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裴（Petko Todorov Hinov），保加利亞青年翻譯家、詩人、作家。翻譯出版了《紅樓夢》《生死疲勞》等，開創了中國長篇名著直接翻譯成保加利亞文的先河。2015年獲保加利亞“赫里斯托·格·達諾夫”文學獎；2017年獲第十一屆中華圖書青年成就獎。主要著述和譯作包括：《保加利亞民族學與翻譯》《紅樓夢》《三十六計》等。

對保加利亞的漢學與中文文學翻譯略有所知的人，都不會忽略這樣一個名字：Petko Hinov，中文名“韓裴”。他是中國古典文學、哲學和近代文學杰出的保語譯者，譯有《三十六計》《七俠五義》《紅樓夢》，莫言的《生死疲勞》，葉圣陶的《兒童故事選》，以及徐志摩、紀弦、北島和顧城的詩歌。韓裴也是一位詩人，他將翻譯看作寫詩，看作在中國與保加利亞兩種文化中尋找歷史感的浪漫歸宿。

周菲菲：我幾乎用一個晚上讀完了您寫的《歸宿——愛中國，愛保加利亞》這本書。它是本自傳，但也是一部打破時空隔膜的文學理解史，不只屬于您一個人的理解史。我感覺，“中國文學”對您來說是一種“命定”，對嗎？

韓 裴：一個人的命運是一個秘密。對我來說，它源于一種神秘的渴望，對漢字的迷戀。漢字是一種直接的“事”，古人眼里的人、自然、世界和自己的一切感受都直接這樣畫給我們看，你去讀出來，就是他們直接畫給我們聽。如果你想聽到古人對你說什么，就要動用所有的感官，找到那種有溫度的聯結，這是觸覺，是味道，是所有感性的東西融會在一起的，撲面而來的聲音。漢字不僅是一種工具，它是直接地吟唱那種天真的、自然的生活，現在沒有哪個民族的人還用這樣的寫法。

周菲菲：你在漢字里觸摸到的那種聲音是什么？

韓 裴：歷史、活的生活，在那里文化的精神從來沒有被打斷過，從遠古持續到我們現在的那種穩定的流動性，像時間之河。我的國家的文化有過斷裂，但中國沒有，這種持續性對我來說很重要。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保加利亞幾乎看不到中文書。普羅夫迪夫有一個書店賣俄漢大辭典，還有俄文翻譯的魯迅小說集，還有一本日文的漢語教材，我都買下來了。我看不懂漢字，但會抄寫，可能筆順都是錯的，但一直會抄寫。抄寫就像“觸摸”，這是個很好的詞，它很親切，像小孩子跟母親在一起，會觸摸母親的手臂一樣。漢字有種神秘的美感，你去抄寫它，聽它，朗讀它，就會進入這種感覺。我最先看的一部中國電影是白雪松（Bora Belivanova）老師翻譯的《少林寺》，女主角是丁嵐。我看著保加利亞語的字幕，聽著丁嵐說漢語，這是我最初對漢語發音的印象，剛柔并濟，和《少林寺》的武術一樣，這是一種不會斷裂的東西。后來我自學了漢語，第一志愿進入了索菲亞大學中文系，就像一個秘密的約定那樣，我注定要離它更近一點，越來越近。

周菲菲：從你開始翻譯文言作品開始，就不僅是靠近，而是走進了。先是《七俠五義》，接著是《紅樓夢》，你已越過語言文字的藩籬，朝向漢字所引導的文化精神深處。

韓 裴：當你真的懂了漢語，它就成為一條道路。文學翻譯是很浪漫也很神秘的工作。我還沒看完《紅樓夢》就決定要譯，因為我發現自己跟寶玉有精神上的契合，我們相似，我們能溝通，我理解他對黛玉的情感，我也理解我自己的情感，這是種緣分。最好的翻譯家會按照自己的本色去選擇他要翻譯的東西，他會在作家面前透明，在人物面前透明，因為他們就是他自己，要傳達的只是默契。你要問自己，是為誰翻譯的？為讀者，還是為作家？我是為作家翻譯的，我不迎合讀者的嗜好。你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它導致不同的偏好，但文學的精神不是諂媚，而是引導。我收集了《紅樓夢》所有的版本，包括各種注疏本，逐句地比較、選擇，但我是“直譯”《紅樓夢》，這個“直”不是“硬譯”，而是“直覺地譯”。翻譯家在看原著時已經是一種翻譯了，最初始的翻譯。這本身就是一種戲劇性的開端，你能聽到另一個聲音在你旁邊說話——有人進來了，直接告訴你這里要怎么翻譯——有人進來了。最自然的、活的、最親切的交流難道不是這種直接性嗎？我要通過翻譯告訴讀者的，是我和作家的默契，這是一個寫詩的過程，表面看卻像一個技術問題。技術層面上都是很簡單的，但我們不能技術地去理解人，不能技術地去感受歷史，不能技術地活著。有人問我，《紅樓夢》里最喜歡的是誰，是賈寶玉嗎？我說，紅樓夢里我最喜歡曹雪芹。一個優秀的作家和一個優秀的翻譯家是一樣的，是無形的。他們不說話，但他們用一切跟你說話。

周菲菲：《紅樓夢》不是“你的書”，但曹雪芹是“你的”作家。

韓 裴：一個就那樣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這是對歷史語境有最親切的體會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直接性。翻譯過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難，總是去請教孫偉科，他不厭其煩地幫助我，解釋人名、地名，一些特殊的用詞和它們背后的歷史，他帶著我去尋找歷史感。我體會得越多，就越知道如何取舍，價值引導的方向在哪里。這是從理解作者的角度來說，但從翻譯的表達上說，就是一個新的問題——保加利亞語和它之中的文化精神。我在經歷一個不斷地重新學習母語的過程，因為我選擇了“我的”作家，我知道他對我的要求。中國文學對情感的表達很細膩，又很謙遜，保加利亞語在它的歷史深處也有相應的意味，要觸摸到它，就要用另一種方式穿越文化的斷裂，主動地恢復歷史感。所以，你從宏觀上看，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的橋梁，而對于翻譯者來說有更深層的意義，它事關一個活著的人在兩種文化中找到共同的內心歸宿。

周菲菲：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歸宿——愛中國，愛保加利亞》。活在現代的人，在閱讀本國文學的時候，需要主動地尋求與自己國家的歷史的聯結；在閱讀譯作的時候，需要主動地尋求與作者國家的歷史的聯結，這對于譯者和讀者來說，是一樣的。許多這樣的個體在歷史的向度上向著自己和他人的歷史發送聯結的信號，作品中的人和作者一起走出來，就開啟了面向未來的當下演繹。這是一種更加實在的、具體的“直接性”。你從明清譯到民國再譯到現當代，好像是通過文學的理解來梳理一段中國史。這段歷史是動蕩顛簸的，但你觸摸到了其中持續的穩定性，它給你信心，也給你安慰。

韓 裴：如果我追溯得更遠，到達最初，那這種歷史感會更震撼。就像最初漢字給我的感情，有一段時間我無法接觸到漢字，這給我帶來巨大的痛苦，我非去中國不可，我也非要到中國的文學和歷史的源頭去不可。保加利亞語沒有《詩經》，如何翻譯唐詩？保加利亞語還沒有《尚書》，怎么翻譯《史記》？思想的背后是情感的連續性，不管你要不要，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的歷史是你的歷史。但是，不管哪里的人，都要尊重“土地”。土地里長出人性，不管古代還是現代，人性都是一樣的。我昨天看《孟子》，孟子也說：“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如果我到了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最初，也就同時到了保加利亞語言和文學的最初。現代的中國人受西方影響也有100年了，但心里最內核的東西，還是來自古人，它從漢語，從文字和發音，從文學很直接地進入你的生活，看上去這很平常，但這是很浪漫的。當你成熟之后，你就會感覺這每一個時刻都是很浪漫的，它是你為人的一種方式，讓你不缺少每一刻，每一個片刻都活著——這也是歸宿。

周菲菲：“把一分鐘活出金燦燦的六十秒”（吉卜林語），這也是心之所同然。《歸宿》里也常提到“心文化”這種說法，回歸到文化的深處用心理解現代，現代人的行動、生活方式、對歷史和未來的眼光、對“世界”的理解，和對情感的表達。沒有心的腦袋是很危險的，不自然的情感表達也一樣。

韓 裴：你看《紅樓夢》里如何表達愛情呢？很斟酌的一個個詞，很委婉的一首首詩，把這放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看，就是自然的。因為在這里，“愛”的感受是直接的，但卻不可以直接講，為了保護它內在的含義，這是內斂的表達的作用。我們說它很“含蓄”，含蓄是涵養的結果。沒有涵養的時代會過分地濫用這個詞。這個詞就像一個很銳利的工具，它會治愈人心也會傷害人心，同時，如果你用了太多，它也就鈍化了，人心就容易變得沒有溫度，就像一個電子產品。所以中國文學的傳統里，愛是“不直接”。我在保加利亞的文學中也感受到這種“不直接”，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翻譯《紅樓夢》。有些譯文在專業的人看來甚至是可笑的，但我不介意，因為翻譯和寫作一樣，都要通過“說”讓人聽到、看到、觸摸到那些不可以說的東西。

（周菲菲系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