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朱佩（Alain Juppé，1945— ）是法國著名政治家，在希拉克的總統(tǒng)任期中先后擔任外長和總理。出生于波爾多的朱佩是孟德斯鳩的老鄉(xiāng)，著有《孟德斯鳩—現(xiàn)代人》 （Montesquieu-Le moderne）一書，1999年出版。此書體現(xiàn)了一位當代政治家對孟德斯鳩的看法，具有一些與學者不盡相同的特色。本文擇要介紹他筆下的孟德斯鳩，供讀者參考。

凱恩斯曾說，孟德斯鳩是一位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堪與亞當·斯密比肩。這一說法并非無稽之談，孟德斯鳩雖然沒有系統(tǒng)的經(jīng)濟理論，但他對經(jīng)濟的運行機制有許多重要的論述。他把商業(yè)與國際交往相聯(lián)系，認為貿(mào)易能有效增進各國間的交往，有貿(mào)易往來的國家之間，一方有需求，另一方能供應，彼此依賴，各國間的聯(lián)盟就是在這種關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就此而言，孟德斯鳩的經(jīng)濟思想為20世紀歐洲共同市場的創(chuàng)立者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盛行于孟德斯鳩之前的重商主義，把對外貿(mào)易視為服務于國家實力政策的工具，是軍事實力的補充，甚至認為貿(mào)易可以削弱敵國的實力。兩相對比便可看出，孟德斯鳩的看法比重商主義前進了一大步。

孟德斯鳩認為，單方面的財富積累不應成為國家的目標，必須與其他國家進行貿(mào)易，有賣有買才能促進財富積累。所以，禁止進口和出口只能是在極端情況下采取的措施。他舉例說，即使在戰(zhàn)時，英國議會也嚴禁沒收外國商人的商品，這才是貿(mào)易的應有之舉。在他看來，自由交換的能量遠遠大于各種各樣的法規(guī)，它既是文明的促進者，又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他指出： “商品價格之所以公道，商品之間之所以能夠建立起真正的關系，就是因為有競爭。”這句話極其簡潔地道出了市場運行、供需關系和價格形成的規(guī)律。

關于貨幣，孟德斯鳩也有許多精辟的論述。針對大量貴金屬涌進西班牙，而西班牙人卻缺乏真正的財富，孟德斯鳩說，貴金屬只不過是財富的一種虛幻符號，其價格隨著積聚數(shù)量的增加而降低。真正的財富來自民眾的勤勞、人口和土地耕作。貨幣的價格并不是由君王的指令，而是由商人依據(jù)瞬息萬變的情況所做出的普遍估算決定的。可以說，這是孟德斯鳩對浮動匯率觀點的表露。

關于賦稅，孟德斯鳩認為，國家的需求僅僅是一種想象，而民眾的要求卻是實實在在的，所以，賦稅不能損害民眾的實際所需。在直接稅和間接稅的關系上，他認為個人所得稅對于奴役而言顯得比較“自然”，而商品稅則對于自由而言顯得更加“自然”。他主張低稅收，認為高稅收會打擊民眾的積極性，他說： “大自然對人類是公道的，它給人類的勞苦以報酬，付出的勞苦多，獲得的報酬也多，人類因而變得勤勞。可是，倘若有那么一個專橫的政權，剝奪大自然給人類的報酬，人類就會再度厭惡勞動，什么也不干仿佛就是唯一該做的事。”

在孟德斯鳩看來，判斷國力強弱的依據(jù)不是不動產(chǎn)，而是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是恒定不變的，動產(chǎn)以各種方式增減，增減的程度體現(xiàn)政府的管理能力。他還認為，政府應該為貿(mào)易制定法律和規(guī)范，使經(jīng)濟活動在法律和規(guī)范的范圍內(nèi)有序地進行。

孟德斯鳩不是重農(nóng)主義者，因為重農(nóng)主義不但把農(nóng)業(yè)視為財富的唯一來源，而且懼怕貿(mào)易，然而他也不是重商主義者，因為他主張自由交換。他懂得市場經(jīng)濟的機制和功能，認為競爭比規(guī)章更有利于商品的自由交換。基于此，我們應該把孟德斯鳩視為現(xiàn)代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家。

談到法時，孟德斯鳩明確指出，法并非憑空而來，而是與自然相關，與人群之間的關系相關，與政治相關；簡而言之，法是一種關系。為什么說法是一種關系？誰與誰的關系？ 《論法的精神》正文開篇寫道：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關系。就此而言，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 《論法的精神》中有許多章節(jié)的標題都帶有“關系”二字，諸如“法與各種存在物的關系” “法與防御力量的關系” “法與氣候性質的關系”等。如何理解這個不精確也不清晰的定義呢？首先，法既然是某種關系的反映，就不可能是絕對而是相對的。他筆下的法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調(diào)節(jié)自然的法，這類法不是人為制定的，另一類是人為制定的用于調(diào)節(jié)社會的法。后者又可分為三種，一是宗教法，上帝以此提醒人對其創(chuàng)造者所負有的責任，二是倫理法，用以提醒不要忘卻自我，三是用以調(diào)節(jié)社會的公民和政治法。

孟德斯鳩認為，在人為法之外還有自然法，自然法高于人為法，他說： “在制訂法律之前，就存在著某些裁定是非的關系。斷言有了提倡和禁止某些行為的人為法之后，才有公正和不公正的區(qū)別，那就不啻于說，在畫出圓圈之前，所有半徑都是長短不一的。”在這點上，孟德斯鳩贊同并欣賞西塞羅的看法，而與霍布斯針鋒相對。孟德斯鳩確信人類的最高理性，而霍布斯則認為，人如同《圣經(jīng)》中的利維坦一樣殘忍、專橫，自然狀態(tài)是一種持久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只有讓渡所有權利，才能脫離這種狀態(tài)。孟德斯鳩激烈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人是社會動物，從出生之日起便彼此關聯(lián)；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霍布斯所說的狼與狼，導致沖突的是社會生活。因此，在人與人之間有必要制定一些法，但是這些法必須符合自然，也就是理性。

法雖然重要，但并不因此就能保證所有的法都完美無缺，法如果只表達主權擁有者的意志或是某種強權的意志，那就可能不公正，這種法便是惡法。信仰上帝、向往自由平等、異性的相互吸引力、對死亡的恐懼等等，都是孟德斯鳩眼里的自然法。據(jù)此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他所說的“法的精神”就是公正的理想性，這種理想性先于并高于人為法，法的條文應該體現(xiàn)理想性的公正、平衡與寬和的精神。他不是無神論者，他認為是上帝創(chuàng)造了宇宙，并賜予人類以理性，法的精神的最終根基即在于人類的理性。

孟德斯鳩有句名言： “當一項法并非必需時，必須不予制定。”這句話應該銘刻在當今各國議會的門楣上，因為某些西方政治家出于個人的考慮，非常喜歡在自己的任期內(nèi)立法，并且冠以自己的名字，借此流芳百世。更為嚴重的是，越來越多的人誤以為當代社會的所有問題都可通過立法解決。其實，許多屬于倫理道德范疇的問題，立法是無能為力的，例如墮胎和安樂死。

孟德斯鳩的一些想法為當代某些國家的福利社會目標提供了啟示。他在《論法的精神》第二十三章中指出，國家有義務保障全體公民的生存、食物，擁有合適的衣著、不損害健康的生活。所以，僅給沿街的裸漢一些施舍，絕不意味著國家義務的完成；應當設立濟貧院，或是采取其他相應措施，以防此類悲慘現(xiàn)象發(fā)生。不過，孟德斯鳩有時也把貧困歸咎于懶惰，認為過度濟貧會適得其反。他因而主張濟貧應是一種非常行動，而非永久性的措施。

孟德斯鳩非常重視各個民族的“普遍精神”，這是他的一項重要學說。在他看來，形成“普遍精神”的因素有兩個，一是物質因素，其中包括氣候、土地的肥沃程度等；二是精神因素，其中包括宗教、法律、習俗、風尚等。在各民族的不同發(fā)展階段，不同因素所發(fā)揮的作用各不相同；一種因素的作用若是比較強，其他因素的作用就會相應受到削弱。未開化民族幾乎只受大自然和氣候的支配，中國人受風尚的支配，日本人受暴虐法律的支配。在眾多的物質因素中，氣候的作用尤其重要，它不僅影響人的體質和精神狀態(tài)，而且影響土地的可利用程度。土地貧瘠促使人勤勞、儉樸、勇敢，能吃苦、能打仗；土地肥沃則使人因不愁溫飽而柔弱怯懦，貪生怕死。在“普遍精神”的諸多精神因素中，孟德斯鳩把宗教置于首位，然后才是法律、習俗和風尚，他認為，立法者不應輕率地試圖通過立法改變習俗和風尚，因為就人的行為而言，習俗和風尚所發(fā)揮的作用遠比法律大得多。優(yōu)秀的公民是習俗和風尚而不是法律造就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不會機械地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但可以發(fā)生某種導向的作用。所謂“普遍精神”就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著一個群體的統(tǒng)一性與特殊性。

孟德斯鳩曾說： “我與生俱來熱愛善良和祖國的榮耀。”他確實是一位愛國者，有時他雖然會用激烈的語言攻擊德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但這只是表面現(xiàn)象，從根本上說，孟德斯鳩抱有與各國友好相處的善良愿望。他曾說，公民精神在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國家吞噬其他國家；他還信誓旦旦地說： “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對我有利，但對我家庭有害，我連想都不想。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對我的家庭有利，但對我的國家有害，我設法把它置之腦后。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對我的國家有利，但對歐洲有害，或者對歐洲有利，但對人類有害，我把它視為罪行。”所以說，孟德斯鳩是個愛國主義者，但不是民族主義者。這兩者如何區(qū)別呢？戴高樂將軍是這樣定義的：“愛國主義是把你所屬于的那個國家置于首位，民族主義則是把對其他國家的仇恨放在超過其他一切的地位。”

孟德斯鳩不傾向革命，他倡導的是改革。他的所有學說和思想，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那就是對自由的熱烈追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