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傅雷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柳鳴九先生曾說過：“在中國知識文化界的心目中，傅雷有三重令人敬仰的身份：他創制了卷帙繁浩的二十卷譯文集，是名副其實的翻譯巨匠；他以高境界的父愛書寫出《傅雷家書》，是歷史上實施藝術人格家教的成功典范；他以自己的生命維護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而他最核心、最重要的價值還在于他豐厚而優秀的翻譯業績。”對于傅雷的身份與貢獻，柳鳴九先生所言甚是。傅雷學養精深，在美術、音樂、教育等方面也造詣頗高，《傅雷家書》《傅雷談藝錄》多年來一直暢銷不衰，為我們留下一筆筆珍貴的精神財富。但傅雷精神之所以永存，生命之所以不朽，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他“豐厚而優秀的翻譯業績”。我曾感言，在我30歲時，傅雷于我只是一部部書，一部部在新中國文化語境中獲得了新的生命的書。在我40歲時，傅雷是一棵常青樹，他的翻譯藝術使法國文學的生命在中國得以延續，他翻譯的著作也滋養了中國的文化。當我50歲時，我開始真正理解傅雷的精神境界，他是一個大寫的人，他崇高的人格、高超的譯筆給法國文學經典賦予了新的生命，成就了一部部偉大的翻譯文學經典。這些翻譯文學經典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群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也不斷吸引著研究者走進傅雷的翻譯藝術世界，深入傅雷的精神思想內核。

近年來，翻譯家研究越來越引起譯學界的關注，因為翻譯家們是真正推動人類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主體，在人類文化事業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傅雷無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在中國難得有像傅雷這樣的翻譯家超越了外語語種的限制，而幾乎被各語種的翻譯愛好者廣為了解。盡管傅譯研究這些年來視野不斷擴大，內容不斷深入，研究水平不斷提升，但看到宋學智的專著《傅雷與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出版，我仍十分高興，因為傅雷的翻譯思想與精神值得我們不斷的挖掘。專著聚焦傅雷翻譯活動場域，探索傅雷翻譯之藝術；法國文學經典如何成為翻譯文學經典，翻譯文學經典如何被中國讀者接受；通過翻譯文學經典的動態影響，如何反觀文學翻譯活動的本質、意義與價值，等等。可以說，這部專著不僅對傅雷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今后的翻譯文學經典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理論探索與實踐研究的一份參考。

讀完全書，令我較多感觸的首先是作者的問題意識、理論意識與探索意識。作者通過傅雷的翻譯活動對經典譯作的生成進行還原性演示，通過“翻譯文學經典”這一概念對傅譯經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專著第一部分，作者并未急于展開史實梳理與文獻考據，而是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提出了“何謂翻譯文學經典”這一本質問題。通過對這一關鍵概念的條分縷析，作者指出，“翻譯文學經典是在文本內部譯者不遺余力的再創作實踐和文本外部風調雨順的譯入語文化政治氣候中誕生的，前者構成的內因和后者構成的外因共同促成了翻譯文學經典的生成。”（見宋學智著《傅雷與翻譯文學經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8頁）以此為基礎，作者進一步考察翻譯文學經典研究中的主要問題，呈現翻譯文學經典常常被外國文學經典遮蔽的困境，描述翻譯文學經典化過程中面臨的種種考驗。該書雖聚焦于傅譯經典，但作者的研究視野與問題意識絕不僅僅限于傅雷的翻譯場域，而是通過梳理經典、經典性、經典化等重要概念，對翻譯文學經典研究的大場域、小場域分別展開考察，進一步揭示了翻譯文學經典與外國文學經典以及世界文學經典三者之間的關聯，為后文對傅譯活動的分析與思考描述并建構了必要的理論背景，也顯示了作者理論思考的厚度。隨后，作者循序漸進切入傅雷翻譯經典研究，對傅雷翻譯研究的脈絡與波瀾進行鉤沉，深度的理論觀照依舊貫穿全文。作者并不滿足于資料性梳理，而是始終圍繞“翻譯文學經典”這一主題，對傅雷的翻譯活動展開實踐性分析與過程性解剖，繼而，對中國傳統譯論“神似說”和“化境說”進行了理論性追問和探索性拓展。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的問題意識與理論建構是以深入的文獻考據與文本分析為基礎的，因此，對于史料的發掘成為該書的又一大亮點。盡管該著無意于對傅譯經典展開窮盡性研究，但作者無疑對傅雷的翻譯活動進行了詳實的考據，對傅譯經典進行了充分的分析，甚至對同時代的譯家史料進行了深入的爬梳。于是我們看到，正是在去偽存真、爬梳剔抉、闡究精微中，作者對幾乎同時代翻譯巴爾扎克的傅雷、穆木天與高名凱展開對比研究，描述三譯家的共同遭遇與不同反應，展現翻譯文學在經典化過程中遭遇的重重考驗。此外，專著還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學術視野宏闊，學理功底扎實：該書梳理了國內幾十年來關于經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加深了對翻譯文學經典的理解和認識，對未來的經典研究及其理論的發展維度，做出建設性思考；對于西方文論，既開放自我，又敢于突破他者。不僅僅滿足于用傅雷翻譯實踐印證西方文論的正確，還嘗試通過傅雷翻譯實踐發現新的問題，探索超越性的新的闡釋，譬如在互文性理論基礎上，提出“文化互文性”的研究視角。

第二，關注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轉換：該書立今承古，既從中國傳統文論的角度解讀傅雷的“神似說”，又從理論建構的高度重新審視這一翻譯思想，提出“神似說”現代性學理轉換的可能途徑，嘗試為中國傳統譯論的現代轉換提供思路，體現了中國翻譯研究者為構建本土譯學理論的主體自覺，為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與發展，為實現中西譯論的平等對話與交流而探索。

第三，理論研究、實踐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該書既從宏觀的角度思考外國文學經典、翻譯文學經典以及世界文學經典的基本問題，理清這三種文學經典的內在關聯與研究脈絡，又從微觀的角度，以傅雷翻譯經典為例，依據經典形成過程中的內外因素，探索翻譯文學經典的生成機制。從翻譯文學經典出發，到傅雷翻譯實踐中去，最后反過來觀照當代翻譯理論，實現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良性互動，互為促進。

這么多年以來，作者堅守于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對傅譯經典進行了多維、系統和深入的考察。除參與我的專著《傅雷翻譯研究》的撰寫，與我合編《走進傅雷的翻譯世界——傅雷譯文精選與評論》《傅雷卷》之外，他從專著《翻譯文學經典的影響與接受》到專著《傅雷與翻譯文學經典研究》，從編著《傅雷的人生境界》到編著《傅雷翻譯經典摘選》，從國家社科基金“法國文學漢譯經典研究”到國家社科基金“傅雷翻譯手稿和校樣修訂稿整理與研究”，一直在深耕著傅雷翻譯研究。在一部部專著、編著、課題研究中，不變的是他對傅雷“求真”精神的不懈探索與自覺傳承，是他對傅譯經典的研究初心與使命意識。確實，傅雷作為中國當代翻譯史上里程碑式的翻譯家，他的翻譯實踐、翻譯思想、翻譯精神對于當下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的探索與研究，似乎始終擁有闡釋的有效性。作者在專著最后也嘗試為我們指出了傅雷翻譯研究的未來空間和向度。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學者去關注傅雷，研究傅雷，從傅譯經典中能夠受益，得到啟迪，同時，從傅譯經典出發，繼續追問文學翻譯的本質和目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