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從來就是隱形的存在。一個好的譯者，固然有被讀者記取的可能，卻并不會將“名垂譯史”當作自己唯一的追求。他們以沉默之姿，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維系著語言—思想這一多樣的，堅韌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們在華東師范大學建校70周年之際，推出“麗娃河畔的翻譯家們”的欄目，繪制一幅群像，讓更多的人了解到從華東師范大學走出的這些低調(diào)、簡樸、從未失卻初心而又不乏個性的翻譯家。不為別的，只是為了在記取中更好地前行。

——編者

華東師范大學有出翻譯家的傳統(tǒng)：早有周煦良、孫大雨、羅玉君等；俄蘇翻譯家王智量、朱逸森跨越了世紀，至今仍然健在；稍晚一點也有葉治、黃源深、周克希、張春柏等；甚或當下也是新人輩出，在譯壇上自呈一抹亮色。

虞蘇美和這些“大名”相比，似乎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第一次遇到虞蘇美這個名字，是從翻譯系發(fā)給老師們作為研究和教學材料的《三國演義》漢英對照本上，出于好奇，去“百度”了一下，發(fā)現(xiàn)竟是外語學院的退休教授，心里不禁一動：我在外語學院幾年間竟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當然這很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不擅交際。網(wǎng)絡(luò)上有關(guān)虞老師的信息少得可憐，《三國演義》是唯一一部署她名的譯作——果真是“名不見經(jīng)傳”，心里不禁又一動，腦海中迅速出現(xiàn)另一位女性，《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她也是僅憑一部作品名垂青史，且她的一生為人所知的也很少。隨后虞老師的譯文成為我上課中使用的材料，有關(guān)她的故事似乎到此為止了。直到今年初，網(wǎng)上忽有人聲稱虞譯本乃是抄襲英人鄧羅的譯本，言之鑿鑿。我愕然且憤然，虞老師為中國文學外譯做出了足以名載史冊的貢獻，不料身后卻有此無妄之災。

虞蘇美老師的《三國演義》屬于校譯本，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全新翻譯，這一點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版中，負責審訂的美國人Rona l d C.Iver son已有說明。但譯本署名虞蘇美譯，似乎與一些人理解中的譯者身份不符。究竟什么樣的翻譯行為夠得上“譯者”的名號，業(yè)界并沒有規(guī)定，譯者身份的獲得有一些客觀因素，也有一絲默許的味道，但所有做法翻譯史上必然是能找到先例的。我國翻譯史上鼎鼎大名的林紓（林琴南），并不懂英、法、德、意等外國語言，他的所有譯文都是在懂外語的合作者幫助下完成的，合作者將原文大意翻譯給他，他再對合作者的譯文進行調(diào)整、改寫，形成最終版本。如今，“林譯”作為一種客觀事實與風格已成為現(xiàn)代翻譯文學發(fā)軔期的一段神話。再如：為中國文學外譯貢獻了大量譯作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他們的翻譯往往是由楊憲益先從漢語譯成英語，再由戴乃迭（她是英籍）潤色英文。楊、戴最為人熟知的是《紅樓夢》的英文全譯本。當今，由于翻譯技術(shù)的“橫行”，譯者身份更為曖昧。近年來翻譯軟件質(zhì)量高度提升，谷歌翻譯、Deep L等翻譯軟件在質(zhì)量評估中已經(jīng)持平甚至超越人類譯員。在這樣的背景下，利用翻譯軟件處理一些技術(shù)類文本，再由人類譯者對機器給出的譯文進行譯后編輯，使之更為準確流暢，在翻譯服務(wù)界已是流行的做法。由此來看虞蘇美老師翻譯的《三國演義》，雖然是對鄧羅譯本的校譯，但她進行重新翻譯的地方不在少數(shù)，粗略估算，總也有三四成，再加上翻譯的是《三國演義》這樣的一般人輕易不敢動手的典籍，擁有鄧羅譯本版權(quán)的美國Tu t t l e出版社堅持給她署名就顯得不僅合情，更合理。

虞老師不僅是堂堂正正的譯者，還是成功的譯者。虞譯本在國外讀者中的反響超過前兩部全譯本及其他節(jié)譯本。《三國演義》迄今為止共有三部英文全譯本，第一部是英國駐上海海關(guān)官員鄧羅（C.H.Br ewi t t-Tay l o r）的譯本，1925年在上海出版，主要目的是便于當時的中國人學習英語，故而譯者沒有添加任何注釋和說明，只有“赤裸裸”的譯文。第二部1992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美國紐約大學中文教授羅慕士，這一版本是為國外讀者研習三國及中國歷史之用，是典型的“深度翻譯”，包括令人咂舌的一千多個注釋，一篇洋洋灑灑長達百頁的后記（見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年版），還有主要人物列表、歷史事件年表、官銜頭銜譯名表以及十多幅地圖等其他輔助性資料。這兩個譯本對于《三國演義》中漢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也有不少錯誤和令人啞然失笑的地方。原著中漢語文化專有的名稱、頭銜、物件、表達方式等俯拾皆是，在翻譯這些時，鄧羅傾向于采用異化策略，用拼音音譯了很多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概念，導致譯本略顯詰屈聱牙，有時甚至不知所云。羅慕士則傾向于歸化策略，將漢語文化中獨有的意象翻譯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失去了原文特有的內(nèi)涵，譬如：麒麟就被他譯成了“獨角獸”。虞譯本在這二者間求得了恰到好處的平衡，譯者提供了適量（百十處）注釋及人物表，便利于讀者理解。對于麒麟一詞，虞譯本是在音譯“Qi l in”的基礎(chǔ)上添加腳注，說明這是“一種神秘的動物，速度很快，長得像鹿”，成功地將異化和歸化進行了結(jié)合，傳遞出中國文化中的特有概念。可以說，和鄧羅譯本相比，虞譯本語言風格活潑生動，符合當代英語文學的用語習慣；和羅慕士譯本相比，虞譯本沒有厚重的學術(shù)味，適合一般讀者的需求。英語讀者的反饋最能說明譯本成功與否，亞馬遜網(wǎng)站上目前虞譯本評分高出前兩個譯本，讀者普遍認為其“曉暢易懂”“更通順”“保留了原文的感覺”“非常出色”，一些讀者指出，虞譯本的注釋恰到好處，極有利于理解故事，甚至有讀者表示，這是“最好的翻譯”。

虞譯本的成功是譯者水平的最好證明，也說明出版社慧眼識珠。聯(lián)系到時下學界極為關(guān)注的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問題，值得一問的是，究竟什么樣的翻譯模式對中國文學向外傳播有效？僅有單方面的意愿不必然帶來理想的結(jié)果。造成此前一些被動局面，原因大約是多重的，可能與中國譯者的語言水平有關(guān)，也可能是選擇的材料外國人不感興趣，或者是推廣的力度不夠等等。相反，外國出版社及譯者主導的翻譯卻貢獻了幾個頗成功的案例，莫言、王安憶、蘇童等作家獲得或提名世界性的文學大獎，似乎說明惟有外國人才懂他們自己需要什么。這樣看來，有學者提出的采用中外合作的翻譯模式很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虞譯本也許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翻譯模式：對于那些隨時間流逝而老化的譯本，與其發(fā)動人力財力組織重新翻譯，不如選擇一個早先的譯本進行校譯，反而可能獲得別開生面的效果。

華師大誕生的翻譯家及各種“家”中，虞蘇美老師大約稱得上最默默無聞的一位，但她的名字似乎注定與“名氣”捆綁在一起，這其中可能有運氣的成分——畢竟不是誰都能遇到翻譯《三國演義》這類書籍的機會，但更多要歸功于她所提供的眾人可以共同檢閱的成功翻譯實踐。沒有任何成功是偶然的，在翻譯這個領(lǐng)域內(nèi)更是如此，而典籍翻譯想要取得成功，更不可能依靠一絲運氣的成分，可以依靠的惟有譯者自身的功力。

世間只有一個寫了《飄》的米切爾，也只有一個譯了《三國演義》的虞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