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亞仁

《在細雨中呼喊》英文版封面

英籍漢學家白亞仁（Allan H. Barr），先后畢業(yè)于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現(xiàn)任美國波摩納學院亞洲語言文學系教授，曾出版中文專著《江南一劫：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白亞仁2000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文學，迄今翻譯出版了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Cries in the Drizzle: A Novel，2007）、《十個詞匯里的中國》（China in Ten Words，2011）、《黃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2014）、《第七天》（The Seventh Day: A Novel，2015）、《四月三日事件》（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2018），均由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還編譯了韓寒的隨筆雜文集《這一代》（This Generation，2012）。

汪寶榮：您長期從事明清小說及歷史研究，為何2000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您自稱是翻譯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隊伍中“較為少見的怪物”，并提到研究古典文學的艱辛和您對一些中國當代文學英譯本的不滿。是這兩個因素促使您轉(zhuǎn)向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嗎？可以把您稱作“學者型譯者”嗎？我認為您的譯者習慣突出體現(xiàn)在對譯文精確性的追求上，而這顯然受到了您治學方法的影響。學者型譯者的翻譯選材還往往受其學者慣習的影響。蒲松齡的文言故事與余華的現(xiàn)代派小說在主題或風格上有何關聯(lián)，使您如此青睞余華的作品？

白亞仁：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當代中國的興趣漸增，中國當代小說譯本卻很少。1996年晉升為正教授后，我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做翻譯了。我喜歡翻譯尚在世的中國作家的作品，這為我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活動領域，也讓我有機會從事另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寫作。事實上，我沒有中止研究明清文學，其中的困難和艱辛并沒有讓我卻步。近20年來我積極從事翻譯，主要是因為我喜歡做翻譯——翻譯給了我一種不同于學術(shù)研究的滿足感。我不反對你給我貼上“學者型譯者”這個標簽，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做的不是過于學術(shù)性的翻譯，換言之，我的翻譯沒有很長的譯者序、大量腳注或其他學術(shù)性包裝，而且不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譯作旨在吸引普通讀者和對中國有所了解的西方人。很難說我的研究習慣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翻譯，但我確實花大量時間修改、微調(diào)自己的譯文，直到我覺得再也無法改進才作罷。我想你說的這種關聯(lián)主要在于這兩位作家的語言都很簡潔，敘事風格生動活潑，翻譯時都不需要編輯。此外，他們塑造的作品人物都令人難忘，故事本身都引人入勝。最后，他們都有幽默感——時而熱情，時而尖刻。

汪寶榮：您曾提到自己翻譯余華作品的目標是簡潔、精確、優(yōu)美、流暢、生動。對余華作品翻譯來說，哪個標準最重要？您為什么要自定這么高的標準？它是否適用于評價他人翻譯的余華作品？

白亞仁：我認為很難對這些不同的標準賦以絕對值。有時優(yōu)美可能特別重要，而在另一種情況下，生動可能是我最關心的問題。就余華作品翻譯而言，如果一定要我說哪個標準最重要，那么它應該是簡潔，因為其他四個標準通常都涉及簡潔。多年翻譯、修改、潤色余華作品譯文的經(jīng)驗以及對他人譯作的觀察，使我認識到余華作品翻譯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相應地，我給自己的譯文定下了這些標準。如果不給自己定下高標準，我就不會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譯作出版后，我總發(fā)現(xiàn)有的地方自己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于是難免感到有些遺憾，因為要改進為時已晚。我不認為我的翻譯標準必須被用于衡量他人翻譯的余華作品，但人們期待中國文學譯者能提供高質(zhì)量的譯作，我想這是公平的。中譯英雖然極具挑戰(zhàn)，但譯者應使自己的翻譯達到盡可能高的水準。

汪寶榮：您曾指出，1996—2010年余華作品英譯出版是“一段曲折的歷史”。請具體介紹余華作品英譯出版史和現(xiàn)狀。

白亞仁：2010年前余華作品在美國的翻譯出版波折較多，之后則趨于平穩(wěn)、順利，我想這主要因為余華在美國有了固定的出版社即大牌的蘭登書屋，且隨著余華作品的市場效應漸好，編輯開始系統(tǒng)策劃推介余華作品。1996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余華在美國的第一本書——《往事與刑罰》（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收入8篇短篇小說，由美國漢學家安道（Andrew F. Jones）翻譯。與此同時，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安道開始分頭翻譯《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他們譯完后自行聯(lián)系出版社，但譯稿均被拒。后來，在余華的代理人王久安女士的努力下，蘭登書屋資深編輯蘆安·瓦爾特（LuAnn Walther）拍板買下了這兩本書的版權(quán)，并安排于2003年先后出版。此后，蘭登書屋成了余華在美國的固定出版社，余華與蘆安一直保持著穩(wěn)定而持續(xù)的合作。我在2000年看中并著手翻譯的是短篇小說集《黃昏里的男孩》，但兩年后蘆安拿到我的譯稿后認為，短篇小說集在美國的市場前景遠不如長篇小說，這本書最好等余華在美國更出名后安排出版，結(jié)果到2014年初才出版。現(xiàn)在看來她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我佩服她的遠見卓識。2001年春，我和余華在北京初次見面。后來，彼此越來越熟悉，合作也就越來越多。除了《黃昏里的男孩》，我翻譯的余華作品都是他約請我或他和我一起發(fā)起，然后向蘭登書屋提出翻譯出版計劃。2007年至今，余華在美國出版的書都是我翻譯的，只有一本是例外：2009年出版的《兄弟》（Brothers: A Novel）是周成蔭、羅鵬（Carlos Rojas）合譯的。2006年前后，余華曾就翻譯《兄弟》一事與我商量，但之前我家里出了狀況，所以我沒有心思翻譯這部大書。由于《兄弟》和《十個詞匯里的中國》出版后反響都很不錯，蘭登書屋編輯對余華作品有了信心，從此出版渠道變得暢通。

汪寶榮：您翻譯出版的五部余華作品中，哪一本最成功？哪些書受到好評但銷路不太理想？

白亞仁：迄今為止，《十個詞匯里的中國》獲得的評論最多，賣得也最好。英語讀者普遍覺得這本書很吸引人，讀起來很愉快。余華把個人回憶、觀察和見解融入十個詞匯中，這種寫法既新穎又有效。這本小書生動活潑，精彩故事不斷，有的令人捧腹，有的讓人悲傷，有的使人震驚，讀起來很少有沉悶的時刻。《黃昏里的男孩》獲得了好評，但商業(yè)吸引力有限。《在細雨中呼喊》為中國文學研究者所喜愛，但普通讀者大多覺得它過于凄涼陰暗，不對他們的口味。至于《第七天》，從亞馬遜網(wǎng)站上讀者評分來看，這部小說很大程度上在美國引起了積極反響。在目前看到的45人次的評分中，49%的讀者給它評了五星，27%的讀者評了四星。我們可以將其與《許三觀賣血記》作比較——后者在亞馬遜網(wǎng)站上有29人次的評分，其中51%的讀者評了五星，22%的讀者評了四星——這說明這兩部小說的認可度大體相當。到目前為止，《第七天》英文版不是一本暢銷書，但對一部中國當代嚴肅小說來說，它的銷量是可觀的，而且會有更多的人來讀它。

汪寶榮：您曾指出，2009年前，余華作品英文版的出版明顯滯后于其他歐洲語版本，反映了以下兩個事實：一是英語世界精通中文的文學譯者相對缺少，二是美國出版商對中文小說在美國市場的盈利能力缺乏信心。我認為其根源在于美國缺乏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說的“翻譯文化”。有了這種翻譯文化，就容易培育一個支持并鼓勵翻譯文學出版的內(nèi)行讀者群。

白亞仁：我當時所指的是十年前的情況，應該說近年來情況有所好轉(zhuǎn)。現(xiàn)在美國有不少翻譯中文作品的優(yōu)秀譯者，還有一個蓬勃發(fā)展中的專門資助翻譯項目和展示翻譯成果的機構(gòu)——美國文學翻譯家協(xié)會。我認為上述問題的根源主要是讀外國翻譯作品的美國人不多。主流美國文化相當排斥外國文化，美國人一般只關注本土文化，而且很多美國人到外國旅行的經(jīng)驗很少甚至沒有。相比之下，歐洲人更具國際視野，所以比較容易接受翻譯作品。

汪寶榮：您曾指出，“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翻譯家的工作創(chuàng)造的，我們的工作做得越出色，原著的國際影響應該就越大，但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還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約”。在另一篇文章中，您又指出不少因素影響了余華作品在美國的接受，其中“翻譯質(zhì)量問題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的理解沒錯，您沒有貶低翻譯質(zhì)量重要性的意思。那么，好的譯文會對作品接受起到什么作用？近年來您似乎從小說翻譯逐漸轉(zhuǎn)向了隨筆、雜文等非虛構(gòu)作品翻譯。什么原因使您的選材興趣發(fā)生了變化？

白亞仁：這些問題錯綜復雜，難以給出完整的回答，所以我暫時不做評論。不過，我想說的是，一本不完美的譯作（如《活著》英文版）也可能擁有廣泛的讀者，但好的譯作無疑對讀者的吸引力更大，本身成為經(jīng)典作品的潛力也更大。我的翻譯選材興趣不見得就有了變化。更重要的原因是過去十年我經(jīng)常受邀翻譯非虛構(gòu)類作品。中國當代作家那么多，關于個人生活經(jīng)歷的精彩故事也就很多；這些非虛構(gòu)作品可以在翻譯中很生動地再現(xiàn)出來，西方讀者特別感興趣。但今后如果有機會，我仍然滿心期待著翻譯更多小說作品。

（汪寶榮系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