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絲·歐格特

芙洛拉·恩瓦帕

奧比奧瑪·納奈梅卡

奇瑪曼達·阿迪契

1966年，肯尼亞女作家格蕾絲·歐格特（Grace Ogot，1930—2015）的長篇小說《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第一部由非洲女作家用英語創作的小說——由東非出版公司出版。同年，尼日利亞女作家芙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1931—1993）的長篇小說《埃弗茹》（Efuru）出版，這是非洲出版公司海尼曼“非洲作家系列”叢書中第一部女性作家小說。從這兩個“第一”的開創性和劃時代意義上來說，1966年標志著非洲現代女性作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開端。學者蘇珊·安德阿德認為：“《埃弗茹》是非洲女性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它是非洲英語女性作家的‘母’文本。”同理，被伯恩斯·林德弗斯譽為“肯尼亞最著名女作家”的格蕾絲·歐格特所著的《應許之地》也可以被視為非洲女作家的“母”文本。

自非洲文學進入現代化階段以來，文學和批評界慢慢形成一種獨特的、由男性作家主導的男性文學傳統，該傳統排斥或忽略女性作家的存在和成就。以杰拉爾德·摩爾（Gerald Moore）出版于1962年的經典文評著作《七位非洲作家》為例，七位作家中無一人為女性。近20年后的1980年，該書擴充版出版，名字變成《十二位非洲作家》，依然沒有女作家入選。非洲女性作家“在本領域各種重復性的選集中，在圍繞男性的研究中，顯得默默無聞，極少被人討論，也很少有她們的一席之地”。尤斯塔斯·帕爾默（Eustace Palmer）出版于1972年的經典非洲文學著作《非洲小說導論》中只提到過弗洛拉·恩瓦帕一個女作家，且把她稱為“二流小說家”（Inferior Novelist），帕爾默1979年的著作《非洲小說的發展》中也沒有提到任何的非洲女性作家。

非洲女作家們一直在努力爭取文學上的關注，也在努力爭取進入文學典籍。從上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非洲大陸上興起了女性賦權的浪潮，也涌現了一大批優秀非洲女性作家，如瑪麗阿瑪·巴（Mariama Ba，1929—1981）、阿瑪·阿塔·艾朵（Ama Ata Aidoo，1942— ），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1944—2017）、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1977— ）、奇卡·烏尼格溫（Chika Unigwe，1974— ）等，創作出了《一封長信》（Une Si Longue Lettre，1979），《改變》（Changes，1993），《新娘的代價》（The Bride Price，1980），《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2006）等廣受好評的作品。盡管在數量和聲望上無法與同代男性作家相比，但非洲的女性作家們已經開始嶄露頭角，登上世界最佳銷售榜單，也在國際文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例如，巴獲得過野間文藝獎；布奇·埃梅切塔獲得過馬克·吐溫獎、喬克坎貝爾新政治家獎、最佳第三世界作家獎、非洲—加勒比郵報金朝陽獎和英國最佳黑人作家獎；奇瑪曼達·阿迪契獲英聯邦圖書獎最佳新人小說獎、橘子小說獎、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和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這些非洲女作家們意識到自己的作家身份，也意識到她們在決定其作品內容與主題時所作的選擇。她們不僅與本國的父權價值觀做斗爭，也和國外的歐洲中心主義作斗爭，抨擊父權和民族主義價值觀，以及西方對其文化習俗的誤讀和誤解。她們的人生和寫作，都是一個明確而有力的嘗試，那就是將寫作作為抵抗的武器，她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男性作家所普遍關注的殖民、民族和腐敗的政府等家國問題，還有身為女性難以避免的被男性壓迫和忽視的問題。抵抗，對非洲女作家來說意味著什么呢？抵抗意味著“在政治、道德、思想和精神上拒絕屈服于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壓迫”（馬拉美·古厄葉）；抵制意味著“對父權制度和價值觀說‘不’，因為這些制度和價值觀繼續剝奪我的權力，使我屈服，并破壞我的個人尊嚴。在生命的各個階段，我的思想和行動都受到社會的支配，其中‘社會’指的是男性人物——父親、丈夫、老板、兄弟、牧師”（安·吉塔卡）；抵抗意味著“挑戰那些將女性置于男性之下的信念、傳統和價值觀”（愛倫·班達·阿庫）。

對這些非洲女作家而言，拿起筆來寫作就是一種抵抗，寫作是有效抵抗的關鍵。抵抗不僅是一場反對的斗爭，也是一場爭取的斗爭。非洲女性仍然需要面對諸多挑戰，例如，非洲廣大的女性仍然生活在父權社會的規范中，接受不了教育；家庭暴力仍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婚內強奸和童婚現象嚴重。這些都是非洲女作家們經常涉及的問題。概括而言，她們的寫作主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這幾點：傳統和現代的矛盾和沖突；婚姻制度對非洲女性的挑戰；女性的身心健康問題；環境的惡化和社會沖突；流亡和流散的傷痕；對非洲未來的設想等等。正如非洲法語作家瑪麗阿瑪·巴的評論，“非洲女作家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因為非洲社會環境的特點是明顯的性別不平等、剝削和對所謂弱者的野蠻壓迫。她必須全面記錄非洲婦女的狀況。不公正現象依然明顯，隔離現象依然存在。”

寫作提供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無法獲得的抵抗機會。她們用寫作來重新認識和重構民族和其他身份，通過傳達公共和私人空間之間復雜的取舍，女作家們將小說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工具，用來重塑民族文化，使之更有利于婦女的存在。她們通過寫作獲得自我認識和最終的自由：寫作是一個發現、解放和重新獲得的過程。它有關重新獲得作為非洲女性和人類的尊嚴、隱私和自由；有關解放女性，擺脫歷史性、結構性和系統性的虐待、壓迫和歧視，發現女性的內在力量和獨特性。

阿瑪·阿塔·艾朵曾哀嘆，“一旦面對非洲女性與寫作這一概念，我們便心生憂傷，盡管其中還夾雜著一些更積極的情感”，但仍然決定“作為一名具備感知力的非洲女性，永不停息地抗爭著去表達自我”。她的小說《變化》就批判了父權制的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并贊揚了女性的自主獨立。小說女主人公埃西是現代女性的典范：她不僅在經濟上有能力養活自己，而且還完全獨立。貝西·黑德的《珍寶收藏者》（The Treasure Collector，1966）中的女主人公則選擇的是另外一種更對抗的抵抗方式，面對丈夫的暴力和不負責任，她毅然反抗，哪怕這意味著自己要進監獄。在恩瓦帕的小說中，她通過批判性別慣例和家庭中男女之間的權力關系，將女性身份復雜化。因此，她發起的女性文學傳統植根于抵抗，抵抗尼日利亞婦女作為妻子、母親、女強人或叛逆女孩的單一形象。她的作品代表了一種獨特的非洲女性個性和態度，并以敘事的方式重新定義非洲女性的主體：母親、精明的女酋長和女祭司是日常生活般的存在。在《埃弗茹》《伊杜》《這就是拉各斯》《戰中之妻》等作品中，恩瓦帕描述的正是這一類全新的女性。《埃弗茹》中的女主人公埃弗茹來自一個富裕家庭，卻因為沒有生下孩子而痛苦掙扎。在非洲的傳統中，沒法生孩子的女人是沒有價值的。埃弗茹對兩次婚姻感到失望之后，沒有孩子的她通過宗教儀式，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人類。正是通過寫作和塑造全新的女性角色，這位銳意進取的非洲女作家表明了自己的抵抗立場，并要求非洲女性文學在全球文學史的殿堂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然而，抵抗只是非洲女性作家們在寫作時采取的態度和目的之一，在面對復雜真實的境況時，她們真正認同的策略是協商。盡管也書寫女性議題、維護女性權益，但很多非洲女作家并不認同西方女性主義的術語和目標，也拒絕被認定為女性主義作家。在1992年7月13日至18日于尼日利亞恩蘇卡舉行的第一屆“非洲和非洲散居地的女性”的國際會議上，阿瑪·阿塔·艾朵發表了題為“今天的非洲婦女”的主旨演講。艾朵在演講中指出，在西方女性主義這一術語產生之前，非洲就已經存在著女性主義的實踐，將西方女性主義挪用到非洲只會干擾非洲女性作家的寫作。除了艾朵，恩瓦帕也對女性主義的內涵保持懷疑態度，她說：“我不認為我是一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我甚至不接受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寫她所知道的東西。”布奇·埃梅切塔同樣拒絕將自己與女性主義標簽聯系起來：“我從未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現在如果你選擇叫我女性主義者，那是你的事。但我不同意女性主義的觀點。”在非洲女性作家看來，女性主義是一種西方意識形態，由歐洲殖民者帶到非洲并強加給非洲人民。她們拒絕女性主義這樣的標簽，因為這個主要基于階級、種族和性別的西方意識形態術語與非洲女性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大相徑庭。西方的女權主義，特別是第二代激進女權主義，非常強調拒絕，拒絕在諸如婚姻、母親和家庭等機構中來自男性對女性的壓迫。這種激進的觀點與非洲的實際情況格格不入，非洲女性認為母親和家庭是她們身份的一部分，也讓她們形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女權主義。盡管性別是理解影響非洲女性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但對女性的關注和需求的理解必須超越性別，非洲女權主義是一種結合了種族、性別、階級和文化的女權主義。因此，可以說，非洲女性作家參與了非洲女權主義的討論和形成。因此，非洲女作家們更愿意認同適應非洲社會文化的女性主義，一種不那么激進，也拒絕與男性對抗的包容性女性主義，在非洲女性的實際生活中能夠發揮作用的女性主義。

非洲女作家，無論是否愿意被稱為女權主義者，都致力于為非洲女性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挑戰而努力。盡管一些非洲女權主義者發展了不同的術語來概括非洲女性主義，如婦女主義（Womanism）、斯蒂瓦主義（Stiwanism）、母性主義（Motherism）、協商女性主義（Neo-feminism）等，但最重要的是這么一個事實，即非洲女權主義者和女作家的任務和挑戰是相同的，那就是解決影響非洲女性受壓迫的問題。享譽全球的尼日利亞女作家阿迪契曾在TED演講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女權主義的倡導者。她認為，人們不應回避女權主義，或給它貼上過時的標簽，“我們所有人，無論男女，都必須做得更好”。非洲女權主義者認識到，為了消除壓制女性的文化體系，她們必須與男性聯合起來，共同致力于改善性別關系。

有關非洲女性主義的諸多術語中，協商女性主義最為靈活和實際，最能包含男女性互補合作的這一層意義，也最為符合非洲女性的利益。協商女性主義的提出者奧比奧瑪·納奈梅卡（Obioma Nnaemeka，1948— ）指出，互補性是“權力分享、調和、妥協、談判和包容，這構成了非洲女權主義的基礎”。協商女性主義有兩層含義，首先，協商女性主義是協商（Negotiation）的女性主義；其次，協商女性主義代表了“無我”（no-ego）的女性主義。在許多非洲文化的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中，有協商、取舍、妥協和平衡的原則。在這里，協商有雙重含義：“給予/交換”和“成功應對/繞過”。非洲女性主義通過協商和妥協進行挑戰。它知道何時、何地、如何發起攻勢；它也知道何時、何地、如何繞開父權制的地雷。換句話說，它知道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與父權制談判或繞過父權制談判。

正因為協商女性主義的這種靈活性，它也成為非洲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最常使用的策略。法語作家瑪麗阿瑪·巴的《一封長信》中的女性角色就很好地詮釋了非洲女性是如何應用協商女性主義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受過法語教育的塞內加爾中年教師，在伊達特期間（伊達特是為穆斯林寡婦規定的四個月零十天的哀悼期），她給她最好的朋友寫了一封長信，回顧了她與丈夫30多年的共同生活，其間她忍受和經歷了許多不公，也失去了許多，但最終還是依靠著自己的堅強和理智，一一化解這些危機。其他非洲女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大部分是如此，她們在有限的空間里，并不能以直接對抗的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只能以妥協、協商而在實際上卻對她們更為有利的策略去應付生活中的各種壓迫。再以尼日利亞作家奇卡·烏尼格溫為例。在某個采訪中，采訪人問奇卡·烏尼格溫是否為女性主義者，奇卡回答說自己是協商女性主義者，因為這個詞更具體地定義了生活在父權制社會的非洲婦女實行的那種女性主義。協商女性主義可以理解為無性別歧視的女性主義，也可以理解為協商性的女性主義，它是一種保持在社會和文化規范范圍內的女性主義，盡管它也操縱著這個空間。它不是對抗性的，它認識到文化的力量和限制，探討作為一個女性，能在這種文化的限制下做什么。協商女性主義是一種與非洲文化和環境更匹配的選擇。

面對忽略、壓迫、暴力、不平等諸多問題，非洲女作家用寫作進行抵抗，有目的地去重塑民族文化和女性文化與世界觀；在她們的筆下，非洲女性善于用協商的策略去換取更廣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努力創造一個更為積極的未來。在當今這個女性覺醒與女權意識的時代，女性作家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非洲女性作家的聲音也變得更加肯定和明確，她們已經漸漸走入出版商、讀者和批評家的視野，成為現代非洲文學中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