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波德萊爾（1821—1867），作為西方現代詩的鼻祖，以一部《惡之花》，改變了世界詩歌的走向，持續性地引發“新的戰栗”。五四文學革命伊始，波德萊爾就被介紹進中國，深度參與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給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新詩作者們帶來了“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波德萊爾其人其詩在中國翻譯、傳播和接受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現當代詩歌的發生、發展史。波德萊爾憂郁的面影，一直伴隨著百年中國新詩的浮浮沉沉。2021年，是波德萊爾誕生兩百周年，也是詩人被介紹進中國的第一百周年。在這一重要的時刻，梳理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接受史，回顧過去，放眼將來，或許是對詩人最好的紀念。《波德萊爾與中國》一書的出版，正是作為一份來自中國讀者的厚重“禮物”，在雙重的紀念意義上，向波德萊爾致敬。

回顧波德萊爾在中國的百年接受歷程，采取何種角度，選擇哪些文獻，很考驗編選者的眼光。《波德萊爾與中國》一書設置了“文苑之聲”“學苑之聲”“歷史回眸”和“訪談”四個部分，從而以多聲部的方式合奏出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接受史。其中“文苑之聲”和“學苑之聲”收錄的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詩人和波德萊爾研究專家的相關作品，側重于從創作和研究兩個角度透視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意義。“歷史回眸”部分則是一組專門的波德萊爾接受史論文，主要展現了波德萊爾在中國二十世紀二十至七十年代的接受歷程，各篇論文既有關注整體者，又包含了個案。“訪談”部分則是對當代中國波德萊爾重要接受者的采訪記錄，鮮活而不失歷史文獻意義。可以看出，《波德萊爾與中國》注重“史”與“論”的辯證結合，多角度地呈現出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接受路徑，也為當下如何理解波德萊爾之于中國詩歌的意義，提供了一扇窗口。

在一般的想象中，波德萊爾往往被視作頹廢詩人、惡魔詩人，但是作為現代性的象征符號，波德萊爾其人其詩也必然蘊含著現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種種矛盾、復雜和詭譎之處。波德萊爾“亦莊亦諧”，美與丑，善與惡，天使與魔鬼集于一身，成為捉摸不透、言說不盡的人。而這種復雜性也成為波德萊爾在中國的接受史的一個表征。《波德萊爾與中國》一書通過文獻的選取與安排，呈現出的正是波德萊爾在中國的多元面影。

比如，在新文學早期，面對波德萊爾的詩，徐志摩以他特有的“濃得化不開”的文風，贊美詩歌中的聲音：“他詩的音調與色彩像是夕陽余燼里反射出來的青芒——遼遠的，慘淡的，往下沉的。他不是夜鸮，更不是云雀；他的像是一只受傷的子規鮮血嘔盡后的余音。”而魯迅看過徐志摩的文章后，一面斥之為“神秘談”，一面則借著波德萊爾呼喚“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魯迅將波德萊爾視為“精神界的戰士”，“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徐志摩則是把波德萊爾看作一個神秘的浪漫抒情詩人，兩種不同的波德萊爾形象，標示著兩種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場，而這種種沖突之處，又關聯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路向抉擇。同時，不同立場間的分歧與對立，也體現在對波德萊爾詩歌的具體翻譯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發表于《學衡》雜志上，由李思純翻譯的多首波德萊爾詩歌，均使用文言譯文，或多或少地體現出文化守成主義者的波德萊爾接受觀。而在同一時期，左翼文化人士也對波德萊爾詩歌進行了“改寫”，作為《資本論》的首位中譯者，陳勺水將波德萊爾名作《奉勸旅行》的頹廢風格改譯成進步主義風格，“將波德萊爾想象成充滿力量和激情的詩人”。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天地玄黃的時刻，之前的種種對立，進一步凸顯。在左翼文學陣營那里，波德萊爾已是“一群沒落的小布爾喬亞的代表”，而在中間階層的作家、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詩人那里，波德萊爾卻成為新詩現代化的借鑒資源，陳敬容、汪銘竹、王道乾等詩人在波德萊爾的影響下，詩作中早已滿是漫游、頹廢、死亡與情色想象。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波德萊爾的形象，多元而又分裂，深植于中國社會的脈動之中，無疑是一個窺探歷史與詩學真相的重要癥候。

而在“當代”，隨著新的文學規范重新確定，“沒落與頹廢”的波德萊爾詩歌在“雙百方針”時期有過一次集中而短暫的現身。在1957年7月號的《譯文》上，陳敬容選譯了《惡之花》中的九首詩，標志著文學、意識形態體制的某種松動。盡管驚鴻一瞥，這九首詩卻與當時其他的異質性文學資源一道，深刻震撼、影響了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地下寫作”，形塑著后來蔚為壯觀的“朦朧詩”與“第三代”的寫作形態。在陳建華、柏樺等詩人的回憶中，波德萊爾的頹廢與唯美，完全契合了那一時期中國青年的心境，從詩歌風格到行為方式，詩人們無不將其視作反抗固化的體制的精神源泉。正是基于不斷地回溯性建構，波德萊爾對一代詩人的致命影響，在今天，已然成為制度性的文學史想象，和不容懷疑的起源神話。但問題可能恰恰也由此呈現出來。那種來源于反叛心理的、對抗式的歷史回憶與文學研究，反復申說之下，多元的波德萊爾形象已經越來越單一。當那一代詩人們一再確認波德萊爾的頹廢與唯美，當學者們花式論證波德萊爾的都市漫游者形象，或者說，當人們汲汲于將波德萊爾推向“革命”的反方，事實就果真如此嗎？

波德萊爾在當下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困境，似乎也不經意間體現在《波德萊爾與中國》一書的文獻編排上。“文苑之聲”部分側重的是波德萊爾對中國詩人創作的影響，但是所收錄的作者止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詩人。而從“文苑”到“學苑”的切換，卻像是透露著波德萊爾在給新時期的中國先鋒詩歌帶來“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歡樂”之后，迅速固定化、體制化，成為學科式的專業研究對象，也因此就成為需要“回眸”的老古董。或許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波德萊爾已被符號化，圍繞他的種種激動人心的、代表著反抗的關鍵詞——頹廢、唯美、惡魔、審丑、都市漫游者等等已經成為文學與認知常識，既不構成寫作的前提，也無法攪動現實秩序。在眼花繚亂的消費社會，在應接不暇的全球化時代，比波德萊爾更“惡”的花朵，比“惡之花”更“刺人心腸的歡樂”已經層出不窮，年輕的詩人們早已見怪不怪，時時尋求著更大的刺激。在他們練習詩歌寫作的道路上，波德萊爾更像是一種不得不去了解的知識，甚至都夠不上一種可以被模仿的詩歌風格。而且，令人愕然的是，波德萊爾也似乎已經被編排成某種體制的辯護詞。每當時下的詩歌寫作場域出現一些粗俗現象而引起爭議與討伐之時，總會有人跳出來用波德萊爾為其張目，而如果“惡之花”已成為鄙陋的衛道士，那么，波德萊爾還代表著“真的惡聲”嗎？

因此，回顧波德萊爾在中國的百年接受史，不僅是學術謹嚴的歷史考古，也是對當下的批評與反思。中國對波德萊爾的翻譯與介紹，始終鑲嵌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那些多元、鮮活的波德萊爾形象，透露著一代代波德萊爾接受者的心聲，也閃現著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容。而在整理與打撈歷史之際，如何在新的語境下閱讀波德萊爾，如何讓那朵兩百年前的“惡之花”重新綻開，或許是更為嚴峻的課題。這至少意味著，直面歷史與現實的危機，去發現、創造，并發出“真的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