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利亞》

1568年至1570年，被譽為“葡萄牙最偉大詩人”的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在莫桑比克島居住，據說正是在那兒，他對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又譯《葡國魂》）進行了最后的修訂，這個沐浴在印度洋暖風中的東非島嶼與葡語文學就此產生了最初的聯結。

莫桑比克是個盛產詩歌的國度。盡管如米亞·科托等一眾為海外讀者所熟知的莫國作家以撰寫小說出名，他們在本土文壇嶄露頭角的最初身份卻是詩人。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葡國殖民統治期間，相比于出版散文小說，詩歌以其低廉的發表成本、更容易逃脫審查的隱晦語言、篇幅短、易流傳等優點成為了莫桑比克早期文學創作的不二選擇。被譽為莫桑比克葡語詩歌先驅的魯伊·德諾羅尼亞在20世紀初寫到：“醒來吧，你的沉睡比大地要久……/聆聽你進步的聲音，這另一個拿撒勒人/向你伸出手并對你說：非洲，起來并前進！”莫桑比克醒來了。隨之而來的是40年代涌現的大批詩人與一首首真正屬于這片土地的詩歌。若澤·克拉韋利那（José Craveirinha，1922-2003），被稱為莫桑比克“最偉大的詩人”，便是這一反殖民革命斗爭浪潮中的先鋒與靈魂人物。

1922年，若澤·克拉韋利那出生于莫桑比克的洛倫索馬爾克斯市（現馬普托），父親是葡萄牙人，母親來自于莫國南部的聰加族一脈。與眾多同時代的非洲葡語作家相同，克拉韋利那的文學生涯與政治活動緊密相關。青少年時期，十幾歲的他加入了當地由黑人與混血兒創立的“非洲協會”，并于1950年成為主席。自40年代末起，將近20年時間里，他以記者的身份為當地的許多知名報刊（如《非洲咆哮》《莫桑比克之聲》等）撰稿。在1964年第一部詩集《希谷布》出版之前，他的詩歌大多發表于當地報刊以及詩選中。1965年至1969年間，作為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第四軍支部的成員，克拉韋利那遭受了葡萄牙國家安全警備總署長達4年的監禁。出獄后，《瀝青神贊歌》《卡林噶那哇卡林噶那》《一號牢房》等詩集相繼問世。1977年，妻子瑪利亞去世，克拉韋利那創作了數百首悼念詩歌，這些作品被匯集成冊，以《瑪利亞》為題于1988年首次發行，并在1998年的第二版中以更加完整的形式出版。克拉韋利那2003年于南非逝世后，他那些海量未發表作品中的一部分被后人整理成冊，以《獄中詩》《情色詩》《貝魯特的酸椰棗》《柏格塞別墅和其它旅行詩》等名出版發行，并被譯成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俄語等多個版本在海外廣為傳播。

作為被多次提名諾貝爾獎、第一位獲得葡語文學界最高榮譽“卡蒙斯文學獎”的非洲作家，若澤·克拉韋利那的作品范圍幾乎涵蓋了莫桑比克葡占時期的最后30年與獨立后的前20年。殖民剝削、民族認同、武裝戰爭、非洲圖景、愛與自由、孤獨和死亡等成為了永恒的主題。克拉韋里亞將詩歌理解為藝術，他所描繪的現實，首先是藝術意義上的真實，其次才是確切的記錄。在其民族主義詩歌中，他擅長以階級觀點展現社會矛盾、在語言上回溯本土語言以追求與大眾共鳴，這種寫作策略與他作為混血兒的身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作為非洲葡屬殖民地的早期精英，大部分的本土作家都是“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兒。這一混雜性既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他們接受殖民者提供的學校教育，用殖民者的語言進行寫作。隨著文學書寫，他們更加意識到自己具有批判性的身份，文學創作不僅意味著對個人身份的驗證，對于整個國家文化身份的建立更是意義非凡。克拉韋利那很少談論自己，卻在一篇發表于1977年的簡短自述中寫道：“父親去世后，我有了另一個父親：他的兄弟……母親去世后，另一位母親出現了：莫桑比克。這一選擇緣自我的白人父親與黑人母親。”對母族血緣的認同引導了克拉韋利那詩歌中對“非洲母親”概念以及相關隱含符號的塑造。

這種血緣造就的不可避免的雙重性、某些情況下甚至表現為一種劇烈的模糊性令非洲葡語作家帶有極強的認同意識，投射在寫作中，表現為用語言顯化這一歐非文化疊加而產生的沖突。克拉韋利那用葡語寫作，卻坦言“卡蒙斯的語言/并未將我變成葡萄牙人。/而使我成為了葡萄牙人的兄弟”。他的作品將當地的土著語言“隆卡語”融入葡語敘事，例如，在詩集《卡林噶那哇卡林噶那》與同名詩歌中，詩人試圖通過這一當地人在講述故事時表示“很久很久以前”的土語來尋求與本土讀者的共鳴，以期喚醒非洲本土文化中莫桑比克的根源，確立民族文化身份的自主性。

雖然克拉韋利那的每部作品都代表著不同的時代氣息，他的民族主義詩歌按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種作品關于非洲文化與歷史，專注于對非洲傳統的審視與對非洲價值觀的強調。詩人贊頌莫桑比克乃至非洲景觀、語言、口頭傳統、無形遺產、古老神話與神明，試圖激勵同胞對歷史文化的獨有情懷，將在殖民統治中被征服方的明顯文化劣勢轉化為創造力，以此救贖本土文化。這一題材從詩集《希谷布》的標題便可以感受一二，這種莫桑比克南部盛行的傳統戰歌與戰舞作為抵抗殖民統治的象征，成為了一種被包裹在風雅藝術形式中的隱喻式反抗。在《我想成為一只樂鼓》一詩中，作者用急促連貫的韻律語言模擬出非洲鼓打擊時的節奏：“年邁的樂鼓發出嘶吼/噢古老的萬眾之神啊/請讓我成為一只樂鼓/只是那熱帶燥熱夜晚中吶喊的樂鼓……只是故鄉滿月下怒吼的古老樂鼓。/只是故鄉烈日中鞣制皮革打造的樂鼓。/只是故鄉堅硬樹干內打磨而成的樂鼓。”富有創造性的表達形式所傳遞出的高強度節奏與形象成為了一種群族主體性的建構，克拉韋利那在提醒同胞曾經擁有并亟待光復的美麗故土的同時，將莫桑比克的文化信息與一個正在形成中的非洲國家形象傳達給外部世界。

在第二類作品中，克拉韋利那對殖民時期黑人的遭遇進行了文學再現。他最廣為流傳的詩歌作品《黑色的吶喊》堪稱這一主題下的巔峰之作。“我是煤炭！/我必須在抽剝中燃燒/直到燃燒成咒怨的灰燼/活活燃燒，像我的瀝青兄弟一般/直到再也不是你的礦產/主人！……我是煤炭！/我必須燃燒/用我點燃的火焰將一切焚盡。/是的！/我將成為你的煤炭/主人！”詩人用重復的詞匯、短句、韻尾與標點對剝削黑人勞動力的歐洲殖民主義進行了抗議與諷刺，展現了被強迫在礦區工作的莫桑比克人民的悲慘生活。自莫桑比克文學誕生初期，前述混血作家群體的寫作訴求之一便是為了當地人——自己的“黑人兄弟”能夠擁有與葡萄牙公民同樣的社會權利。在他們的筆下，自小成長的世界造就了一個偉大的主題，非裔族群成為了文學真正的主角，獲得了文字意義上的公民身份與尊嚴。因此有論述認為，非洲文學的對立面并不是殖民國文學，而是以霸權視角再現非洲與非洲人的殖民文學。克拉韋利那在一次采訪中表示，“我不覺得捍衛黑人性是種族主義的表現……這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認可的方式。一個人強調自己的膚色是為了征得平等，而不是追求優越。”他對莫桑比克社會中黑人同胞所受不公待遇的擔憂無處不在，從早期的民族主義詩歌延伸至帶有強烈個人經歷的監獄詩歌中。這種克詩美學的表現結果即為“莫桑比克性”——一種自我與集體認同的信仰體系的整體建構。

即便克拉韋利那的民族主義詩歌與政治宣傳掛鉤，這種政治性顯然無法阻止另一類有關個人感情經歷的詩句出現。如果說在反殖民主題的作品中，集體性的“我們”形象占主導地位，在為紀念亡妻瑪利亞而寫就的詩歌中，克拉韋利那的個人性則達到了頂峰——挽歌牢牢占據了詩集《瑪利亞》的中心位置，不斷的思念與回憶在幾十首零碎的小詩中展開。

作者縮短了詩歌的篇幅與詩句的長度，許多詩以對話的形式展開，凸顯了作者身為丈夫與故去愛人的生活日常。整部作品像電影的蒙太奇語言一般，所描繪的場景由葬禮上的哀悼轉向生活空間與物品，拼接成一幅夫妻生活的長卷。“烏云沉沉的長日。/憂傷的鳥兒立在枝頭/啾鳴哀轉。一簇/繽紛的繁英/自花冠深處/氤氳出/香氣。/痛苦如此/簡潔如斯/我們如玫瑰般告別，瑪利亞。”詩者所言之物無關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持續的當下。葬禮是瑪利亞生命的終點，卻是丈夫回憶以及整部作品的起點。重復出現的意象凸顯出一個喋喋不休的“我”，忠實伴侶的故去是詩人心中無法釋懷的執念。通過詩句，詩人內在情感得到了外溢與釋放，這是一場內省與自述，是對個人最親密生活的記錄。由于克拉韋利那政治生涯的風波不斷，瑪利亞生前是“一位丈夫還活著的寡婦”，在《瑪利亞》一書中，克拉韋利那已然成為了那個雖然妻子已故，卻生活在“完美”愛情中的丈夫。如同詩人所言，二者在生命中的彼此缺席，是另一種愛情的開始。

詩人與詩互相賦予血肉與靈魂。透過復雜多面的詩歌作品，若澤·克拉韋利那試圖表達與探索一種“自我-集體”、“小家-國家”的二元性。一手執劍，一手捧花，這是一個執筆為民族尊嚴和獨立而戰的斗士，也是一位用柔情與愛意追思逝去愛人的丈夫。1997年，由于為“人民解放、承認人權、尊重民主自由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壓迫和屈辱”做出了重大貢獻，克拉韋利那被莫桑比克前總統若阿金·希薩諾授予“友誼與和平勛章”。他與眾多殖民期間活躍的莫國葡語作家相同，通過文學傳達了一種期待，準確地向人們表明，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總會到來，探索即將迎來曙光，苦難即將結束。這種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激烈情緒與英勇斗爭通過詩歌能夠與全世界有著相似革命經歷的人民產生跨越時空的共鳴。

2022年恰是這位莫桑比克偉大詩人誕辰100周年。這100年間，我們看到了如路易斯·貝納爾多·翁瓦那、翁古拉尼·巴卡·科薩、米亞·科托等眾多杰出后繼者們的出現，帶領著莫桑比克文學走向獨立和超越。愿這“黑色的吶喊”能夠回蕩更多個百年，有更多的莫桑比克文學作品為全世界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