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薩利莫娃·達里瑪·德米特里耶夫娜，俄羅斯漢學家，詩人，布里亞特國立大學漢語教師。馬薩利莫娃1956年出生于烏蘭烏德，1979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東方語系（現圣彼得堡國立大學），后以博士論文《元好問之于中國中世紀文學的創作地位》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完成答辯，獲得語言學副博士學位。作為一名資深漢語教師兼中國詩歌愛好者，馬薩利莫娃教授在研究中國古典詩歌、漢語教學方面頗有心得，因其中國詩歌翻譯在俄羅斯布里亞特漢學圈負有盛名。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和中國學者、讀者們交流，謝謝各位關注俄羅斯的漢學研究，尤其是對俄羅斯中國詩歌研究的關注。俄羅斯漢學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我本科就讀的圣彼得堡國立大學就是俄羅斯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心之一。就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而言，中國詩歌，尤其是唐代、宋代的古典詩歌非常吸引人，這種吸引力自蘇聯時期一直保留至今。這兩個時代的中國詩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我認為不僅僅在于詩歌創作者的思想內容的豐富性，更在于唐代、宋代創作詩歌的人數多達上千，這是中國其他任何朝代難以媲美的。

我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興趣是在學生時代形成的。1974年我考入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語系（蘇聯時稱作列寧格勒國立大學）開始學習中文。在我的學生時代，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外交關系有些微妙，發生了不少復雜的事情妨礙了中蘇交往。但是，我的父母、親戚們都支持我選擇漢語專業，他們相信未來這兩個偉大國家之間的關系一定會正常化，而兩國人民也會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受益匪淺。當兩國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發展時，一定會需要懂彼此近鄰語言的人才，這樣才能讓彼此之間的關系得到緩和、得到發展。這也是我選擇學習漢語的原因，盡管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后，兩國關系才迎來正常化。

當我在圣彼得堡國立大學學習的時候，著名的蘇聯漢學家彼得洛夫（В.В. Петров）、謝列布里亞科夫（Е.А. Серебряков）給我們開設了“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這兩門課，但是受到尼吉京娜（Т.Н. Никитина）老師的影響，我選擇學習古漢語，我當時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和古漢語語法相關。有了古漢語知識的積淀，后來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選擇研究中國古典詩歌。不過直到我在布里亞特國立大學任教以后，我才真正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燃起研究興趣。

我在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時候，最先感興趣的是中國金朝。當時我在學習“中國歷史”的時候了解到，在中國古代有一個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5年），這個朝代在整個中國歷史中持續的時候很短，我對金朝王朝興起、衰敗的過程并沒有多大興趣，吸引我關注的是這個朝代的名字，“金朝”在俄語翻譯中有“金”（黃金）的含義，所以我開始好奇這個短暫存在過的朝代有什么文學作品嗎？尤其是有什么詩歌嗎？如果有的話，又是哪些人創作的呢？后來，在不斷了解金朝文學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金朝不僅保留有豐富的中國文學遺產，還進一步延續了中國文學的古典傳統，這種文學傳統的繼承就體現在元好問（1190-1257年）身上。當時在蘇聯關于元好問的研究、作品翻譯近乎于空缺，元好問的名字僅僅出在兩三本有關中國金朝文學的蘇聯漢學著作里，蘇聯漢學家提及元好問的名字，主要是因為他居住在金朝的領地上，只有元好問的個別詩篇被翻譯了——《東山》《秋懷》《飲酒》《種松》。另一部啟發我研究興趣的書是英國學者布什（S. Bush）寫于1969年的《Literati Culture Under the Chin》，這本書從女真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的角度概述了中國金朝的文化。我認為，詩歌有時候并非只是詩歌，更是一種歷史信息資料，可以反映某種社會關系、歷史進程，有時候詩歌或文學作品可能是研究某一個歷史朝代唯一的可靠資料。因此，對于那些俄羅斯漢學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中國詩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國文學史上留有姓名的詩人們，我認為是十分有必要研究的。而元好問，作為一個金朝詩人，不僅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古典傳統，更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我看來十分具有研究意義。因此我最早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是從元好問開始的。

我個人最滿意的學術專著是《唐代女性詩歌》及《唐代宮廷詩歌》，因為俄羅斯漢學界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專門研究過這兩個獨特的詩人群體：女詩人和君王詩人。在俄羅斯曾經有人翻譯過一些唐代女詩人、君王詩人的作品，但是還沒有人對此進行綜合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我的研究具有開拓性、首創性。通過研究唐代女性詩歌，可以洞察到中國古代社會婦女生存狀態及環境，而君王詩歌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不同時代中國統治階層的關心要點。唐詩讓我們更好了解到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情況、中國古人的思想變化，極大豐富了俄羅斯讀者的眼界，從而使他們愛上中國文化。

對于中國詩歌在俄羅斯的傳播而言，翻譯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好的翻譯可以讓讀者對詩人、詩歌產生好感，進而加強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感知能力。中國古典詩歌的俄譯困難，不僅僅在于詩歌復雜的韻律、規則，更在于詩歌蘊含的大量史實、歷史名稱、地理名稱、暗示、比擬、風俗習慣、俗語以及對中國現實的影射。后者對于俄羅斯讀者而言非常陌生，因此在翻譯的時候既要照顧到俄羅斯讀者的理解水平，同時也要有扎實的中國知識，才能翻譯出正確、可被理解的詩歌內容。在我看來，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有兩個要點，其一是精準度，就是要精準、正確地翻譯中國漢字、詞組的意思；其二是鮮明性，要讓不懂中文的俄羅斯讀者也能理解中國詩歌的內涵。但是，實際翻譯過程中，很少有俄羅斯譯者可以同時做到上述兩點，為什么呢？如果按漢語意思去精準翻譯詩歌，那么詩歌往往很難被讀者理解，譯者不得不采用一些解釋性的翻譯方法，去降低讀者的理解難度，與此同時，這些譯者的闡釋性翻譯破壞了詩歌原有的意思。此外，我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哲學思想也很難翻譯，首先譯者需要確定詩歌作者是哪一個中國哲學流派，然后還需要掌握這個哲學流派的術語，只有如此，譯者才能真正翻譯出詩歌蘊含的哲學思想。我個人比較滿意的翻譯詩作是唐代張云容的《和薛昭合婚詩》、白居易的《蜀路石婦》、唐高祖的《嘲蘇世長》、海印的《夜舟》以及沈氏的《同情夫詩》。

根據我對俄羅斯漢學研究的了解，我認為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古典詩歌的關注集中在《詩經》、唐代和宋代。《詩經》里大量匿名詩人留下的詩篇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和豐富內容引人注目，而唐代、宋代的詩歌引人矚目的地方在于其創作人數眾多、作品數量眾多，唐代據我所知有兩萬名詩人，有五萬多首詩歌，而且還存在獨特的詩人群體，如帝王、女性。俄羅斯讀者很大程度上對詩歌的主題感興趣，比如和自然、祖國相關的詩歌，或者是帶有哲學思想的詩歌（尤其是佛教相關），此外還有那些表達中國人道德觀、價值觀的詩歌。其中歷史主題相關的詩歌在讀者、學者群體中都最受關注，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如果不了解中國歷史，就無法理解中國古典詩歌；第二，中國古典詩歌里包含有大量中國歷史、哲學信息。

對于俄羅斯漢語學習者而言，中國古典詩歌也是必不可少的知識來源。俄羅斯高校、俄羅斯研究院都是學習、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主基地。從群體上看，關注中國古典詩歌的人群有如下幾類：其一，以教授漢語、中國文學為主的俄羅斯高校老師；其二，俄羅斯科學院專門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專家；其三，俄羅斯高校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生；其四，中國古典詩歌愛好者。前三者都是俄羅斯漢學研究的后備軍和主要引導者，他們經常參加各種與中國文化研究相關的學術會議，對中國詩歌有較高的鑒賞能力。而第四類人大多不會中文或中文水平較低，他們一般了解個別著名的中國古典詩人，比如李白、杜甫等。中國古典詩歌是俄羅斯漢語學習者很好的學習資料，通過學習詩歌，學生們能極大地擴充詞匯量，更深入地理解漢語語法，學習大量漢字，進一步地豐富自己對漢語的理解。

在俄羅斯出版中國詩歌相關的研究著作、譯作一般不存在任何難題，因為中俄關系向好發展的趨勢，俄羅斯民眾對中國文化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興趣，這促使出版社傾向于出版和中國文化相關的書籍。像是論文發表方面，與中國文化研究相關的報告、會議演講，也包括中國詩歌研究方向的文章，有時候會得到相關活動組織方的資助。現在俄羅斯有一些中俄合資的出版社，他們專門出版俄羅斯漢學家、中國俄羅斯語學者在文學、詩歌領域的研究著作，這些出版社無疑對中俄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積極促進作用。不過我的研究專著主要是靠個人出資，個人出資在選擇出版社、印刷份數、書籍設計方面都比較自由。未來，我計劃繼續研究唐代詩歌，專注于詩歌與佛教思想之間的聯系。

俄羅斯漢學的研究發展也不局限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其他地方也在陸續發展。布里亞特共和國的漢學發展起步相對較晚，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布里亞特的東方學研究開始發展。莫斯科大學、圣彼得堡大學東方語系畢業的學生們成為來布里亞特傳播漢語知識、教授中國文學的最早一批成員。在布里亞特和中國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歷史、醫學和民族學領域。我所任教的布里亞特國立大學是布里亞特最早創建東方語系、教授漢語的高等學府，自1991年來，學校就制定了任務——培養一批懂漢語并具備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地理、民族學知識的漢學家，目前這個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布里亞特國立大學一直致力于培養具有中文知識的高素質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在科研院所、高校繼續研究中國語言文化，并在俄羅斯期刊上發表相關研究成果，還到中國學習。未來，也期待更多中國友人來到布里亞特，和我們一起分享中國學研究的成果！

（本文譯者敬如歌系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