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切·格瓦拉是如何當上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和古巴經濟部長的，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古巴革命勝利之后，要建設一個新國家，于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召集革命功臣們共商大計。他跟眾人說，你們中有誰是經濟學家的，請舉手。眾所周知，古巴人的西班牙語在發音時喜歡省略一些音節。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把卡斯特羅口中的“經濟學家”（economista）聽成了“共產主義者”（comunista），于是他舉起了手……就這樣，學醫出身的切·格瓦拉成了古巴經濟領域的最高領導人。上任之后，在古巴國家銀行發行的鈔票上，格瓦拉行長在幣面上簽下的是他的非正式名字：“切”。“切”（che）這個詞在西班牙語里有著豐富的含義，從某種角度上看，簽在鈔票上的“Che”像是對被許多人奉若神明的金錢的嘲弄。切·格瓦拉的精神氣質實在與管理錢鈔、創造財富的工作格格不入，他注定在這樣的位子上坐不長。后來我們熟知的事實是，他辭去了古巴政府的一切職務，前往玻利維亞發動新的武裝革命，最終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切·格瓦拉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跨越時代的偶像。他的故事被搬上戲劇舞臺或是電影銀幕。他那戴著貝雷帽、凝視遠方的著名頭像出現在旅游紀念品商店兜售的各種物品上，成為文化衫或是文身的圖案。年輕人們或許并不了解他的理念，卻首先被他的帥氣所吸引，繼而把他當成一個有著偉大情懷的榜樣。在中文世界，我們已經有了記錄他年輕時代偉大冒險的《摩托日記》和見證他在南美叢林戰斗生活的《玻利維亞日記》，如今我們又有了這本曾經陪伴他出生入死的詩抄——《綠色筆記本》，它們共同構成了切·格瓦拉的精神地圖。

這本詩抄，原是1967年切·格瓦拉被俘后，玻利維亞軍官和美國中情局特工從他的背包里收獲的并不豐厚的戰利品之一。一本毫無軍事情報價值的綠色筆記本，里面是格瓦拉親手抄錄的巴勃羅·聶魯達、萊昂·費利佩、尼古拉斯·紀廉和塞薩爾·巴列霍這4位西班牙語詩人的作品。這部格瓦拉自編的隨身攜帶的詩集，直到本世紀初才公之于世。

在這些詩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比那個帥氣頭像更為真實的切·格瓦拉，看到他隱秘的精神世界。有一句西諺說，“告訴我你讀什么書，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詩歌更是能高度凝練地勾勒出一個人的內心輪廓：他的美學趣味，他的愛之所系，他的終極夢想。

詩集的第一首，是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的著名詩篇《黑色的使者》：

“生命里有這樣重的敲擊……我不知道！

像神的憎恨的敲擊；仿佛因它們的壓力

所有苦難的淤泥都

積存在你的靈魂里……我不知道！”

這些直白、赤裸、斷裂的句子里，凝結著巴列霍內心的苦痛，或許在格瓦拉的感受里，它們凝結著的是整個美洲大陸的底層民眾忍受了幾個世紀之久的苦痛。但苦痛并不是綠色筆記本唯一的主題。格瓦拉的詩抄里還有情詩，其坦率，其濃烈，一如巴列霍的哀傷，比如聶魯達著名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巴列霍和聶魯達都被認為是開創了西班牙語詩歌新形式的拉美現代詩人。在格瓦拉的這本詩集里，鮮有政治宣傳詩或是獻給在世的政治領導人的頌歌。可以看出，格瓦拉的美學趣味是偏向現代主義而非傳統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古巴文學批評家費爾南德斯·雷塔瑪曾提到，古巴革命勝利后，關于文藝創作該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出現了幾次激烈的爭論。以公職人員為主的一方認為，文學藝術應當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藝術家為主的另一方則堅持認為，文學藝術不該放棄先鋒派已經取得的成就；切·格瓦拉反對前一方的主張，同時認為，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文藝創作必須不滿足于先鋒派，還要比先鋒派走得更遠。格瓦拉的美學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他的阿根廷同胞、著名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的回應。如果我們想到格瓦拉最后的戰斗歲月是與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高峰期同時的，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這種美學傾向。對于60年代的那個熱血的、反叛的拉丁美洲來說，文學的革命可以和政治的革命同時進行，新萌發的拉丁美洲共同體意識可以同時在文學和政治中開花。格瓦拉的美學信條與他的政治信條是一致的：不斷革命，不斷創造，讓大地上出現全新的人和全新的美好世界。

在這些詩歌中，大量的意象與拉丁美洲的地理和歷史緊密相連。古巴是“在地圖上行駛”的“一只長長的綠蜥蜴，眼瞳仿佛水中寶石”，阿空加瓜山是“一頭莊嚴而冷酷的獸”，在黑夜里“以柔軟的唇摩擦著月亮冰冷的手”，馬丘比丘是“星座之鷹，霧的葡萄園；失去的棱堡，盲目的彎刀”……格瓦拉把他深愛的、要解救的這片土地的種種雄奇壯麗的景象裝在他的心里，這些景象不僅是以詩歌文字的形式為他銘記的，也是他艱辛旅行的親切回憶。他就像五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樣穿行在美洲的蠻荒原野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格瓦拉的詩抄中有不少詩篇都涉及了帶有神秘主義意味的基督教主題，比如西班牙詩人萊昂·費利佩的詩歌《基督》。

恩格斯在論及原始基督教的歷史時就指出，原始基督教展現出的與塵世斗爭的渴望和必勝的信心，在現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經完全喪失，在現代只存在于社會的另一極，即社會主義者方面。格瓦拉深入南美腹地戰斗的年代，也正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勃興的年代，宗教與革命攜起手來，要復活基督教原初的理想和精神，在大地上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天國。墨西哥歷史學家恩里克·克勞澤曾說，“切的形象、他革命殉道者的光環與拉美天主教教義中古老的犧牲傳統產生了深層次的回響”。在克勞澤看來，切·格瓦拉自我選擇了一條救贖者的殉道之路，可敬卻不應仿效，因為脫離實際的個人冒險行動并不是救贖拉丁美洲的最佳方式。雖敗猶榮，是英雄人物一再重復的宿命。世俗的目光是無法真正理解切·格瓦拉特立獨行干革命的深層原因的，這部詩集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