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朗吉”主要成員，左起：菲利普、耶勒、尚萬

瑪格麗特·奧杜

歐仁·達比作品《北方旅館》

奧杜小說《瑪麗-克萊爾的作坊》

“法朗吉”（la Phalange），或曰“法朗斯泰爾”（le Phalanstère）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臆想的人類“和諧社會”，屢經嘗試，但無論在傅氏的祖國法蘭西，或在美洲的“新世界”里，均遭遇失敗。在嚴酷的世態下，唯余一種烏托邦的幻想。不過，19世紀確曾有一批窮困中的文學藝術界人士勉力把傅氏空想變成為現實，在后世傳為佳話。這個匯集詩人、作家和畫家的文學會位于塞納—馬恩省一個叫卡赫奈坦（Carnetin）的偏僻小村落里，成了20世紀初法國“民眾文學”的源泉。1904至1907年間，每逢周日，女作家瑪格麗特·奧杜、詩人列昂-保爾·法赫格、“底層”小說家查理-路易·菲利普和列昂·沃爾特等人便一起來此聚會。

一切起始于巴黎，布呂納大媽在塞納河圣路易島上的圣路易街88號經營一間簡陋食肆，供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們果腹。跟他們同桌進餐的是普通工人和警員，一頓晚飯僅花30個蘇就夠了。最早來的有作家查理-路易·菲利普和瑪格麗特·奧杜等人。菲利普開始受象征派啟迪寫詩，但他卻以寫社會底層的五部小說《母與子》（1900）、《蒙巴納斯的布布》（1901）、《山鶉老爹》（1902）、《瑪麗·道納迪埃》（1904）和《小酥餅》（1906）出名，驚動了文壇老將列昂·勃魯瓦和莫里斯·巴萊斯，另有作家兼文藝評論家奧克塔夫·米爾波支持他獲龔古爾文學獎未果。

查理-路易·菲利普的幾部作品中，《蒙巴納斯的布布》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婦女賣淫現象，給讀者印象最深。在作者筆下，外省青年彼埃爾·阿赫迪于七月流火之際在巴黎格勒奈塔街遇到妓女貝爾塔，愛上了對方。可是，貝爾塔是她丈夫布布的搖錢樹，三個人相繼染上梅毒，被當年這一不治之癥所苦。貝爾塔因病住院，布布偷竊一家店鋪被捕入獄。貝爾塔以為自己從此可以脫離苦海，跟情人私奔。不料阿赫迪只情愿留女方同居，并沒有勇氣跟她遠走高飛，結果釀成一場人間悲劇。小說1910年由意大利導演莫羅·波洛尼拍成電影，直到2006年才在法國上映。

查理-路易·菲利普經莫里斯·巴萊斯幫助，在巴黎市政廳謀了個卑微的巡察差役，聊以糊口。不過，他因此得以在書報亭、貨攤和飯館閑逛，觀察社會百象。不久，他跟《神燈集》作者、詩人列昂-保爾·法赫格為伍，二人同往馬恩河畔拉尼附近的卡赫奈坦小村，于1904年在那里建成了窮文人抱團的文學“法朗吉”，以“卡赫奈坦幫”馳名，并獲得了國際聲譽。查理-路易·菲利普于1909年12月21日患腦膜炎病逝，留下一部未完成小說《查理·布朗薩爾》手稿。他埋葬在阿列省自己的故鄉塞利里，大雕刻家安東尼·布赫岱爾專為這位描繪“窮苦人的作家”塑像，豎立在他的墓碑前。

這個以文學為共同目標的集體里，另有一位重要成員。她就是爾后登上巴黎時裝制作舞臺的瑪格麗特·奧杜。此女幼年在孤兒院度過凄慘童年，及長當過女仆，縫衣女工，備遭歧視，受盡卑賤的苦楚。她雖然患眼疾，但仍堅持夜間寫作。奧杜以自己孩提當牧羊女和其后在巴黎盆地南部索洛涅做女傭的生活當題材，于1910年寫成自傳體小說《瑪麗-克萊爾》（Marie Claire）。這部小說筆觸樸實，寫得逼真動人，得到當時主宰文壇的奧克塔夫·米爾波和路易·菲利普的贊賞，由二人共同推薦到法斯蓋爾書局出版社付梓，贏得眾多讀者，榮獲“費米娜文學獎”。1920年至1931年，她接著發表小說《瑪麗-克萊爾的作坊》和故事集《未婚妻》，成為出自卡赫奈坦文學法朗吉的“民眾文學”骨干。不過，女作家只紅極一時，逐漸被人遺忘。最終，她死于貧困，只有小說《瑪麗-克萊爾》留名后世，于1937年成了當今法國一份走紅時尚雜志的《瑪麗-克萊爾》美名。

詩人查理·尚萬是該文學法朗吉的活躍成員。他的職業是律師，當過拉波里先生的秘書，后者在“德萊福斯事件”中充當左拉的辯護人。同樣學過法律的米歇爾·耶勒在東部鐵路公司任職，管理待領行李窗口。他出于興趣，也加入了卡赫奈坦法朗吉。瑪格麗特·奧杜就是由他引見給查理-路易·菲利普的。菲利普對奧杜一見如故，視之為“女同鄉”。列昂-保爾·法赫格1947年在《家族肖像》里寫道：“米歇爾·耶勒把瑪格麗特·奧杜引來時，我們都還不夠25歲，而伊已經年滿35歲。出乎她意料的是，自己遇見一些非常樸實的小伙子，而非她想象中一些令人敬畏的作家。這幫年輕人從不炫耀，而苦中取樂，不分年齡，出于共同愛好相互尊重。”

確實，在這個窮秀才的“法朗吉”里，大家安于貧窮淡泊，常常分著吃一大塊面包抹些鴨肝醬，然后興趣盎然地探討文學與藝術，不慕巴黎的精神貴族沙龍。他們避開大都會的鬧市，在荒涼的海岸和窮鄉僻壤漫游。每每回到卡赫奈坦十字架街，米歇爾·耶勒就向伙伴們喊道：“瞧，咱們回到了自己的古堡！”實際上，他們棲身的只是一個幾近破敗的房子，屋頂漏水，窗戶玻璃碎裂，戶外四周野草滋蔓。室內僅有木桌孤燈，幾張折疊床，大家圍著酒精爐子取暖。這個離馬恩河只有20米距離的處所，光景實實不堪入目，但經詩人法赫格揮筆賦詩，就被美化成了一個“共享幸福的人間洞天”。

畫家弗朗西斯·茹爾丹1953年在《無怨無悔》一書中回首往事，追懷那一段難忘的“友誼歲月”。他說，當時大伙兒湊錢租住在一所簡陋房子里，自己把臥室墻漆成梵高喜歡的黃色，用圖釘固定幾幅日本木版畫。在他眼里，卡赫奈坦雖是個不起眼的小村子，但那里卻發生了大事件。“現在，我很難描述自己的幸福感。我們大家都感到幸福，仿佛聞見一股芬芳。那些珍視友誼并為之心悅的人，是會領悟我的感受的。今天，我益發覺得我們當年確是遠離了那幫放縱不羈、喧囂不止的資產者的名聲嗜好，而更珍視友誼的可貴。”

想當年，沃爾特騎自行車到達卡赫奈坦，跟友伴們會合。他用一個噴水壺沖頭，在地上，或草叢里睡一覺，難得暢快。這伙窮文人在“法朗吉”探討文學、藝術、歌謠，或世態炎涼，夸夸其談，無所不論及，還齊唱民間小曲兒，人人都動筆寫作。據茹爾丹回憶，耶勒在那兒手舞足蹈，口無遮攔地大吐狂言，沖破了早晨的沉寂。菲利普寫他的小說，沃爾特則翻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至于瑪賽勒·萊，他不停地朗誦圣佩韋的文辭，以及凡爾納和馬拉赫美的名篇，甚至印度的《性典》，得意忘形，不慎摔倒在樓梯上。總之，他們在“法朗吉”各有所好，各干各的，自得其樂。所有人都嘲笑法赫格。他曾跟耶勒漫游德國，但二人感想迥異。耶勒欣賞大自然，看一根草都覺得神秘，可是法赫格卻堅稱自己只有在巴黎才能呼吸。后者于1895年發表了散文詩篇《唐柯萊德》，得到馬拉赫美的賞識，一時聲名鵲起。1910年，耶勒在法赫格等人創辦的《新法蘭西雜志》上發表《果埃特》。沃爾特于1913年出版《白房子》，跟阿蘭·富尼耶的《大莫倫》一同進入龔古爾文學獎的最后競逐行列。

及至1907年，文學法朗吉離開了卡赫奈坦村，但其成員得到時間的賞賜，一個個都成才發跡；有的變為“大作家”，另一些是著名畫家或學者。三十載后，沃爾特回首強調，他們曾經組成一個友誼的“世界共同體”，流著“窮人的血液”，“思考塵世人間”，尋求真正智慧的答案。

20世紀初在六角國出現的文學“法朗吉”，無疑是文壇藝苑的新鮮事物，形成一股“民眾文學”潮流，后由《世上受苦人》的作者亨利·布拉依和《北方旅館》的作者歐仁·達比繼承發揚，拓展為一股法國當代的“民眾文學”潮流，無產階級文學的開端。與超現實主義文藝和“新小說”派比較，它更具有人民性，傳播著“法朗吉”的社會烏托邦理想，而且沒有隨時移勢遷而被不向舊世界秩序屈服的人們所遺忘。在中國，上世紀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委托筆者在巴黎購買了查理-路易·菲利普的幾部小說，擬翻譯出版。我始終認為這是非常值得在中國介紹的一位“民眾文學”作家。

時下，法國又興起一種類似“法朗吉”的生態共同體，投入者遠離大都會，在鄉野實行共同勞作，財富共享，管理理念采納直接民主和生態文明。選擇這種“生態村”生活方式的人，追求的是一種另類生存形式，現實社會里的新烏托邦。這一現象令筆者聯想到上世紀查理-路易·菲利普等一群窮知識分子創立的卡赫奈坦鄉間“法朗吉”實體。但愿當今的新嘗試能像它那樣善始善終，不被人間貪欲最后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