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沃丁發起過一次尋根之旅，在《她來自馬里烏波爾》里，她努力挖掘母親在戰爭中的遭遇，講述擔負集中營日常維護的馬里烏波爾勞工的生活，以家族追尋為切入點，個人情感與族群命運交叉映照。《暗影中的人》是三部曲之二，父親篇。 

作品的核心仍然是“憶”，作品有兩條主線，從父親過世起筆，一條再建父親的生平，一條是作者少女時的生活。兩條線的聚焦點是“身份”，作為烏克蘭-俄羅斯難民在德國的難堪處境，“父親篇”連接著“母親篇”，重新審視戰爭中的兩性關系與家庭情感。對于往昔的追憶和復雜的況味，將個人記憶引出掩體，引出微觀歷史的暗處，公之于世。

父親過世，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開始。作為女兒，娜塔莎必須回到那個置于身后多年的故地，回到那個被稱作“父親”的男人那里，盡管他已經死去，但他作為“父親”、她作為“女兒”的身份永遠不會改變。死亡，作為一種喚醒，要求娜塔莎直面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繼而接近父親在那些往事中的行為和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

這種喚醒也是出于娜塔莎的本能，是作為作家的窺探欲。就像從前，她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羅斯引擎上按照母親姓氏來尋人的，長久以來她就有個念頭，想寫寫母親的出身，記錄這位在她出生前居住在烏克蘭，曾在德國勞動營里待過的女性。類似的念頭也促成了《暗影中的人》的誕生，娜塔莎需要一個文本化的聲音，讓她可以辨認方向。

《她來自馬里烏波爾》充滿了問號，母親的身世及其家族的歷史，一個問號接著一個問號，一點點揭曉，可是，陳述者的描述未必就準確公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感情傾向和思考方式，言語的傳遞過程會出現偏差，記憶也可能出錯，這就像一張無法得到歸攏的拼圖，有些碎片永遠遺失，有些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暗影中的人》也是類似的情況，你永遠無法肯定你找到的、認識的、理解的，就是真實的，而恰恰正是這種矛盾的狀況，讓追尋成為了不懈的努力，這是身為作家難以抵擋的企圖心。

憑借著對德語、俄羅斯語的熟練掌握程度，娜塔莎曾擔任口譯員許多年，有一天，她遇到了謝爾蓋，一名俄羅斯作家。在娜塔莎的描述里，看不出她對謝爾蓋是否有愛意，反而讓人意識到命運齒輪的輪回轉動。娜塔莎的母親葉夫根尼婭嫁給那個比她大20歲的男人，因為，在1943年時，這個男人或許可以幫助她逃離當時的困境，是戰爭促成了這樁婚姻。

謝爾蓋比娜塔莎大15歲，他似乎發現了娜塔莎的才華而試圖幫助她獲取文學成就（具體的過程等待第三部《娜斯佳的眼淚》），謝爾蓋在婚禮一周前病發去世，而娜塔莎作為作家遺孀獲得了遺產和身份，在此之前，謝爾蓋喚醒了娜塔莎對俄羅斯的關注，讓娜塔莎意識到了她長久以來逃避的俄羅斯有著與她的想象大相徑庭的另一面，這是一個矛盾、精神、人文、幽默和詩意交織的世界。

娜塔莎·沃丁

在謝爾蓋去世一年之后，娜塔莎飛往莫斯科探望謝爾蓋以前的同學娜佳，同時尋找父親洗衣簿上記錄著的舊家地址。街道早已更改，而娜塔莎，這個曾經在老街上住過幾年的俄羅斯女性，現在被當作了來自西方的外國游客。就算找到了舊址，找到了親戚，在老家的親人眼里，她的身份也是可疑的。娜塔莎的父親也很可疑，作為曾經在德國人手下的強制勞工，他在戰爭結束之后為什么要留在德國呢，何況，他的行為株連了那些留在蘇聯的親屬。親戚們滿腹狐疑，拒絕娜塔莎的接近，關上房門，一如從前，娜塔莎來到德國，德國當地人對她這樣的烏克蘭難民的待遇。

這種混亂的搖擺，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搖擺，在兩個互不相容的世界中掙扎，就是《暗影中的人》的最基本的基調。

父親出生于1900年，死于1989年，他一生都與那個世紀同齡。站在墓園里，看著他的尸體，娜塔莎眼前浮現出一幅杳遠的畫面，她說那是決定他們父女關系的關鍵場景。母親溺河自亡，在外地巡回演出的父親終于歸來，得知消息的娜塔莎飛奔回家，想要給等在家門口的父親一個擁抱，而父親推開了她，一言不發地從她手中拿走鑰匙，開了門。

那年，娜塔莎10歲，后來，父親出資把她寄養在了德雷舍爾太太的家里。娜塔莎寫道，在德雷舍爾太太家，每天的晚餐都有一道叫作開放式三明治的食物。她把三明治一個接一個塞進肚子，總也吃不夠。她無法顧及其他人異樣的眼神，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東西。更早以前，母親還在世，可是家里吃的總是不夠，娜塔莎無法承受體內經常性的饑餓感和缺乏感，以至于她不惜為此騙取妹妹手中不多的食物，在德雷舍爾太太家里，娜塔莎再次察覺，人們一眼就能看出，她來自哪里，出身難民樓這件事在她身上烙下了痕跡。

《暗影中的人》

這種痕跡使得她在德國學校的生活也非常艱難。在修道院中，她曾經是優等生，但是在新的學校里，她每天穿著磨損的舊衣，與眾不同的宗教信仰也讓她成為了眾人眼里的異類，他們以她取樂，給她起各種綽號，哄然大笑著問她，俄羅斯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馬桶里洗土豆。在娜塔莎身上，作為俄國人那可恥、不受歡迎的一面要盡快消除，而她迫切想要成為德國人的一面正在不斷成長。這種情形恰好與父親的情形相反。

父親居留德國，像停滯的一灘泥，酒精剝奪了他的生計，他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好嗓音，更加沉湎于飲酒。那幢小小的難民樓，成了父親的孤島，在這里，他尚且可以與那些與他一樣來自東歐的人們相處。父親詛咒曾經的那個國家，父親也不肯學習德語，直至死亡，父親只會使用“要”和“不要”兩個德語單詞，就算他與德國洗衣女工結婚也無法改變他頑固的想法，那場婚姻成了一場笑話，所有試圖使他了解德國文化的努力都撞了墻。

父親曾經是一名歌唱家，穿著西裝，帶回家各種禮物。飄零異國的父親，昔日的榮光早已褪去，他聽不懂外國話，他在自己身周建立脆弱的城堡。父親拒絕加入德國社會，蘊藏著他對“昨日的世界”的固守，也因此，父親對于娜塔莎的冷漠、不屑、仇恨的態度，并不只是普通家庭中的父女不和，其實意味著對異域生活、陌異文化的不安、排斥與恐懼。

父親是城堡里的暴君，專制、任性、極度敏感、憤怒狂躁，兩個女兒是他暫時可以掌控的臣民，小女兒年幼聽話，而大女兒正巧處于叛逆的青春期，老獅子維護自己權威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語言上的暴力，挖苦嘲諷女兒，穿著紅鞋子的打扮就成了妓女，行動上的暴力，在家務勞作上嚴格要求清潔，反復挑剔，用毆打鎮壓所有的反抗。一切都處于劍拔弩張的氣氛中，父親隨時可能爆發脾氣，隨時把怒火發泄在女兒身上。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娜塔莎曾經強烈希望父親死掉，想象過各種謀殺父親的方法。“仇恨與憐憫在我體內交織——我恨自己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父親，又憐憫現在這個孤獨、患病的老人。”從始至終，娜塔莎無法掙脫父親。或者說，父親就是她誕生其中的馬里烏波爾。 

中年的娜塔莎，已經明白許多事情，求不得。在對往昔的回望里，她也試著與少女的自己和解。那時候，她以卑微的、低到塵埃的姿態渴求愛情。她暗戀英俊的阿希姆，愿意為他召之即來，她的戀愛摻雜著渴切的愿望，阿希姆代表了美好的、明亮的生活，代表了婚姻可以帶給女性的一種從原有的泥沼生活里解脫的可能性。一如從前，葉夫根尼婭曾經的幻想，現在，宿命般地來到了娜塔莎這里，所以，娜塔莎無法接受格奧爾格的喜歡，格奧爾格代表著一眼可以望到邊的寡淡人生，而阿希姆是少女的瑰麗美夢，娜塔莎寧愿放逐自己成為乞討女，與陌生人的危險交往，遭到囚禁、強暴的對待，她孤身躲在地下室用鉤子探入體內、挖出了那個未成形的胎兒。有過這樣遭遇的女人，有誰可以苛斥她在夜里的哭泣、悲鳴與吶喊？

父親，尚且在世的父親，為何沒能成為女兒的靠山，而每當女兒滑落深淵時，他還要去重重地踏上一腳呢？

在娜塔莎與父親的關系里，曾經有過溫馨的時刻。葉夫根尼婭懷孕時遭到了逮捕，而他用絕食抗議的方式換得了妻子的獲釋，并用歌唱的天賦取得了美國人給予的工作，那時候，他們一家相互扶持、廝守，可是，苦難漫漫無邊，男人開始不斷家暴，女人終于步入河中，孩子成為遺棄物被拋擲在這冰冷的人世間。“媽媽，我們什么時候去投河？”讀過《她來自馬里烏波爾》的人，一定都記得這句天真殘酷的稚語。在《暗影中的人》里，面對年邁的鄰居去世，男孩困惑地發出疑問：“他是被毒死還是被槍殺的？”這就是他們對世界的認知。

而父親，父親對于世界的認知，在經歷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已經被扭曲。不說德國話，是父親最后的堅守，而娜塔莎，他的女兒，說著一口流利的德語，想要與德國男孩子交往，娜塔莎融入德國社會的舉動，是否讓父親感到背叛，感到最后一絲往昔生活在指縫間的流逝？

全書的高潮之一，是狂怒的父親毆打娜塔莎，把她關進了黑屋子，還釘死了門窗。這起事件的導火索，一是娜塔莎篡改了自己的成績單，二是租屋賬單的到期催繳，這兩個導火索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父親不懂德語，他不知道這些德語寫的文件是啥，很輕易就被女兒欺騙。這起事件，造成了父女關系的決裂。父親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父親作為人的存在的一面被撕裂了，就剩下了獸性從體內咆哮而出。這是父親對自己處境的絕望情緒的噴發。

多年以后，當娜塔莎站在父親遺體之前，她才能夠放下一些怨恨，盡量平靜地想起那些悶熱的午后或陰森的夜晚，她悄悄溜回家中，躲在水槽或地下室的場景。

多年以后，當娜塔莎站在父親遺體之前，她才感到了一些疑惑，父親的人生故事總是出現斷點，在她不了解的生活的背面，父親究竟承受了一些什么呢？

娜塔莎意識到，父親對她的殘酷毆打，落在她身上的也許還有他在營地中的那段過往。曾經屈服于暴力的人，暴力因子也種進了他的心里，從此信奉暴力為準則。忍受過屈辱經歷的人，渴望一種自身的優勢和復仇欲望，容易把自己塑造為一種權力的幻象。對父親心理的追問，不僅出于女兒的理解愿望，也是一項關于創傷后遺癥演變的詳盡而敏銳的批判性審視。 

娜塔莎寫道：“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兒，一有機會就爭取去了德國人那邊，對他來說難道不是叛徒，不是那些虐待、毆打、嘲弄他的人的盟友嗎？因為不理解一個孩子對其所屬環境的基本歸屬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試圖制服我，囚禁我，讓我成為他的財產，就像他本人曾先后被當作別人的財產那樣？一個從未體會過自由的人，一個生活在兩大獨裁政權束縛之下的人，又如何將自由給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于他而言，自由可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從未了解過自由的種種嚴苛之處，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擁有過的。”

在從前，娜塔莎從不敢觸碰父親的沉默，而現在，她知道了，這沉默無疑來自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說話本身就是一種危險，沉默成為人們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日常生活的習慣。娜塔莎明白了她就是在雙重沉默中長大的：來自俄國父母和德國環境的雙重沉默。她的父母跟德國人對不同事情保持著沉默，所以生活中存在著兩種那時候的她不得而知的真相。被這種沉默裹挾的父親，對女兒采取了高壓的管教，最終促使女兒成為了一名作家。娜塔莎說，他的沉默始終是她拿筆抗爭的對象，從一開始就滋養了她的寫作欲望。

對父親來說，他少了一個女兒；對世界來說，它多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人們由于出身被扣掛在歷史的鎖鏈上，因此，個人的故事變成了對歷史的實際回應。深深嵌入娜塔莎記憶中的往事，與對父親生平的疑問，重新演繹東歐的苦難史，以一種并非毫無把握的方式與上世紀的一些重要事件建立起了內在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