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絕非一個男孩對翻譯家母親說的那句話：“媽媽，你不就是把中文換成瑞典文嗎？”將莫言等眾多中國小說家的作品譯成瑞典文的翻譯家陳安娜女士跟我提起過：“我兒子以為文學翻譯簡單得很呢。”男孩長大后對母親的工作定有更深理解，而世間的多數人對文學翻譯恐怕還是容易想當然。

文學翻譯不只是把一種文字換成另一種，也不光是有良好的雙語能力就足以勝任。

為何這么說呢，首先，“語言能力”一詞已運用得過于籠統，而與文學相關的語言能力不單是工具性的、能以段級考試做數值評定的語言能力，更要緊的還有對細致的情緒、物事的情狀等有高度理解和精確再現的語言能力。文學譯者首先要有能力對作者的文學語言心有靈犀。其次，即便譯者的文學語言能力和作者的并不在同一高度，至少要和作者的歸屬于一類。換言之，譯者也具備敏感的理解力和精確的呈現力。對作家留白于字里行間的能夠感知，并不著痕跡、不添油加醋，唯借譯筆之輕重加以暗示。

其次，文學語言是歷史和文化中生長出的活生生的語言，不是計算機上彈跳出的字符。

一方面文學語詞牽涉到修辭和象征等，比如“蘋果”在文學里可能就不單是字面意思的一種植物果實，而是愛、生育、誘惑、知識、欲望和不朽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學語詞須在作家和作品生出的文化土壤中具體地感知。斯德哥爾摩的夏夜和上海的夏夜都涉及“夏夜”，但它們的濕度、溫度和亮度，在當地居民心中受期盼程度，和燕子接觸的時間點卻全然不同，在上海一燕不成春，斯德哥爾摩則一燕不成夏。要準確理解這么簡單的字眼都要求文學翻譯跨過原生文學家園，走到另一片土地上尋根。如此呼吸到足夠氣息，有較全面的把握，才有可能吐出貼切的譯文，而非敲出毫無根基的字符。

我并不反對必要時為便于讀者的理解而加大翻譯的程度，可總體而言，我更傾向于讓文學翻譯努力接近原文。譯者對原作的所謂重新建構在我看來并不可取。譯者無權對原文重構，尤其經典作品往往有精密儀器般的嚴絲合縫，譯者應尊重作者的思慮，不宜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的更勝一籌。譯者工作主要還在破譯，破譯話語，正如苦思冥想的刑警拉·科爾破譯死亡了的生命的靈魂話語、逃逸了的罪犯的癲狂信息。若要展示個人建構力，譯者大可另辟舞臺展示獨立的寫作。

然而有一種建構是文學翻譯必須實施的。譯者不宜只看到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只看到作家的盛名或作品的光環，而應將作家作品當作動物，知道它在生物譜系中的位置，它和相關生物在靈魂上如何勾連、呼應和變化。因為一位優秀作家的文字從來不是作家個人的，而是某種文化里凝出的一滴，又終將落地、回流文化大地。在凝結過程里，它已然經歷過傳承，落地后又將由未來的一滴去傳承。

同時，譯者對作家作品及生平還應有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一個優秀的文學翻譯須有語言的稟賦和嚴謹而持久的研究能力，換言之，應該也是優秀的作者和文學研究者。

從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看，一般而言當代作品不如經典作品嚴密和精準。盡管如此，譯者不宜改寫原文中不如人意之處。在不違背原文的情況下譯者可憑遣詞造句予以助力，但對原文的弱點和弊端，卻不能改變和粉飾。一方面，瑕疵是作者特性的一部分，和皮肉相連。另一方面，一本書不能靠譯本變身為夸張的廣告語上的杰作。在當下的時代，文學奇跡實不多見。有時一本書就是一本書，不多不少。讀者大可帶著更耐心和謙虛的態度細看一本書里是否有些養分，而沒必要急著拿它回去膜拜。我認為書的意義不在于讓人膜拜，而在于讓人感受到靈魂。

我從事文學翻譯的時間不算長。雖說文學翻譯并非計劃內的生活內容，回想起來，我為它所作的積累不算短也不算少。至于興趣，中學時純粹出于興趣，我竟涂鴉翻譯過史蒂文森的《金銀島》。

2010年偶然得知我喜愛的一本瑞典文學經典《格拉斯醫生》有數十種語言的譯本，竟還沒有中譯本，我出于分享的愿望將其譯出，滿足于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外國文藝》雜志發表節譯。出乎意料，2012年以全譯本選入譯文經典。那時的我不知文學翻譯的輕重，下筆就首譯經典名家，初生牛犢般的坦然也促成了一個較高起點。譯本得到瑞典學院院士、文學翻譯家和漢學家馬悅然教授的贊許，認為聽到了原作者的嗓音，是中瑞文學翻譯歷史上的很重要的里程碑。

帶著文學翻譯的自覺完成的譯本是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島居民》。那時我已明白文學翻譯如履薄冰，好在我特別仔細，首先注意不可有硬傷。我也力求貼近作者的氣息。《海姆素島居民》充斥著百年前海島漁民的生活用語和植物名稱，但這部小說的翻譯帶給我極大的愉悅。比如寫下海島景觀的一些譯文時，說得上有作者和譯者合一的迷幻瞬間，理解的大門敞開著、天上的神樂鳴響，才能給我這樣的感受。

又翻譯了其他一些書籍后，復旦大學出版社“諾貝爾文學獎背后的文學”叢書主編陳邁平老師將翻譯《尤斯塔·貝林的薩迦》的任務交給我，我有過猶豫。這部小說有一個中譯本，據說因為轉譯以及當年資訊的不足造成不少大的硬傷，加上譯本對原作有多處刪減，重翻確有必要。但我傾向于首譯。翻譯家李玉瑤說，關鍵還是看你夠不夠喜歡。玉瑤這句話點醒了我，那是毋庸置疑的，我其實是熱愛，因此才會在文學評論集《這不可能的藝術》里特別評介過它。

在瑞典的我著手翻譯這部小說時，責編方尚芩在上海淘得舊譯本先做起了解，很快發了愁：“這樣的內容和節奏，如今的讀者哪有耐心看得進啊。”我理解她的焦慮，可我能做的是對文本負責，當下的讀者能否跟隨小說節奏和情致實不能在我的思慮之內。它是往昔歲月里一些靈魂的故事，是塞爾瑪·拉格洛夫為留住那些美好靈魂做出的文字上的努力。這樣的書籍不能成為當下的熱門書純屬必然，歸根結底也無關緊要。

在技術和娛樂豐富多彩、日新月異的今日，那些炫目的一切和燦爛的金子奪人眼球，但人類文化里最精華的成分在某一部分人眼中從來都不是那一些別的，而始終是靈魂、是人的精神。

《尤斯塔·貝林的薩迦》就是挽留生動而美好的人物精神的。而我認為文學翻譯的重點不是語言的置換而正是精神的推介，是把一種語言文化里的精神、某些人的精神推介到另一語言文化中的某些人那里——那些期待接受的人。至少在當下，人的精神生活很不發達，也未呈現出比往昔更高級的特征，文學翻譯的課題之一是善意地提醒人關注靈魂、感受靈魂。

《尤斯塔·貝林的薩迦》吸引了止庵這樣的評委讀者。這本書獲得《出版人雜志》主辦的2019年書業年度評選文學翻譯獎，責編聽頒獎的王家新先生說到這一句內幕，十分高興。其實在編輯過程中，她早已愛上這本書，可那時的我們都不確定和我們一樣喜愛它，接收那些靈魂的信息的人會是誰。 遠在瑞典的我不能特意飛去領獎，可我為這份高水準的接收欣慰，這個獎也因此比2016年獲得的瑞典學院文學翻譯獎還要讓我高興。

譯介與人的靈魂連接的作品，和靈魂對話，讓它們借我發聲，讓讀者和往昔的靈魂交流，這是我進行文學翻譯的動力。《文藝報》原編輯王楊于書店巧遇我的《這不可能的藝術》，因此找我辟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