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曾被家里人和鄰居視為“書童”，按照他們的說法，家里安靜的時候，一定是我在那里看書。我大學念的是法學，可在小學、中學階段，已經把中文系本科生應該念的中外文學名著，差不多都讀了。今天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確實發生了。這倒不是說我有特異稟賦，而是家里的藏書，尤其是在大學教外國文學的母親的名著藏書，最早滋潤了我的心靈。

為寫這篇短文，我特別把這些“舊版書”從書柜上取下來，有些早布滿灰塵，有些則缺書角或卷頁，封面破舊且現灰暗的色調。這也難怪，它們的“原始版”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讀到的舊版，則在1979年前后，“書齡”比我的年紀都要大。這些舉世聞名的世界文學名著，在我們家已經存放了近40年。

比如，傅雷先生親譯的巴爾扎克的《貝姨》（1982）、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1950年初版，家中是1980年版），鄭永慧先生譯的雨果的《九三年》（1957）、《梅里美小說選》（1980），張谷若先生譯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1980），金人先生譯的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1957年初版，家中是1982年版），陳敬容先生譯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982）等，以上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還有上海譯文出版社版，如羅玉君先生譯的司湯達的《紅與黑》（1979），方重先生譯的《喬叟文集》（1979），王一科先生譯的狄更斯的《遠大前程》（1979）等。比較起來，《貝姨》《約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小說選》等書籍破損處較多，卷頁不少，也更顯破舊，可見法國文學名著在我們家是大家的最愛，翻閱得最勤最多，這令舊版書們不堪其負，今天想來還叫人心疼。更令人驚詫的是，上海譯文的《紅與黑》，居然是豎排版，在解放后，豎排版早就讓位于橫排版書籍，人們早已經習慣看橫排版的書了，這對于一個年齡尚小的孩子來說，讀起來則更感到吃力費勁了。某種程度上，不光是我，也包括我的上代人，都是告別文言文和豎排版的一代人。

這些“舊版名著”的譯者，大多是那個年代外國文學翻譯界的一時之選，其中，傅雷先生的名字最為響亮。他嚴謹的譯風，豐厚博學的文學素養，逐字逐句推敲、一個也不放過，以至于把自己也弄得很累的治學風格，在當時的我而言，還沒有什么高山仰止的情懷。那個年代，看外國文學名著的人，都有讀作品之前先讀譯序的習慣，我也偷偷模仿這種風氣，先讀譯者花費了不少精力的序言。不知道什么原因，傅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譯本序”不是出自傅先生之手，而由羅大崗先生代作。它分“關于作者”“時代氣氛”“主導思想”“情節梗概”和“總的印象”等部分，可以作為一部關于這本名著的“小文學史”來看。依我讀傅雷在上世紀40年代以“迅雷”為筆名所寫的《張愛玲論》，以及他其它眾多的譯著序的情形來看，他應該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怎么會讓他人“染指臥榻”？這才忽地憶起，傅先生早于1966年謝世，否則，給羅大崗先生十個膽子，他也不敢問鼎傅雷先生的專屬領地罷？但羅先生也是一位有雅量的老學者，他自然不會掠傅先生之美，“竊奪”為個人產品，所以在“譯本序”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約翰·克利斯朵夫》早就有了傅雷同志的中譯本，是我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它還是“法國資產階級進步文學中劃時代的作品。”羅大崗先生，1909年生，浙江上虞人，法國文學專家兼翻譯家。1933年在法國里昂大學獲碩士學位，1939年在巴黎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1947年回國，先后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傅先生故世情況下，委托羅先生代作“譯本序”，應該情有可原。傅雷先生，1908年生于江蘇南匯（今屬上海浦東），著名翻譯家，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重要締造者之一。他早年在巴黎大學留學，主修文藝理論，跟羅先生還是校友。傅雷早年從事藝術評論和理論研究，后來轉向法國文學翻譯，其中“傅譯”的巴爾扎克名著享譽中外，影響了幾代讀者。傅本“譯序”很多，因篇幅所限，這里從略。但從他對巴爾扎克和其他法國作家的深刻理解中，也可窺見其譯序將會多么精彩。

譯序是對翻譯作家的全面介紹，從作者生平、所處時代、創作道路到作品風格和寫作手法，皆有極為詳盡的講解。我有一個印象，讀完譯序，完整的作家形象和作品內容似乎已經盡知，按照它的指引按圖索驥，所讀基本在翻譯家譯序把握的范圍之內。這是一塊敲門磚。不過，如想真正進入作家作品的世界，還要看翻譯家精彩絕倫的譯筆。譯者們在這方面各有千秋，越著名的翻譯家，所譯作品自然有很大不同，多年后我常想，如果沒有傅雷先生，還會有一個永遠矗立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巴爾扎克小說”嗎？

除翻看中譯者譯序，我還愛看作家本人的“原序”。其中，《德伯家的苔絲》作者哈代先生的《原書第五版及后各版序言》很值得一讀。與上述翻譯家看作品不同，第五版原序，是以作家本人看自己作品的形式展開的，他上來就說：“現在這部小說是里邊有下面這種情形的一種，就是，它所刻畫的女主角還沒開始正式活動以前，就經歷了一番事故了，而那番事故，通常又都認為使她喪失了作主角的資格的，或者至少是把她的活動和希望實際上結束了的；既是這樣，那么，如果讀者會歡迎這部書，并且會和我一致地主張，認為關于一件人所共知的慘劇，它的隱微方面，除了已經說過的話以外，在小說里還可以再說一說，那這種歡迎和主張，自然都是和公認的習俗十分相反的了。”對于孩子，或是一般讀者來說，這段話說得實在拗口、晦澀、不太好懂。當年，我就是匆匆掠過，急忙選擇去看作品，而不想聽哈代在這里啰嗦了。成為專職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研究者之后，回過頭來再讀此序，就覺得里面大有周章。

哈代是說，苔絲之所以失身墮落，源自于她本來性格的自然驅動，并非只怪別人。但如果作家就寫這些，不僅故事無法展開下去，連她能否成為作品主角，都已經很成問題了。社會上的戲劇性故事，相比于苔絲的故事，不會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嗎？也即從人物原型來看，她并不擁有足以成為“主角的資格”，那么，干嘛還去費心勞神地寫這部作品？這部名著之所以名垂青史，哈代也不客氣地說，是因為它跟社會上的“習俗”是正好相反著的，他是在“反寫”這個社會上的小人物。哈代真不愧為大作家，見識、眼力和藝術表現力，就是不同凡響。

因早年，還有后來多次翻看舊版“外國文學名著”，就覺得除此之外的文學作品，已經大多沒有什么意思了。這話可能有“厚古薄今”之嫌疑，但也是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