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為什么擅長寫恐怖小說？也許是因為恐怖是一種越界的類型。它把讀者推到不舒服的地方，并迫使我們面對想要避免的事情。女性總是被告知該做什么、該成為誰，被教導要保持甜美、要養育孩子、要留在她們的位置上。寫故事可以成為一種反抗和奪回權力的形式。當社會忽視她們的時候，她們就拿起了筆。雪莉·杰克遜的很多小說都聚焦女性內心的抑郁、受忽視等問題造成的心理恐怖，也和她一直因為女性的身份造成很多家庭方面的煩惱有關。

有些作家特別擅長制造謎團，雪莉·杰克遜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的一生中，她通過強調自己對巫術的興趣讓評論家和讀者為之著迷：關于她第一部小說的個人資料里說“可能是當代唯一的業余女巫作家，專門從事小規模的黑魔法和塔羅牌占卜”。她向記者描述了她所謂的巫術，甚至聲稱她曾用巫術打斷了和她丈夫有過節的出版商的腿。“雪莉·杰克遜不是用筆而是用掃帚在寫”，這是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

雪莉是一位有才華、有決心、有抱負的作家，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同時擁有家庭和工作是不尋常的事。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努力經營一個傳統的美國家庭。她確實認真研究巫術和巫術歷史。巫術對于她，不一定有使用價值，而是美國婦女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時，擁抱和引導女性力量的一種方式。

雪莉的文學流派一向充滿活力、淵源深厚，可以追溯到納撒尼爾·霍桑、愛倫·坡和亨利·詹姆斯的美國哥特式作品。她對這種哥特流派的特殊貢獻在于她對婦女生活的主要關注。在婦女運動流行的20年前，雪莉的早期作品已經開始探索未婚女性在一個父權社會中的絕望與孤獨。隨著她事業的發展，她的個人生活變得更加繁雜，她的作品開始更深入地探討婦女容易受到的各種心理傷害。在此類作品中，女人的所在地——房子，發揮著一種主角的作用，傳統的家務勞動，如烹飪或園藝，在敘述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絕非偶然。在雪莉的第一部小說《穿墻之路》中，郊區街道上的房屋反映了一部分家庭的生活。在她的第四部小說《日晷》中，一個莊園發揮著堡壘的作用：一個避難所。在《鬼入侵》和《我們一直住在城堡里》這兩部她后期的代表作中，房子既是監獄又是發生災難的場所。

雪莉賦予《鬼入侵》這個可能有點兒過時的鬼故事以文學復雜性和情感深度，令人著迷。而她作品的廣度，以及作品與她生活之間的共鳴也同樣值得人欣賞。她的作品體現了20世紀中期，在女權運動的風口浪尖上，許多婦女所面臨的窘境。雪莉屬于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奧秘》中用深刻的筆觸記錄的那一代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爭剛結束時出生，在20世紀40和50年代養家。與那些做家務時感到“奇怪的騷動”的家庭主婦一樣，雪莉也為在繁忙的家務中開辟一種創造性的生活而奮斗。但如她那個時代的許多婦女一樣，她的身份與她丈夫的身份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有時會在她的作品中產生地震般的影響。

雪莉在大學時開始認真寫作，不久她就遇到了海曼。海曼后來成為本寧頓學院的一名教師，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文學評論家。海曼總將雪莉視為自己最偉大的發現，而雪莉依靠海曼的品位和判斷來衡量自己的文學價值。這對夫婦很快進入了文學精英的行列：海曼23歲時進入《紐約客》工作，從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紐約客》也刊登了十幾篇雪莉的短篇小說。她的每本書不管在評論界還是在商業上都成績斐然，她的最后一部小說《我們一直住在城堡里》是書評家的最愛，也是一本暢銷書。

可悲的是，雪莉卓越的上升軌跡與她的墮落軌跡如出一轍。雖然她和海曼有精神充實的婚姻關系和溫暖的家庭生活，但海曼也是專橫的、有時還不忠的丈夫。他越來越討厭自己的作品從來沒有像大名鼎鼎的妻子那樣得到公眾的贊揚。雪莉的壓力越來越大，她開始使用鎮靜劑，并服用安非他明來減肥，待在有四個孩子和許多寵物的喧鬧的房子里應付嚴苛的寫作計劃。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焦慮和廣場恐懼癥折磨著她，她很少出門。酗酒和放縱造成了杰克遜夫婦的健康問題——雪莉和海曼都嚴重超重——導致他們不幸過早死于心臟驟停，雪莉于1965年去世，享年48歲。海曼在5年后去世，享年51歲。

評論家經常對這樣一個問題感到困惑。一個作家如何能夠同時創作兩種截然不同的體裁：懸疑文學和家庭喜劇。雪莉的恐怖故事主要誕生在心理層面，但卻植根于家庭：在《城堡》中，一家人在餐桌上中毒；在《鬼入侵》中，被稱為“房子的心臟”的嬰兒房是最恐怖的一個地方。同時，家庭通常只需要溫和的故事就能挖掘和陷入黑暗。雪莉的兩個作者角色，雖然經常處于高壓下，但都同樣真實。

那個時代的婦女所承受的壓力很大，必須毫無反抗地承擔社會強加給她們的“幸福家庭主婦”的角色。雪莉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家庭主婦，并且接受了家庭主婦的身份，這是她那一代女性必須要接受的。這兩種角色之間從內到外產生了壓力，壓力也來自于她對自己的期望，以及她的丈夫、家人、出版商和讀者的期望。

這種壓力為雪莉的所有作品注入了活力，也讓她完美地代表了她所處的時代。1956年，大學生西爾維亞·普拉斯在給男友的信中想象了這樣一種生活：“有孩子、有床、有漂亮的朋友，有一個華麗又刺激的家，天才們用完美味的晚餐后在廚房里喝杜松子酒，讀自己寫的小說。”安妮·塞克斯頓在她的詩作《家庭主婦》的開篇寫道“有些女人嫁給了房子”。雪莉作品的主題是戰后美國女性關注的核心，普拉斯的傳記作者稱20世紀50年代為“雪莉·杰克遜的十年”。她的作品構成了她那個時代美國女性的秘密歷史。她講述的故事構成了對 “女性神秘感”的有力反駁，揭示了家庭主婦在光鮮能干的外表下的不幸和不安。

美國上世紀中葉是一個既空前繁榮又極不穩定的時代，戰爭留下的陰影揮之不去。為了替代入伍的丈夫和兄弟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們被勸回家庭，即使家住安全的郊區，家里有閃閃發光的新電器，她們仍感到不快。美國和蘇聯都進行核彈試驗，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所有這些壓力在雪莉的作品中都是顯而易見的，她的作品揭示美國家庭生活的黑暗秘密的同時，也傳達了一種對家庭以外的混亂世界的深深焦慮。在民權運動之前的幾年里，她一直在努力解決種族偏見問題。當時，包括她丈夫在內的猶太人都在努力爭取被精英階層接納，她描繪了美國社會反猶太主義的緊張氣氛。她在故事中設下的心理懸疑，往往表現為對自我從內部瓦解的恐懼。

雪莉的作品還是被低估了，一方面因為它以女性生活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因為其中一些作品的體裁被認為“微不足道”，或者根本無法歸類。《鬼入侵》經常被認為是一部寫得特別好的鬼故事，而《城堡》則是一部偵探小說。《紐約時報》為雪莉發的訃告標題說她是“經典恐怖小說（《摸彩》）的作者”。但這種偷懶的歸類方式對雪莉運用懸疑探究人性深處的高超手法是不公正的。

自亨利·詹姆斯以來，沒有哪位作家能如此成功地探索恐怖的心理影響，在我們所恐懼的事物中找到打開心靈最黑暗角落的鑰匙。“我一直喜歡……利用恐懼，接受它，理解它，讓它發揮作用”，雪莉曾這樣寫道。她相信，在我們的恐懼和犯罪中，我們發現了最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