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兄弟肖像

今年是格林兄弟《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出版210周年。19世紀德國著名人文學者格林兄弟不僅以《格林童話》聞名世界，他們還在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等各個領域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從學術史角度來說，格林兄弟被公認為是日耳曼學的奠基人。他們在德語研究方面的代表作除《德語詞典》和《德語語法》之外，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特別提及的《德意志語言史》。

格林兄弟早年主要集中精力收集整理古代文學和民間文學，晚年則側重語言研究。特別是兄長雅各布·格林對德語語言學的貢獻，用詩人海涅的話說是“以一人之力超越了黎塞留創建法蘭西學院以來二百年間所有院士的成就”。從1819年到1837年，雅各布·格林用18年的時間完成了皇皇四卷本《德語語法》，首次對德語進行了系統性分析和描述。在這部巨著中，雅各布·格林系統研究了從歌德時代開始的德語語法發展。他在研究方法上受當時在歐洲興起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嘗試通過對德語語法的歷時研究來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思維發展歷程。廣義上講，雅各布·格林的《德語語法》是一部以日耳曼語為研究對象的巨著，他將日耳曼民族視為使用日耳曼語的語言共同體。在這種意義上，《德語語法》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日耳曼語言史，是日耳曼學的奠基之作。雅各布·格林于1848年出版的《德意志語言史》則是對這部《德語語法》的補充和深化。

格林兄弟做學問的民族意識也是受到了19世紀早期浪漫派的影響。當時，在拿破侖戰爭這個時代大背景之下，德意志民族意識覺醒，海德堡浪漫派表現出文化民族主義的傾向。他們重視對作為民族文化遺產的德意志民間文學進行挖掘、搜集與整理；強調研究民族語言，并聚焦于民族語言發展與民族歷史之間的關系，注重從歷史角度對語言進行比較研究；通過重構德意志民族文化，召喚日耳曼民族精神，以期構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語言文學。格林兄弟的研究工作顯然受此影響。

事實上，早在18世紀，德意志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就已意識到，與英法等歐洲國家相比，德國當時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都比較落后，這種落后源于國家的碎裂狀態以及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缺失。當時德意志文化精英正在努力從對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的模仿中拯救自己的民族文學；而有教養的市民階級也開始要求擺脫法國文化至高無上地位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壓抑。到了18世紀中期，德語已經成為了伏爾泰口中所謂的“只適用于士兵和馬匹”的語言。至此，對于德語的發展來說，危險已不再僅僅局限于語言混雜，而是產生了德意志語言衰亡之危，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被當時德國的知識精英意識到，于是出現了語言純潔運動的高潮。

當時，啟蒙主義語言學家赫爾德就主張提高母語地位，認為母語對于維護民族文化非常重要。赫爾德明確指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與民族身份認同，它們體現在該民族的語言、詩歌、神話和傳說等等載體之上，存儲于該民族的文獻類書之中，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印記；只有神話與史詩才能將一個民族“從它對其它文化民族之模仿的永恒創傷中解救出來”。于是才有了18世紀中期中古德語史詩《尼伯龍人之歌》的重新發現，并將之比作德意志的《伊利亞特》，這成為德意志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一場新的愛國主義運動的起點。分裂的德意志需要喚醒民族認同感，18世紀中晚期的這場愛國主義運動就是圍繞著文化民族這個概念發展出來的。

格林兄弟繼承了赫爾德維護母語與推崇民眾語的精神。兄長雅各布·格林的《德意志語言史》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中被多次提及。馬恩兩位作為19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在他們一生中的哲學和經濟學思想發展的各個時期，一直都在從歷史的角度對人類的語言進行著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體現在他們各個時期的著作中。馬恩生活的時代，正是以雅各布·格林和弗蘭茨·博普為代表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興起的時代，這自然也影響到了這兩位學術觸角極其敏感的思考者。

1859年，恩格斯致信馬克思說：“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語言史》，你能否再把它寄給我？”可見，馬恩二人當時正在傳閱《德意志語言史》。從恩格斯信中這一句簡短而情感充沛的提問中，我們可以感到馬恩對語言學和德語語言史的濃厚興趣。這種興趣顯然并非一時之激情，從科學方法論及唯物史觀的角度來說，對語言的考察極具重要性，馬恩認為很有必要在某些基本問題上確定語言的本質與語言發展史研究的價值。在作于同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也首次提到了格林的《德意志語言史》：“雅各布·格林曾經指出過印度日耳曼語系的各種語言中的貴金屬名稱與色彩的相互關系的詞源聯系（見他的《德意志語言史》）。”

恩格斯本人也做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他除去經常研讀德語、羅曼語和斯拉夫語的比較語法著作之外，也研究德語語言史。馬克思甚至稱恩格斯為“比較語言學家”。恩格斯對德語發展史的研究成果包括《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和《法蘭克時代》的“注釋”部分“法蘭克方言”以及1884年撰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然這些著作在恩格斯生前并未付梓，但卻足以證明恩格斯是一位語言學家。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恩格斯的語言史研究是嵌于其德國史研究的框架之中的。對于恩格斯的語言學造詣，日耳曼學界專家認為，恩格斯對雅各布·格林的批判審視以及恩格斯自己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在今日看來屬于典型的以社會語言學為導向的語言史研究，他從歷史比較的角度闡釋了語言共同體與語言地域之間的關系。這種方法在19世紀晚期顯然是一種超前的探索，恩格斯借此為歷史比較語言學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同時，他還將歷史的與邏輯的語言觀相結合，創造了將歷史唯物主義應用于語言學專題研究的典范。

馬克思對雅各布·格林的《德意志語言史》并不是盲目地全盤接受。比如，他對格林的研究方法就持批判態度。他在1868年3月25日從倫敦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認為格林沒能擺脫浪漫派的影響，而這種“把一切都看作是中世紀的、浪漫主義的”傾向，是對“法國革命以及與之聯系的啟蒙運動精神”的“第一個反作用”，即是對啟蒙主義的反動。

在馬恩的著作及其相互之間或與友人的書信往來中包含有大量關于語言本質、語言起源、語言發展以及語言比較的理論思考與探討，其中涉及語言哲學、語源學、語用學、語言史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等多個語言學領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共同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本書中，馬恩對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手段”的本質進行了論述。在馬恩看來，語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也就是說，語言是一種社會意識，是“人們的社會產物”。十余年后，在《資本論》的最初手稿，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明確指出了語言的本質：“語言本身是一定共同體的產物，同樣從另一方面說，語言本身就是這個共同體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在馬克思看來，語言產生和發展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共存關系的存在。語言作為共同體的“不言而喻的存在”，獲得了一種與社會發展水平相對分離的獨立性。因此，在伴隨著人類社會進步而不停發展的同時，語言還可以反映社會歷史與傳統的曾經狀態，這也正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及以社會語言學為導向的語言史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對此，德國馬恩語言學家霍普曾指出，馬恩正是通過雅各布·格林的著作而間接受到了赫爾德語言起源論的影響。

赫爾德是最早反對基于基督教傳統的“語言神授說”而將人類語言的起源歸于社會的啟蒙思想家之一。赫爾德認為，人類語言起源于一次創造性的“活動”。赫爾德所說的這種“創造活動”指的是一種社會言說活動，它既指個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語言行為，也指一個語言共同體的集體語言行為。而使用某一特定民族語言的人所組成的“語言共同體”則是指處于一定的具體的社會交際情境中的、可進行區分的語言人口群。這種“語言共同體”意識，也反映在雅各布·格林所作《論語言的起源》中，雅各布·格林在該文中強調：“我們的語言也就是我們的歷史。”他顯然繼承了赫爾德的語言觀，認為語言不僅是一個靜態的、需要被人描述的概念和規則體系，更是動態的社會語言實踐。

幾乎與格林創作《論語言的起源》同時，馬克思也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不僅語言的起源，而且語言本身和語言使用者都只能被理解為社會關系：“就單個的人來說，很清楚，他只是作為某一人類共同體的天然成員，才把語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語言看作是單個人的產物，這是荒謬絕倫的。”可見，當馬克思把語言描述為“共同體的存在”時，并沒有夸大語言的特性。“存在”一詞說明馬克思承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本質上是通過語言建立的，但這不代表他認為語言比其他社會關系——比如作為基礎的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更重要。

縱觀17至19世紀德意志語言史，我們可以看到，從巴洛克時代語言純潔運動先驅奧皮茨和德意志語言學會致力于維護母語純潔性，歷經啟蒙時代詞典學家阿德隆、闞培挽救母語于“德意志語言衰亡之危”，以及18世紀晚期文化民族愛國主義運動中的赫爾德提倡母語對于維護民族文化重要性，再到召喚日耳曼民族精神、以期構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語言文學的格林兄弟，他們都為構建統一的德意志民族語言共同體做出了貢獻。在歷代德意志知識分子文化精英的共同努力之下，1871年德意志大地上的人民終于迎來了德意志的統一。正如列寧在1914年《關于民族問題的報告提綱》中所指出的——民族正是“語言共同體”。從對德意志民族語言發展史的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語言共同體的構建正是民族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先決條件。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德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