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納博科夫在高校教授俄語文學時，曾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拉上教室里的窗簾，關掉所有電燈，然后在黑暗的屋子里打開左側(cè)的一盞燈，對他的學生們說，在俄國文學的蒼穹上，這就是普希金，接著，他又打開中間的燈，說，這就是果戈理，然后是右側(cè)的那盞，他說，這就是契訶夫。最后，他大步?jīng)_到窗前，一把拉開窗簾，指著直射進教室的燦爛陽光，大聲喊道，這就是托爾斯泰！

來自于同行的推薦評價往往令讀者服膺，尤其是納博科夫這類曾對同行有過不少苛刻評價的挑剔作家。文學經(jīng)典的意義從未停止過討論，最近，在文學網(wǎng)站Lithub上，作家大衛(wèi)·霍蘭德撰文討論了重讀經(jīng)典的意義，“雖然哲學可以準確描述人類牢籠的形狀和尺寸，最終，讓人頓悟的只有藝術(shù)和文學。”文學經(jīng)典就像恒星一樣始終照耀在人類文明史中，而如何選擇版本是每一個時代不同讀者都會關心的話題。

今年初，文景推出一個全新經(jīng)典文學系列“恒星系”即以此命名，精選那些被時間挑選出的作品與譯文推薦給讀者。據(jù)編輯團隊表示，以“恒星系”來命名這個系列，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是如同恒星般的存在，它們反映、照亮過往時空，甚至曾推動社會的變革，而在今天依然能夠回應問題、引起共鳴，依然可以撼動心靈、塑造想象”。新推出的第一輯的六部作品從風格到題材都完全不同，它們是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托爾斯泰的《復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卡夫卡的《城堡》、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莫泊桑的《羊脂球》。

從面對人類困境難題的層面而言，這些名著從不同方向提出拷問：在《復活》中，與聶赫留朵夫一起經(jīng)歷“精神的人”與“獸性的人”的較量，將“我”從“我們”中剝離出來，追問人生的終極價值；在《德伯家的苔絲》中，我們見證苔絲的善良與勇敢，即便一百多年過去，她的形象依舊充滿女性的力量；在《城堡》中，無論怎么努力都無法進入城堡的K總會讓我們聯(lián)想起自己曾經(jīng)某一時刻的經(jīng)歷，正如此前哲學家陳嘉映所說：“《城堡》深刻呈現(xiàn)了人的生存困境，它不僅屬于文學，也屬于哲學，屬于整個現(xiàn)代生活。”而在《薩哈林旅行記》中，我們借契訶夫清澈的眼眸凝視曾經(jīng)專制社會的嚴酷以及流放苦役下的普通民眾悲慘命運，這部書讓他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未來社會產(chǎn)生了新的想法。

近日在陸家嘴讀書會活動上，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肖一之和復旦大學的姜林靜兩位青年學者分享了文學經(jīng)典對于自己的意義。肖一之表示，經(jīng)典就像是文學宇宙里的坐標，“我們進入經(jīng)典閱讀的世界之后，它給我們提供一個標定點，你知道往一個方向走，你知道讀哪個方向的書。”姜林靜則比較了文學世界的完整性和現(xiàn)實世界的缺憾，感到這些名著“一方面在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完整的世界，試圖帶給我們一個星球，同時這種完整性當中又是有不完整的”。許多讀者對閱讀文學經(jīng)典報以望而生畏的態(tài)度，不僅是網(wǎng)絡時代，過去的時代也是如此，在文學史上，即使作家伍爾夫走進大英圖書館的閱覽室時都會感慨面對前人寫下的海量著作，自己又怎么能強求讀者再去花時間讀自己的作品。但同時，有機會閱讀文學經(jīng)典的體驗又是銘記終生的，尤其適宜在學生時代多讀經(jīng)典，肖一之曾在布朗大學任教，提到當?shù)氐谋究粕幸婚T可以拿來炫耀的選修課正是巨著小說課，一學期需要把《堂·吉訶德》《尤利西斯》《紅樓夢》《源氏物語》四本名著讀完，選修這門課的大部分學生的理由就是他們深知畢業(yè)后不再有機會去閱讀這樣大部頭的文學名著。他也提到了自己當年還是大學生時讀《復活》的震撼，開篇這段話，“盡管好幾十萬人聚居在一小塊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盡管他們肆意把石頭砸進地里，不讓花草樹木生長，盡管他們除盡剛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燒得煙霧騰騰，盡管他們?yōu)E伐樹木，驅(qū)逐鳥獸，在城市里，春天畢竟還是春天。”為當時的他帶來了名著與個人生命經(jīng)歷的震撼連接。

遺憾的是，隨著各種新媒體平臺類似五分鐘名著干貨分析等節(jié)目的出現(xiàn)，越來越多年輕人失去了和經(jīng)典之間私密的連接，在肖一之和姜林靜看來，他們也會在課堂上為學生繪制名著的思維導圖或是推薦看布魯姆逛都柏林的足跡視頻，但對壓縮名著速讀的做法從來都是難以認同的，因為這樣切斷了閱讀者與經(jīng)典之間感受困惑、掙扎以及頓悟的種種可能，甚至因為乏味的干貨無意當中“勸退”了年輕人去翻閱經(jīng)典的熱情，這種切斷帶來的影響往往可能是終生的。而這也遠離了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中所期望的——她認為文學的傳承正在于大量的普通讀者的傳遞，許多經(jīng)典是在后來的閱讀中逐漸被抬高文學史位置的，從荷爾德林、卡夫卡到梅爾維爾，納入“經(jīng)典”的范圍逐漸從古希臘著作擴大到了20世紀上半葉的作品，而之后定義經(jīng)典的進程逐漸滯緩。由此擔憂，肖一之和姜林靜也表示自己常常在不同場合分享給學生和聽眾這樣一種閱讀觀：閱讀經(jīng)典不在一時一地，人生的不同年齡段閱讀經(jīng)典都有著不同感悟，也并非每一種經(jīng)典都適合自己的趣味，但初讀的體驗是最珍貴的。

對當下讀者而言，經(jīng)典的版本選擇之多是身為閱讀者的幸運，中國對翻譯文學的重視在全世界文學市場是名列前茅的，如何選擇好的譯文版本作為初讀對象尤為重要，這也是為什么肖一之和姜林靜推薦“文景·恒星系”譯叢的原因。“文景·恒星系”譯叢不僅在每本書前面添加了來自王安憶、余華、畢飛宇以及羅新、江弱水等作家、學者的導讀，在譯者選擇上更是有著多重考量。這里面多部選擇的譯本是經(jīng)歷時間考驗的，翻譯家張谷若、力岡、湯永寬、柳鳴九等多位在各自翻譯語種領域都是堪稱泰斗級的人物，同時引起讀者注意的則是《紅色騎兵軍》沒有選擇翻譯家戴驄的譯本，而是選擇了另一位翻譯家傅仲選的譯文。

此次出版的《紅色騎兵軍》是一部作品集，包含《紅色騎兵軍》《敖德薩的故事》《故事集》三個短篇小說集，全面凝聚巴別爾小說藝術(shù)的精華，巴別爾的一大語言特色在于他的小說充滿速寫和日記的原料質(zhì)感，有穩(wěn)固的第一人稱視角和口吻，編輯團隊在經(jīng)過仔細比對兩位翻譯家的譯文風格之后，認為戴驄譯文常用話本氛圍的詞匯，容易使讀者偏離小說的語境，傅仲選的文字則更“現(xiàn)代”，“更有風馳電掣、整散錯落、速度較快且速度較多變化的特點”，符合巴別爾的原文特征。例如，小說《阿波列克先生》的第五段中，傅仲選譯文把“德制釘掌皮鞋”中的定語翻譯出來了，而戴驄譯本漏掉“德制”一詞；再如，小說《在圣徒瓦連特圣骨匣旁》中有一段，戴驄譯作“他們一個個大腹便便、慈眉善目，像是一口口扣在露珠泫然的草地上的鐘。善男信女猶如河水一般由四鄉(xiāng)涌來。莊稼漢紛紛跪到地上，吻教士的手，那天空中祥云繚繞，紫氣騰騰，真是見所未見。”傅仲選譯作“他們一個個挺著大肚子，靜穆地站在那里，像一口口撒滿露珠的草坪上的鐘。恭順的人流從四郊涌來。莊稼佬們跪下來，吻著手，那天，天空布滿了奇異的云彩。空中旗幟招展，向古老的教堂致敬。”

本雅明曾以煉金術(shù)來比喻名著，即使燒盡它們內(nèi)容中的細枝末節(jié)和種種背景，也依然會留下根本性的如金子般的東西。王安憶談及托爾斯泰作品時曾說，“他站得那么高，可卻像你人生的伙伴，在困難時可以幫助你，他總是要告訴你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你很難達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許多經(jīng)典名著都會讓讀者感受到普遍的命運感和經(jīng)歷感，正如許多人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看到了不止格里高利變成了甲蟲，自己也概莫能外，這種人類命運共通的閱讀感受背后，往往是經(jīng)典名著穩(wěn)定的人文關懷與審美價值，它們幫助現(xiàn)代人不僅理解自我，也理解外部世界和更遠方的人類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