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帶著一張單程票和滿腦子對巴黎的浪漫想法，旅行作家戴維·唐尼從老家舊金山來到這座“光之城”。他從靠近香榭麗舍大街的一座沒有電梯、沒有暖氣的七層小閣樓出發，探索孚日廣場、蒙馬特高地、畫家莫迪里亞尼的神秘寓所、可可·香奈兒心愛的安吉麗娜茶室、埋葬著無數名流的拉雪茲公墓、擁有絢爛美景的盧森堡花園，和位于塞納河“水中央”、富麗優雅的圣路易島。

唐尼后來移居充滿藝術氛圍的馬黑區，在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寫了十本書以后，唐尼仍然每天花好幾個小時，漫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繼續書寫他深愛的這座城市。

巴黎的面相

唐尼最早寫出的《巴黎，巴黎：漫步“光之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由30幅關于巴黎的人物、場所和風物的素描組成。他描摹巴黎流光溢彩的美，也白描她最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和平凡的小人物。正如《英國病人》的作者邁克爾·翁達杰所說：“大衛·唐尼堪稱探索大師，我們跟隨他發現巴黎，這個眾所周知的城市卻又充滿秘密——偉大的生活和被浪費的生活、被遺忘的工匠，被丟棄的墳墓……”

在我看來，唐尼對巴黎邊角的探索堪稱視角獨特，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不同于巴黎人對這座城市的自豪、熟稔和“審美疲勞”，更不同于游客的走馬觀花，只在盧浮宮、愛麗舍宮和香榭麗舍大道等耳熟能詳的熱門景點打卡、拍照，或一頭扎進旺多姆廣場的奢侈品店購物，唐尼用腳丈量巴黎的大街小巷30多年，“上窮碧落下黃泉”。他曾抬頭看到，納達爾乘坐一只帶柳條筐的破爛熱氣球，俯拍巴黎的街道巷弄和公園——那是在還沒有摩天大樓和埃菲爾鐵塔的1855年，納達爾的氣球之旅宣告了航空攝影的誕生。像塞利納《茫茫黑夜漫游》中的主人公，唐尼也曾徘徊于圣路易島上昏黃的冬日燈光中，在蒙馬特公墓、拉雪茲公墓和蒙帕納斯公墓里尋找法國乃至歐洲最偉大靈魂的安息之所。他潛入被廢棄的巴黎下水道，用強光手電照亮一段段被塵封的歷史——你不知道，這段地道的出口通向哪個藝術家工作室的地下室或哪個著名飯店的葡萄酒窖。

巴黎是最受寵愛的城市，是追隨者癡情的夢境。唐尼不辭辛勞地為讀者打撈著舊日巴黎的迷人蹤跡，觸碰巴黎人和游客都無暇顧及的隱秘角落。他透視“沒有銘牌，也就是沒有歷史”的古老建筑，回憶20世紀80年代初期還沒有充塞許愿情侶的藝術橋老橋，他熟知波德萊爾在巴黎先后居住過的50多個住所的前世今生，他在巴黎市區無數的浪漫飛地中列出屬于自己的清單。

他用輕快飛揚的筆，用“顯然有些過于危險的幻想”（大仲馬語）來寫巴黎、巴黎人和巴黎歷史。他將細致入微的觀察與飛馳的想象結合在一起。他眼中的巴黎，是文學、畫板和電影中的城市，是讓-保羅·薩特在雙叟咖啡館鏡子前留下的煙蒂，也是他和無數巴黎人在其中交稅、買卷心菜、結婚成家、為選舉人登記和吵鬧鄰居而煩惱的城市。

巴黎人的巴黎、游客鐘愛的巴黎、虔誠信徒腳下的巴黎、回憶和幻想中的巴黎、名流巨匠聚集創作和死在其中的巴黎、衣香鬢影間的巴黎、咖啡杯里和餐桌上的巴黎……無論如何想象，都無法窮盡巴黎的不同面相。唐尼的寫法就像一只不可捕捉的蝴蝶，在無數人謀生和追逐夢想的“光之城”中滑行、停駐，他的目光忽遠忽近。

巴黎，是形容詞，不是名詞

唐尼書寫巴黎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寫出了一個作為形容詞、而非名詞的巴黎，他充滿魅惑地調動你所有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都如此不同凡響，僅僅提起她的芳名，就會令包括唐尼在內的眾多擁躉神魂顛倒，浮想聯翩。

比如建筑，巴黎擁有數不盡的偉大建筑和浪漫建筑。在《戀戀巴黎：光之城的浪漫地形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出版）中，唐尼找到了一個絕佳的觀賞歷史建筑的視角：站在圣路易島上的奧爾良碼頭一處適于眺望的胸墻前，既能“一眼瞥到西黛島上方巴黎圣母院的飛扶壁”，又可以觀察先賢祠“模仿布拉曼特建筑風格的拙劣穹頂”。

唐尼查閱巴黎旅游局的記錄，甄別出最受游客歡迎的不是盧浮宮、埃菲爾鐵塔或先賢祠，而是巴黎圣母院。新冠疫情肆虐前，每年有1500萬人心甘情愿地排上半英里的長隊，向這座擁有850年歷史的圣所致敬。但象征著中世紀哥特精神和文化的巴黎圣母院，也遭遇過數次大規模的毀壞，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4月的大火，此前她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受到過殘酷的破壞。不過，最重大的破壞卻打著保護和重建的名義——19世紀中期的浪漫主義建筑師維奧萊·勒杜克給圣母院增添了仿中世紀風格的無數石雕裝飾：怪獸滴水嘴，女像柱和柱身的凹槽，從尖塔、高塔、露臺和石墻上偷窺的奇怪生靈，直到今天，它們都被稱作法國“本土的”“浪漫的”元素，其實是“法國精神中的詭計和理性之外的虛構”的投射。

不過，巴黎的浪漫究竟源于何處？“誰在乎呢？”唐尼接著寫道。當你踏進圣母院，“管風琴和祈禱的聲音蓋住了沉重的腳步聲、低沉的聊天聲、手機鈴聲和百葉窗隨風飄動的咔嗒聲”，此刻，不信神的人也會為之感動。

只要你身處這座城市，“巴黎氛圍”就會觸你的動眼耳鼻舌身意。

英國劇作家邁克爾·弗萊恩曾認定，“每座偉大的城市都有她獨特的氣味……”如果僅用一種氣味來暗示巴黎，大概多數人的選擇會是咖啡、奶酪和牛扒的香氣，也可能會有女人用香奈兒的可可小姐或五號香水象征這座城市。塞納河潮濕的氣息、伏爾泰碼頭的混雜氣味、巴黎人從中世紀修道院和“飲水者俱樂部”繼承的葡萄酒彌漫的丹寧味兒，大概都是“巴黎氣味”代表的不錯選項。

除了這些肉身可觸、可感的特質，巴黎的幻術當然也來自隱秘于這座城市上空的“各種觀念、希望、夢想、信仰和誤解”。巴黎的文學、音樂、繪畫，巴黎的時尚、美食，巴黎的哲學、政治、新聞，都善于沖擊舊的規條和傳統，建立新的典范和標準。

在巴黎，你很難在意識中分清楚屬于物質的和屬于精神的部分，正如法國本土作家阿涅斯·波西耶在對巴黎左岸的法國文藝圈進行細致回溯時的感受：“我從未想到，歷史會如此朝著我的五官席卷而來，想法、沖突、各種知識辯證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真的沒想到，過去以實質的形式浮現出來，能觸、能聞，甚至能嘗到。”歷史、文化、藝術和思想，都是活生生的巴黎的一部分，并不盤旋在生活之上，而是被生活在其中、生活在今天的巴黎人淡然接受、重新定義。

法國人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是，C’est la vie（這就是生活）。Ah，C’est la vie，讓我們享受Joie de Vivre（生活的樂趣）。不管她是帶著舊日氣息的玫瑰人生，還是來自激進的存在主義的大腦。

也許，巴黎最拿手的幻術，就是身與魂、往昔與未來、有形與無形的糅合，難解難分。

在河之洲

2000多年來不斷吟詠“所謂伊人，在河之洲”的華人，當然會對塞納河“水中央”的圣路易島情有獨鐘，塞納河的左岸和右岸這樣帶有鮮明文化地理特征的區域，也會引發漢語寫作者特別悠遠的想象。

與法國作家保羅·瓦萊里親熟的梁宗岱先生翻譯了陶潛的組詩，輯成一本法文版的《陶潛詩選》，并題贈給羅曼·羅蘭。翻譯家柳鳴九先生曾寫下《巴黎散記》，移步換景，描摹出巴黎一幅幅人文的和日常的畫卷。法華的文化交流由來已久，漢語寫作者對法國文化，尤其是文學的關注度非常高。施康強先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編輯的一本《塞納河的沉吟——法國書話》，收錄了從林紓到魯迅、戴望舒，以及傅雷、羅新璋、柳鳴九、郭宏安、吳岳添、余中先、周克希和施康強本人對法國文學名作的評論，年代跨度很大，所涉法文作品極豐，評論水準至今仍有很高的價值。

如今書寫巴黎及其文化的漢語寫作者不勝枚舉，這里只聚焦一位女性書寫者——梁宗岱的高足盧嵐女士。她旅居巴黎數十年，目光始終聚焦于中法文化交流。盧嵐格外關心法國文壇走向，在巴黎的星空下，先后寫成《塞納書窗》《文街巷陌》《巴黎讀書記》《與書偕隱》等，將法國作家其人、其事、其文娓娓道來。她《訪巴爾扎克故居》，看遍《梵高：翻騰著的顏色》，回顧《雨果的流亡年代》，追蹤《屠格涅夫的法蘭西歲月》……

2002年龔古爾獎授予基尼亞爾的《游魂》，并開了非虛構龔古爾獎的先河。盧嵐第一時間觀察、分析了這部看似難以定義的作品：“在短章、散文詩、故事的片段、簡短的思考和風景描寫中……通過歷史的倒車鏡”，世界文化“在你眼前一閃而過”。這樣倏忽不定的文風，來自于基尼亞爾對歷史的信奉，“他認為無窮無盡的過去是時間的深海，代替了神明，窺視著我們的現代社會”。這個生活在21世紀的智者，憂心忡忡地對機器和消費統治的現時代敲響了警鐘——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將是一個怎樣的未來？

基尼亞爾不是唯一一個堅持一前一后遠望的法國作家，屬于這個雅努斯家族的，還有他的同胞讓·吉奧諾和諾貝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他們都擁有兩副面孔，滄桑的那副眺望未來，年輕的那副回望過去。

從這個意義上說，巴黎人也是雅努斯神的信眾，他們的城市“通過藝術、電影和文學，為世界徹底了解并產生親近感”。

新冠疫情肆虐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更需要立足過去、立足自然地去迎接未來。中國的隱逸傳統、黃老道釋，以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空山鳥飛絕”“清泉石上流”的行為習慣和審美趣味，可能恰好為我們人類共同的未來，提供了一條不同于巴黎盛開的都市風物，卻又能與她和諧共振的路徑。

杜門閉戶讀書時，恰好可以幻化成一只彩蝶，神游千里，收拾起羽翼，輕輕落在巴黎，或哪一座我們身處其中的最親切、最熟知其神彩故事的“光之城市”，在一個不知名公園的長椅上，曬曬同一個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