也是它在世界文學史擁有獨特地位的原因。高爾基為《母親》真實而生動地刻畫了性格各異的無產階級英雄群像。在初次革命小組會面時，便生動地展現了安德烈的坦率誠懇、維索夫希科夫的陰郁孤僻等性格特點，并寫出了這些性格產生的社會根源。小說著力最多的英雄形象是巴維爾，精細刻寫了他的成長過程：開頭時巴維爾也曾語言粗暴；在“沼地戈比”事件中鼓動工人罷工時語言充滿熱情但卻略顯稚嫩；在法庭上發表演說時語言富有理性與感召力，對沙俄審判制度的偽善性一語破的。而親切淳樸的娜塔莎、粗獷豪放的索菲婭、乖僻暴躁的薩申卡等女性角色則和母親一起，構建出一個革命女性的全景畫廊。其中，娜塔莎和薩申卡來自社會上層階級，高爾基使她們參與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去，表明社會主義是婦女解放、階級解放的唯一途徑。

在小說所描寫的諸多形象中，最為突出的無疑是尼洛夫娜。她在小說中完成了從自發到自覺、從卑微到高尚、從懦弱到勇敢、從小愛到大愛的精神轉變。起初，母親僅是一位柔順而悲哀的老婦人，出于純粹的母愛，她逐漸理解了兒子和革命同伴，這時母親對革命活動的參與仍停留在自發性層面。“五一游行”是母親正式覺醒的標志和轉入自覺性革命的關鍵點，她最終深明大義地支持兒子走在游行隊伍的前方，自己也加入游行隊伍中。巴維爾第二次入獄后，母親事實上已成為一名真正的革命工作者。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無產階級若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并同時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高爾基在小說中試圖表現：像母親這樣的無產階級女性，她們是一無所有者中的一無所有者，她們更需要參與到全人類的解放事業中，這樣才能解放自己；而她們在參與到這崇高事業中時，還要培育勇于解放自己的意識。

在鮮活的人物形象之外，小說的語言描寫具有強烈的雕塑感，生動展示了人物姿態所蘊藉的豐富精神內涵。比如小說最后一章中母親被人推搡后背和脖頸、擊打肩膀和腦袋后，“她兩腿彎曲，全身像火燒似的疼得發抖，身子沉重無力，搖搖晃晃，但眼睛里的光芒卻并沒有熄滅”，這一段描寫具有很強的表演性。這可能是小說后來常被改編為電影、話劇的藝術潛質之一。

充分體現了偉大的母愛力量與人類的崇高理想

1907年4月，《母親》英文版單行本在美國出版，并廣泛傳播至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10多個國家，在世界各國引起強烈反響。英國作家拉爾夫·福克斯在倫敦紀念高爾基的群眾大會上曾發表過這樣的評價：“在全世界有些人是因為讀了《母親》一書才開始研究政治的。”德國著名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對小說高度贊賞，曾將其改編為戲劇。在蘇聯，這部作品也不止一次被搬上舞臺。自問世以來，《母親》在蘇聯曾4次影視化，其中導演普多夫金1926年的作品至今仍被世界影壇奉為經典。迄今為止，學界也仍有不少與《母親》相關的研究出現，其中小說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系以及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角度的研究是關注較多的兩個點。

《母親》是最早被譯介到中國的俄蘇紅色經典之一，由沈端先（即夏衍）根據兩個日譯本轉譯，得到過精通俄文的作家蔣光慈的指點。翻譯尚未結束，由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于1929年出版第一部，1930年出版后續譯完的第二部。由于書中充滿積極的革命意識，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忱歡迎，不到一年便再版兩次。《母親》的出版鼓舞了一代年輕人，文學研究家唐弢后來還曾回憶與朋友一起閱讀《母親》的情景。1931年，小說因宣傳革命思想而被當局列入禁書名單，1935年出版社將譯者易名為“孫光瑞”、書名改為《母》后再度出版。抗日戰爭期間，《母親》還被印過兩版。1946年，夏衍在《〈母親〉在中國的命運》中寫道：“好的書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母親》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它鼓舞了我們中國人，它已經成為禁不絕分不開的中國人民血肉中心靈中的構成部分了。”新中國成立后，夏衍譯本的《母親》經過多次校訂修正，于1955年出版堪稱定本的新版，并于1985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高爾基文集》第十一卷。

作為一部歷經時代考驗的經典之作，《母親》對今天的作家來說，至少在兩個方面仍有啟示意義。首先，小說展現了作者對底層生活的縱深了解。“高爾基”這一筆名不僅表明他和同時代人都生活在苦澀之中，也暗示了自己所寫的作品都是關于苦澀的真實，《母親》便是高爾基在對底層人民生存狀態的充分且深入體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其次，小說并未采取說教的方式傳播思想，而是通過成長變化的兩個主要人物——母親和巴維爾——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自然而然地傳達出來。關于優秀的革命文學，恩格斯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母親》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談到的標準，特別是在母親這一角色上，充分體現了人類崇高情感——母愛與人類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的交織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