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科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英]伊恩·麥克尤恩，孫燦 譯

我們小時候會互相比賽，看誰第一個跑到海邊。人們也開展過英勇、有時甚至致命的比賽，看誰第一個抵達北極或南極，或繞西北航道一圈，或沿著這條河而上，或穿過那片沙漠。有時，其中也包含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激情。第一個游過或飛過英吉利海峽，第一個登上太空，第一個登上月球、火星——這些偉大的努力，它們所有的英雄氣概和技術成就，都帶著孩子氣。

在文學中，每個人都是第一。我們不用問誰是第一個寫《堂吉訶德》的人。事實上，我們最好考慮一下成為第二人的可能性，就像皮埃爾·梅納德（Pierre Menard），他在博爾赫斯的著名故事 中從頭到尾獨立構思了整部小說，比塞萬提斯晚了好幾個世紀。世界上最差的小說家至少可以肯定，他會是第一個寫出他那部糟糕小說的人。所幸也是最后一個。然而，當第一、去開創、做原創，都是一部文學作品質量的關鍵。無論多么微小，它必須——在主題方面，在表達方式方面——增進我們對自身的了解，對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了解。

但小說家心懷感激地繼承了一系列技巧、慣例和主題，這些都是社會變遷的產物。我提到過的自由間接文體，最早是由簡·奧斯汀推而廣之的。塞繆爾·理查森的小說《克拉麗莎》（Clarissa）或許是第一部詳盡描述個人精神狀態特質的長篇作品。19世紀的小說家把深刻而復雜的人物刻畫手法流傳給了后世。一定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小說家才好不容易找到了描寫孩子心靈的方法。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喬伊斯把日常瑣事寫成了一首新詩。而且他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的現代主義者找到了新的方法來表現意識流，現在這些方法已經很常見了，甚至在兒童讀物中也是如此。但理查森、奧斯汀、喬伊斯和伍爾夫自己也是繼承者。他們也坐在巨人的肩膀上。

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成了“第一人”，聲名鵲起、深受尊敬，應接不暇，成了文化偶像，但華萊士和希爾伯特則泯于無名了。這個“第一”，這種獨創性，有著精確的定義。不是絕對沿著牛頓學說時間軸排列的第一，而是在被承認和尊敬的公共論壇上的第一。因此林奈學會、普魯士科學院——的演講才會做得那么快，還頂著巨大的壓力。

19世紀的科學在進化論觀點的邊緣徘徊了幾十年，而且即使達爾文——或是華萊士——沒有表達出自然選擇進化論的觀點，其他人也一定會這么做。每個人都面對著同樣的生物學現實，分類學也已經進入了高級階段。

同樣，在20世紀頭30年里為經典量子力學奠定基礎的杰出一代，如果找不出一種結合物質、能量和時空的方法，那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盡管他們的途徑也許和愛因斯坦的不同，而且他們也許沒有一開始就通過黎曼張量這種簡潔的方法來實現。

成為第一人和具有獨創性，在科學中事關重大。實驗室競相爭先發表論文。其中包含著強烈的激情，還牽涉到諾貝爾獎。能與某種成功的觀點永遠聯系在一起，是一種不朽。在對這一點的渴望中，科學家表現出對于他們自身作為創造者、作為獨一無二的制造者的關注。我們可以從中看出與小說家、詩人、藝術家和作曲家極端個人主義世界的相似之處。他們心里明白，自己完全依賴于前人。在這兩者身上，我們都看到了人的一面。

本文選自《當我們談論科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