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中國紅學界隆重熱烈“紀念新紅學100周年”。我的學術研究范疇，本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學研究與翻譯，但20世紀80年代末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受邀遠赴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近4年，翻譯、校訂了西班牙文版《紅樓夢》，最終這部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名著得以在西班牙問世，由此我也與紅學界產生了一些聯系。

如何結合國外受眾的思維和閱讀習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回顧《紅樓夢》的海外傳播以及我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的一些問題，或許能給大家帶來某些思考與啟示。

“被動”成為西語《紅樓夢》譯者

在西班牙出版《紅樓夢》，這原本是中國外文局和格拉納達大學的一項合作協議：我方提供譯文，他們負責出版發行，并向外文局提供兩個赴該校進修西班牙語的獎學金名額。然而，當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拿到《紅樓夢》的譯稿時，認為不能出版，其主要原因一是這個稿子是從英語轉譯的，二是稿子的西班牙語水平未達到出版要求，全文2600多頁（A4打印紙），水平參差不齊。

于是，格拉納達大學副校長卡薩諾瓦教授親自去馬德里與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聯系，請文化參贊推薦一位西文版《紅樓夢》的審校者和定稿人。時任文化參贊的張治亞先生向卡薩諾瓦教授推薦了我，這就是我何以被動地成了《紅樓夢》譯者的緣由。我和張治亞先生此前并沒打過任何交道，他為什么推薦我呢？就是因為我翻譯的《馬丁·菲耶羅》在阿根廷很受歡迎，當時他正在那里任文化參贊。我當時很是忐忑，第一，我不是紅學家；第二，不管怎么說，《紅樓夢》是講西班牙語的外國人翻譯的，我一個中國人怎么可能修改人家的稿子呢？后來有位“知情人”告訴我說，西文版《紅樓夢》已有成稿，我的任務無非是對照中文看一遍，我這才鼓起勇氣，于1987年7月到了格拉納達。

到了那里后，我才知道根本不像那位“知情人”所說。有西文譯稿不假，可人家說那譯稿不能用，要逐字逐句地對照漢語去校對和修訂。這哪里是“看一遍”，簡直就是重譯。我知道問題嚴重了，可又不能打“退堂鼓”。我請校長幫我找一個語言水平很高的西班牙人，最好是詩人，和我一起工作。校方就推薦了一個28歲的在讀博士生何塞·安東尼奧·加西亞·桑切斯，他是位詩人，出過一本詩集。

這樣由一個西班牙人來負責潤色文字，我們合作翻譯，就好多了。后來，我們就不在外文局提供的稿子的基礎上修改了，因為我的合作者懂法文，他就從法文版翻成西班牙文，我再對照國內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紅樓夢》來校訂。

“紅亭子里的夢”

《紅樓夢》這個書名，原譯稿譯作 Sue?o de las Mansiones Rojas，直譯是“紅色大廈（或官邸）之夢”。la mansión一詞在西班牙語里，即大廈、豪宅、宅邸之意，而且用的是復數，問題是書中的榮寧二府的“府”也譯作mansión。懂漢語的讀者，對這樣的譯法，一定會提出質疑。“紅樓”之“樓”和“榮寧二府”之“府”，怎么會是同一個詞呢？我們知道，《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再看看作者自己對《紅樓夢》的評價：“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就更能體會“紅樓”絕非僅指榮寧二府。我將書名譯作 Sue?o en el Pabellón Rojo（直譯為“紅亭子里的夢”），是覺得這能使讀者產生廣闊的遐想。或許正因為如此，英文譯者霍克斯采用了《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書名。又如，原譯稿中把“撞客”譯成“碰見朋友”，如有國人校訂，這樣的誤譯是不會出現的。至于把“叩頭”譯作“問候”，把“炕”譯作“床”，把“初試云雨情”譯作“第一次體驗性生活”，雖說不是誤譯，但不同的譯者會采取不同的譯法，也有個“雅俗優劣”之分吧？

在翻譯過程中，有時還會碰到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在翻譯香菱的名字時，我們發現西班牙沒有菱角這種植物，自然也就沒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國內提供的稿子譯作casta?a de agua，可這是荸薺，顯然與一位楚楚動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遠。要譯作“菱”，就要查植物學詞典，可在植物學中，又有兩角菱、四角菱和烏菱之分，香菱之菱屬于哪一種呢？再說，如果一定要譯作“菱”，就要用拉丁文，在西班牙語中，突然出現一個拉丁文單詞，如同在花生米中摻一粒石子。經再三研究，只好把香菱之菱譯作睡蓮（Nenúfar）了。“睡蓮”與英蓮之“蓮”是同族，聲音也不難聽，似乎也與人物的形象相符。這僅僅是翻譯過程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譯者的良苦用心也就可見一斑了。

最難翻譯的還是《紅樓夢》中的詩詞。漢語和西班牙語是完全不同的載體：一個屬漢藏語系，一個屬印歐語系；一個是單音節表意的方塊字，一個是多音節的拼音文字；一個有四聲而且韻母非常豐富，一個是韻母單調（僅5個元音）但有重音，節奏鮮明。如果逐字逐行，是無法譯的。再說，學過外語的人都知道，在外語文本中，最忌諱的就是重復同一個單詞，而在漢語里，這卻是一種修辭手段。諸如“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就拿第一句詩來說，一行七個字、三個“花”，如何翻譯呢？只能在理解原詩的基礎上，用西班牙語寫一首盡可能與其相似的詩。詩歌翻譯是二度創作。為了保證譯文的忠實，我們的做法是，首先由我作兩種翻譯：一種是不管西語的語法結構， 逐字硬譯，“對號入座”，還要標上漢語拼音，使何塞對原詩的本來面目和聲音有個總體印象，以彌補他根本不懂漢語的欠缺，但這樣的翻譯，有時他根本看不懂，莫明其妙。因此，還要按照規范的西班牙語作另一種翻譯。何塞在兩種翻譯的基礎上加工潤色，使其成為西班牙語詩歌。然后，我們一起討論定稿。定稿之后，還要把它交給當地的幾位詩人朋友傳閱，并聽取他們的修改意見。

西文版《紅樓夢》，從校訂到翻譯，前后近4年，我與何塞夜以繼日，連圣誕節別人都休息了，我們都不休息，根本就沒有周末，只想早一點把這件事完成、做好。

作為西文版《紅樓夢》的譯者，我既沒有版權也沒有稿費。當時，格拉納達大學給我的條件，就是管吃管住，每月給點零花錢。后來我又在那里教漢語，才有了一份工資。我每周要上十幾節課，其余時間全部用來翻譯《紅樓夢》。但我覺得這一輩子能做這么一件事，非常幸運。弘揚中華文明，促進文化交流，就是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實事。我很感激格拉納達大學，他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前后經過16年，最終出齊了西文版三卷本《紅樓夢》。

對中國文化和智慧的無限崇敬

西文版《紅樓夢》問世后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第一卷在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印了2500冊，一個月即售完。《國家報》和一些地方報刊以及電臺、電視臺都做了報道。在格拉納達大學的文化中心馬德拉薩宮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式，并邀請了中國外文局著名翻譯家和紅學家楊憲益先生一行三人參加了該項活動，同時在格拉納達大學校部舉辦了《紅樓夢》人物畫展。穆爾西亞的文化季刊《拾遺》發表了《紅樓夢》第十七回，并附有何塞與我合寫的文章《曹雪芹與紅樓夢》。在專門發表新作的雜志《比特索克》（Bitzoc）上發表了小說的第十八回。在格拉納達大學校刊的特別副刊上發表了小說的第一回以及何塞·蒂托寫的短評《〈紅樓夢〉：雄心勃勃的出版業績》。在ABC雜志1989年第二期“書評家推薦圖書”欄目中，14位書評家中有兩位同時推薦了《紅樓夢》。格拉納達大學副校長卡薩諾瓦教授在西文版《紅樓夢》前言中指出，《紅樓夢》“向我們提供了無比豐富的情節，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文化和智慧的無限崇敬更加牢固”。“對格拉納達大學來說，此書的出版意味著極大的光榮和優越感，因為是我們首先將這智慧與美的遺產譯成了西班牙文。”

1989年5月3日, 格拉納達官方報紙《理想報》曾發表一篇對格拉納達大學出版社社長巴里奧斯先生的專訪。巴里奧斯表示：“這部中國小說的譯本在全國各地所引起的反響，促使我們要改變自己的方針，我們要與那些丑陋的令人反感的圖書決裂。”

記得在我入住的大學花園式賓館舉辦過一個醫生和護士的培訓班。《紅樓夢》里有一回講“張太醫論病細窮源”，其中提到中醫把脈的“寸關尺”和陰陽五行如何相生相克，我們翻譯時對此做了一個很長的注釋。我們把它打印出來，分發給培訓班的醫護人員，他們對中醫的辨證論治非常感興趣。在格拉納達大學，有一位教授開了一門關于中國文化的課程，干脆就用《紅樓夢》作教材。《紅樓夢》的確是一部百科全書，包羅萬象，建筑、烹調、服飾、園藝、戲曲、詩詞……幾乎應有盡有。

不對等的中西文學交流

我在西班牙經常接受報刊的專訪，每當提起《紅樓夢》，對方都會說“這是中國的《堂吉訶德》”，以此說明《紅樓夢》在中國和世界文壇的地位。可是很遺憾，中西文學交流其實很不對等。從林紓翻譯《魔俠傳》開始，《堂吉訶德》在中國有上百個不同的版本。前不久，我的朋友、漢學家雷林克女士還把林紓翻譯的《堂吉訶德》又從中文翻回了西班牙語，說是讓“堂吉訶德回家”。而《紅樓夢》迄今為止，在整個西語世界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只有一個版本。這與我們這個擁有5000多年深厚文化底蘊的泱泱大國，與《紅樓夢》這樣一部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的鴻篇巨制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翻譯數量決定受眾廣度，質量決定閱讀效果，從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話語體系和軟實力的構建。

我們曾經投入了不少人力和財力，翻譯出版了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但就西班牙語翻譯而言，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我認為有兩點：一是只聘請外語譯者，沒有中國人審校；二是只管翻譯出版，不管發行即傳播的情況如何。在這方面，我認為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的做法是可以借鑒的。

我認為，將中國的文學經典翻譯成外文，主要靠國外的漢學家。但培養一位高水平的漢學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目前，尤其在非通用語種國家，高水平的漢學家稀缺。在這種情況下，不妨采取我們在格拉納達大學的做法：首先遴選出大家公認的國學經典的英譯本或法譯本，然后請高水平的譯者（應不難找到）譯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國的外語學者根據原文審校。這樣，既可保證譯文質量，又可避免誤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這只是目前的權宜之計。等到譯介國有了高水平的漢學家，也就無需我們越俎代庖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原會長）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4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