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是西方近代最重要的歷史文化事件，其精神也成為西方現代文化精神的本質和核心。在眾多思想中，法蘭克福學派啟蒙批判具有獨特的視角，其奠基者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在青年馬克思思想、德國生命哲學、存在主義以及弗洛伊德主義、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思潮和理論的影響之下開啟了關于啟蒙的“批判理論”范式。他們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對現代社會統治機制的分析，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刻認識和理解科學技術的實質、科學技術與人的關系，以及發達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的矛盾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應給予批判的審視。

啟蒙的文化批判理論范式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將啟蒙精神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啟蒙貫徹了理性主義立場。啟蒙主張以理性和知識代替想象和神話，讓人們清醒、擺脫蒙昧，戰勝一切神秘的力量。第二，啟蒙是一種強調主體性精神的人類中心主義。啟蒙認為人與自然是對立的，人要么統治自然，要么被自然所統治。啟蒙堅決主張以人為中心，對自然進行征服和統治。第三，啟蒙具有進步主義的歷史和文化承諾，相信理性、知識、技術在根本上是進步的力量。啟蒙相信理性為人類創造了一個美好的世界，實現了人類的自由與解放。然而，在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看來，經歷史實踐和歷史發展的實際檢驗，啟蒙精神在現代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發生了悲劇性的轉變，因而對這種精神必須給予嚴厲的批判。

這種批判的理論范式可以稱為“文化批判范式”，在理論上有三個主要特征。第一，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啟蒙批判側重一種“文化”的維度。他們所謂的文化并非僅僅指精神觀念層面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指人的一般性的生存方式和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和深層模式；這種范式觸及西方現代性歷史實踐中一種普遍的、內在的文化精神和深層機理。

第二，這種啟蒙批判的理論邏輯就是異化理論的邏輯。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揭示了三個方面的異化，即人與自然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以及人與自我的異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啟蒙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強調對自然的無限統治權，這導致人與自然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對立與沖突。生態危機的加劇證明了啟蒙觀念的狹隘和短視。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啟蒙贊同普遍性、一致性原則，主張通過強制性手段實現社會整體的統一。啟蒙摧毀了舊的不平等，也帶來了新的統治方式和理性化的統治機制。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霍克海默、阿多爾諾認為啟蒙對理性和知識的盲目崇尚在實踐中催生了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這導致了人的自我異化。現代社會的技術體系和機器化生產供養了人，但也使人性變得殘缺不全。

第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啟蒙批判堅持了一種現代人本主義的文化價值立場。這種立場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最大的不同在于預設了反抗普遍性的超越論的生命理解和人本主義立場。這一立場主要繼承了生命哲學家尼采、席美爾以及社會理論家馬克斯·韋伯等人的理性批判立場，也深受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異化批判的影響。基于這種立場，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合理、不人道現象，特別是新的極權主義的統治機制以及現代性所帶來的人的異化的生存困境等進行了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文化悲觀主義的分析和批判。在他們看來，被啟蒙的理性在20世紀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神話。被理性啟蒙的世界不是一個人性得到真正發展、自由得到全面實現的世界，而是一個普遍異化的世界。理性的歷史不再表現為進步，而是轉化成了退步。啟蒙的喜劇轉變成了悲劇，走向了自我摧毀。啟蒙所崇尚的理性、知識墮落為工具理性，演變成技術理性的總體性的統治。20世紀人的全面異化是啟蒙理性之殤。

啟蒙文化批判范式的限度與局限

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基于文化哲學范式對啟蒙思想所宣揚的理性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文化樂觀主義所做的分析和批判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價值。這種批判有助于現時代的人認識和把握西方啟蒙精神的片面性、極端性和自我矛盾性或自反性特征，反思現代性的危機與困境，重估西方文化的價值。霍克海默、阿多爾諾主要從消極方面分析和揭示了啟蒙精神的歷史文化后果，指出了啟蒙的思想局限和限度。西方啟蒙文化主要的思想局限表現在它對理性、知識、技術的非批判的盲目樂觀的信仰，對人的剛愎自負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以及狹隘的征服論的自然觀等方面。

這也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啟蒙批判本身存在著局限與限度。這些限度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霍克海默、阿多爾諾所談論和界定的啟蒙并非對西方啟蒙精神的完整理解。他們所強調和批判的啟蒙精神主要側重于理性至上論、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觀以及理性樂觀主義。然而，近代西方的文化啟蒙是一個范圍很廣、極其復雜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不僅有法國的啟蒙、德國的啟蒙，也有英國、意大利的啟蒙。啟蒙是多元的、異質的，法國的啟蒙運動表現出強烈的理性主義特征，具有濃厚的反傳統、反宗教蒙昧主義傾向。英國的啟蒙特別是蘇格蘭啟蒙如哈奇遜、休謨等具有保守溫和的傾向。他們在倫理實踐問題上堅持情感主義，也沒有完全否定德性論傳統。而德國的啟蒙傳統也是高度差異化的，既有康德對理性主義的崇尚，也有歌德、赫爾德等強調個性、感性和非理性的浪漫主義、表現主義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的啟蒙批判主要指向笛卡爾、伏爾泰等人的法國式啟蒙，所以，這種批判在有效性上是有限度的。

其次，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對啟蒙的文化批判并沒有真正徹底堅持歷史性的立場。對待啟蒙不能脫離啟蒙的歷史性來分析和考察。一方面，啟蒙的歷史性在于其主要針對歐洲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蒙昧主義的歷史文化遮蔽；另一方面，啟蒙作為現代精神為現代社會的構建和歷史發展提供了文化推動力。啟蒙為人的發現、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真實性的精神力量。這是啟蒙的重要遺產，也是現代文明的精神基礎。不僅如此，啟蒙對于當代社會人的自我理解和人性捍衛依然具有建設性意義，所以啟蒙的歷史進步性不容置疑，盡管啟蒙并不完善。

最后，由異化主題揭示出來的文明困境和現代性危機歸因于啟蒙本身是否合理？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將批判的鋒芒主要指向了啟蒙精神本身，這種立場指認理性、知識和技術本身具有原罪。他們將異化和危機的根源歸因于理性化進程，這是一種認識誤區，這種批判范式是一種非歷史的批判方式。在我們看來，理性本身不是自足的，理性的文化觀念本身無力承擔起這樣的歷史責任。文化觀念發生作用，是通過在總體性的歷史結構中與其他歷史因素的結合，并通過人的自覺的實踐活動實現的。

理性、知識并非在本性上與生命相敵對，它們具有雙重性。科學、理性的負面性既來自科學本身的不完善，也源自人的活動的盲目性和非人道的使用。20世紀人的災難不僅是理性導致的災難，非理性也難以免責。在工具理性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非理性的利益和欲望。脫離非理性，無法理解理性及其負面性的歷史后果。正如尼采在理論上正確地看到了理性、知識的非理性背景即權力意志，但是卻沒有將批判指向非理性，而是拒斥了理性。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包括后來的解構主義思想家福柯等也步其后塵。所以，這種批判并未完全切中要害，在批判精神上實際上也并不徹底。各種非理性以及實際的社會建制如資本的力量、制度設計也應該一同受到檢省和批判。文化批判理論的誤區在于他們沒有對理性的真正根源作出總體性的歷史分析和實踐分析。由此看來，霍克海默、阿多爾諾雖然認同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本精神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卻沒有在根本上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文化哲學視域下現代俄國哲學‘虛無主義問題’研究”（20AZX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