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訪談錄》南京大學出版社

訪談錄是一種特別的類型書籍。一個人只有成名，并且名望很高，關于他的那些訪談才有可能、有資格被匯編成書。對于雷蒙德·卡佛來說，這部訪談錄就是他成功的一項證明。

這部訪談錄的編者是美國的兩位資深文學研究者，馬歇爾·布魯斯·金特里和威廉·L.斯塔爾。該書英文版在1990年出版，25篇訪談取自各個大小城市的報紙、流行雜志和學術期刊，包括國內和國外的。最早的采訪發生在1977年7月，最后的幾篇則幾乎是在1988年春季同時進行的，在卡佛去世之前不久。中譯版因版權收錄23篇。

按照時間順序編排的這些訪談，鋪設了卡佛作家生涯的一條路徑，揭示了卡佛在美國的接受史。1977年，卡佛的小說集《請你安靜點，好嗎？》獲國家圖書獎提名，同年的這篇訪談，題為《載譽作家重返洪堡州立大學》，講述了卡佛在此地的求學生活和獲得的文學教育，內容簡單，陳述平和。接著，1978年題為《我們自己生活的回音》的這篇訪談，是對卡佛寫作風格的描述。然后，1982至1983年的幾篇，卡佛做演講，并在訪談中討論小說的藝術和他對美國文學界的看法，有評論家說“卡佛的聲望在他的沉思中增長”。1983年，卡佛的第三本重要小說集《大教堂》出版，獲得國家圖書獎提名，評論界熱衷討論卡佛那種“削減到只剩下骨頭的寫法”。1984年之后的訪談占據了全書大約2/3，“雷蒙德·卡佛為自己贏得了美國最具影響力和最受喜愛的短篇小說家的地位”，“卡佛用精準、憐憫的筆觸描繪美國的底層階級”，“或許是當今美國最‘傳奇的’作家”，“一位煉金術士，以無比完美的水平……”，“既有‘票房價值’，也深受尊重”……評論家的這些溢美之詞，顯示了1984之后卡佛聲望的急劇攀升，卡佛成就了新的美國神話。

《雷蒙德·卡佛訪談錄》南京大學出版社

■寫作是擺脫困境的亮光

雷蒙德·卡佛出生于俄勒岡州貧窮的鋸木工人家庭。除了少年時參加過寫作函授班、獲得過約翰·加德納的點撥和幫助之外，卡佛幾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成為了一名作家。

18歲時，卡佛與16歲的瑪麗安奉子成婚。20歲時，卡佛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她放棄了上大學，他邊打工邊求學。卡佛干過一系列他所謂的“狗屎不如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給車加油、采摘郁金香、在醫院擦地板和打掃衛生。困苦損耗了愛情，爭吵、猜嫉、酗酒、出軌……相互依戀，也相互憎恨。在尋找出口與突圍的途中，他倆都沉溺于酒精的夢魘。

寫作是卡佛所能依靠的唯一技能，是他能找到的擺脫困境的方法，他把精力投放在詩歌和短篇創作，他需要錢，很多錢，來養家。卡佛在1976年與瑪麗安開始分居，1977年6月，卡佛戒酒，11月，卡佛結識了詩人特絲·加拉格爾，兩人相愛同居，1982年10月，卡佛與瑪麗安正式離婚，與加拉格爾繼續同居，并成為事業上的伙伴。卡佛曾經對友人說，他對瑪麗安感到抱歉，他讓她不得不“站在雨中”，而他把自己與加拉格爾的關系以及他獲得的新生活比喻為“盛滿了肉汁的盤子”，是超出了他的期望的恩典。1988年春天，卡佛癌癥復發，6月17日，他和加拉格爾登記結婚，8月2日，卡佛去世。之所以列出卡佛情感經歷的這些時間點，是因為在這其中包涵著這個男人努力肩負的責任和他的懦怯與逃離。他與她，婚姻危機，生存沖突，我們怎樣失去重要的東西，是卡佛小說永恒的主題。

卡佛是家庭觀念濃厚、保守傳統的男人，他不會當著媒體的面仔細講述私生活，往往只是輕言掠過，表現得像所有成功人士那樣云淡風輕，把艱辛的往事作為當下的點綴和砝碼。我們如果不了解、不清楚他的婚姻生活，就難以理解卡佛小說的那些重要元素，特別是早期小說里主人公面對紛亂無能為力的心態，以及后期小說增加了亮色和些許歡快、希望的原因所在。

戴維·內爾作于1978年的訪談《我們自己生活的回音》，談到了卡佛小說經常促使讀者做出移情反應。內爾可能是最早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的記者。我們很容易在卡佛的小說里看到自己的身影。這是卡佛小說打動萬千讀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極簡主義”標簽的誤會

卡佛被視作美國藍領階層的代言人，不過，卡佛在訪談中拒絕了這項殊榮，被稱為“代言人”讓他壓力沉重。有幾次訪談，記者提到卡佛給他們的印象已經是一個幸福的男人，而不是他們之前以為的苦難的刻板印象。卡佛對創作的自傳性屢次做了解釋。他認為，寫作手法過于自傳化是一種危險，起碼是一種很大的誘惑，一點點自傳加上很多想象才是最佳的寫作。詩歌創作給卡佛的小說帶來了一些觸類旁通的靈感契機。一點點意象的靈光，就能成為好小說的切入點。比如，《羽毛》里那只讓人不安的孔雀，《保鮮》里那只壞掉的冰箱，還有聚會上的一點談資，或尚未熄滅的香煙余燼。當訪談者詢問怎樣構思小說時，卡佛說，原則上是小說選擇了他，先出現意象，然后是情感結構，讓他不得不去寫這篇小說。

卡佛的文學觀是訪談的重心之一，他談論契訶夫、海明威、龐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弗蘭納里·奧康納、約翰·契弗、安·比蒂、巴塞爾姆……契弗是他的好友，不過卡佛覺得契弗的《恰似天堂》平庸，“一個好的短篇”，卡佛說，“勝過十部糟糕的長篇。”巴塞爾姆在70年代聲譽甚隆，卡佛對他的創新手法推崇備至，但是卡佛遵循現實主義傳統，對實驗小說毫無興趣。

卡佛雖被貼上“極簡主義”的標簽，但他認為“極簡主義”隱含了視野和手法上狹窄的意味，與目光短淺和能力有限相關，因此卡佛極力想要撕下這個標簽。為此他創作了風格更加寬厚、飽滿的小說集《大教堂》，并且在各類訪談里一直拒絕“極簡主義”的評價。

這對卡佛意義重大，也許是文學意義的“弒父”沖動。作為成功人士標志的訪談，對過去難免有所掩飾、美化，還會盡量避開讓人難堪的話題。有幾次訪談提到了編輯戈登·利什。利什與卡佛結識于1967年，是卡佛踏進文學門檻的領路人，卡佛最早的一些作品都發表于利什就職的刊物《時尚先生》上，后來利什成了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給了卡佛一份短篇小說集的合同。在訪談中，卡佛對利什贊譽有加，說他對他幫助很大，他非常聰明，對原稿的不足之處特別敏感。但是，假如我們看過卡佛的傳記或者讀過兩人相關的一些記述，就會發現，卡佛做了一些圓滑的人際處理，他對利什的看法不像他在公開的訪談中那么正面。卡佛為人稱道的極簡手法，實際上大多出自于利什的刪改，他大刀闊斧，兇狠地砍伐枝葉。利什發掘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卡佛，但也損害了卡佛的創作自主和自信心。卡佛對此耿耿于懷，《大教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次對過去的掌控者的漂亮反擊，讓重新塑造自我的愿望成真。卡佛說過：“有朝一日，我必將這些短篇還以原貌，一字不減地重新出版。”在卡佛過世之后，遺孀加拉格爾把利什修改過的那些小說恢復了原來的面貌，以《新手》為名重新出版，利什過度簡潔的修改版本，作家與編輯的密切關系，再次引起世人的關注，編輯在作家的生活中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

訪談是事先布置好的舞臺，人物處于聚光燈下，談論的話題多半是鮮亮的。1989年底，卡佛與瑪麗安的女兒克里斯蒂娜向繼母提出了繼承權訴訟，卡佛的身后并不平靜。卡佛已經不在場，訪談之外，其他人的故事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