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有光鮮時光，也受過冷落遭遇，此后又異軍突起。審視其中種種落差，可從一個側面回望我國現代文化發展的變革。

在文學翻譯領域，有一群專以翻譯謀生的譯者，被人們稱為職業翻譯家。正因為他們多年辛勤的筆耕，為我國文學翻譯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職業翻譯家，歷史上有，如今也有。但是由于社會發展的變化，不同年代職業翻譯家的翻譯生涯和社會處境，卻有著顯著的不同。他們曾有光鮮時光，也受過冷落遭遇，此后又異軍突起。審視其中種種落差，既可從一個側面回望我國現代文化發展的變革，也有助于人們了解這個領域的過去和現狀。

探究職業翻譯家的生存狀況，自然離不開要觀察不同時期翻譯所獲得的報酬。自從1910年清廷頒發《著作權律》開始，翻譯也同其他創作一樣，可以獲得稿費。我國文學翻譯最早的開拓者林紓，一生共翻譯了181部譯作。當時翻譯稿酬是每千字6銀元，據鄭逸梅推算，林紓僅翻譯稿費的收入就多達20萬銀元。在民國時期的二三十年代，稿酬每千字3至6銀元，一批職業作家兼翻譯家，如魯迅、巴金、茅盾、鄭振鐸等以賣文為生。都憑稿費收入保證了相對富裕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年代，稿酬標準依然較高。1953年出版總署學習蘇聯實行“印數定額制”，即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當時創作是千字6～18萬元，翻譯千字4～13萬元（舊幣1萬元相當1元）。據劉紹棠回憶，按這個標準，他出版一部長篇小說，當時可買一幢北京四合院房子。

1966至1976這十年，稿酬制度被取消。部分職業翻譯家被調去翻譯供內部參考的所謂“黃皮書”和“灰皮書”，純屬義務勞動，毫無報酬。直到1977年才恢復稿酬制，起初是低標準，創作千字2～7元，翻譯1～5元。此后經過幾次調整，到1999年提高到創作30～100元，翻譯20～80元。這些只是國家版權局公布的參考性稿酬標準，實際上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出版供需情況的變化，基層出版單位向作譯者所支付的稿酬，與上述這個標誰相差很大。如今由于有民營出版介入競爭，暢銷文藝作品，千字有的高達千元；但除個別出名暢銷書外，大部分譯作的稿酬，仍然停留在千字80～100元這個水平。

上面回顧的稿酬變化歷程，注定了職業翻譯家生存狀態的相應變化。早在1947年，上海就有邵洵美、陳良廷、吳勞、王科一、草嬰、錢春綺、郝運、王永年等一批以翻譯謀生的職業翻譯家。因為稿酬高，所以生活都不錯。到了“文革”時，陳良廷每月只有60元收入，其他幾位也大同小異。改革開放后，因為翻譯稿酬長期偏低，使得這些少數僅存的職業翻譯家，生活雖有改善，但遠比不上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時的較高收入。

上面這些職業翻譯家，有些已辭世，健在的也老了。但由于進入互聯網時代，當今又出現了一批新生的職業翻譯人。他們利用網絡，采取眾包流水作業的方式，以超快的速度，為客戶提供翻譯。他們為美劇譯字幕，為游戲譯配音，還有廣告、證件、專利、技術說明書，等等，什么外文活都接。現有的語翼網、譯喵網、我譯網、做到網、有道人工翻譯網，等等，成為當今國內職業翻譯人的聚集地。像韓斌、小二、朱學恒等人，已成為當今職業翻譯人的著名人物。他們的翻譯水平，也許比不上前輩職業翻譯家，但是，他們的運作能力和經濟收入，則大大超過了那些翻譯前輩。當不少大學外語教師，為了熱愛翻譯事業，還在為每千字得到80元稿酬而從事艱辛的業余翻譯時，當今那些活躍在網絡上的職業翻譯人，因參與翻譯而輕易賺到5位數。

從職業翻譯家的興衰變遷，到今日職業翻譯人的興起，這是市場需求變化和數字技術發展的產物。我們既要傳承職業翻譯家前輩那種敬業、嚴謹和恪守譯德的傳統精神，也要接受和包容當今新生職業翻譯人的存在，重視研究后者所蘊藏的新興生產力和創新的運作模式，去蕪取精，推動翻譯事業向更高更新的目標前進。

（本文作者為出版家、譯林出版社首任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