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俄國作家、思想家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雖然早已在俄國文化的復興時期亦稱白銀時代（1890-1917）開端之前的三十年就已經(jīng)去世，但是可以說，在思想史意義上他直接促成了俄國文化的白銀時代的繁榮，特別是其中研究人及其本性的宗教文化或宗教哲學。故而，有一種說法認為，俄國文學的白銀時代恰恰構成了俄國哲學的黃金時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9年8月16日給哥哥的信中表示，他自己通過閱讀與寫作在完成著既認識自己也破解社會之謎的同構任務：“我對自己有信心。人是一個秘密。應該解開它，如果你一生都在破解這個秘密，那也別說你在浪費時間；我正在研究這個秘密，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這說明“成為一個人”和研究“人成其為人”的秘密，既是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畢生的事業(yè)，也是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思想和“人學主義”的關鍵所在。

“人學”與“人學主義”

白銀時代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1874-1948）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導師。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中關于人的啟示》一文中，對比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提出了“人學家”這一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偉大的人學家，人性、人性的深度和秘密的研究者。他的全部創(chuàng)作——都是人學的體驗與實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位作為現(xiàn)實主義者的藝術家，而是一位實驗家、一位人性本質(zhì)的經(jīng)驗形而上學的創(chuàng)立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藝術，無非是人學探索和發(fā)現(xiàn)的手段。”別爾嘉耶夫?qū)ν铀纪滓蛩够藢W研究的推崇，其理由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何人都從未曾有過那樣一種對人的主題的絕對關注。而且，誰也沒有這樣的天才去揭示人性本質(zhì)的秘密”。

那么，“人學”或“人學主義”這個詞，與現(xiàn)有的漢語詞匯中為大家熟知的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有何區(qū)別呢？概而言之，人學研究雖包括人道主義研究，并在價值觀意義上對人道主義加以某種肯定，但兩者畢竟不同：人學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質(zhì)、存在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是一門學科，而人道主義是對人的本質(zhì)和人的存在的關系的一種評價，是一種價值觀；人學包括人道主義，但不歸結(jié)為人道主義。根據(jù)俄國哲學家謝爾蓋·霍魯日的看法，當今的學術界所要建立的人學，就是希望通過對人的完整科學理解來克服抽象人道主義對人加以片面錯誤理解的局限。眾所周知，humanism這個詞在漢語里至少有三種譯法——“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在中文語境里，后兩種譯法有時候又可以用作別的指代：“人本主義”有時也用來“人學主義”，“人道主義”有時也用于翻譯人道主義行為和精神。另外，“人文主義”更多地是指文藝復興時期彰顯人性的文學藝術精神。

如果說，我們習慣于用humanism來指在現(xiàn)當代思潮里那些把人看作一個既定且完整的統(tǒng)一體，進而闡述關于人的道德倫理、政治經(jīng)濟以及權利義務的思想理論。比如，法國文藝理論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利奧塔（1924-1998）就在《非人：漫談時間》這本書里追問對于humanism來說最根本、最不應該被忽略的問題：何為人？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該書中譯者夏小燕就認為，用“人道主義”作為humanism的譯名，可以體現(xiàn)出利奧塔探究“人之道”，亦即人之性或者人之本的初衷。那么，我們就此可以看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語境中，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人學”和“人學主義”，在人的定義的否定面（即“非人〈inhuman〉”）上，與現(xiàn)當代的人道主義（humanism）思想具有較多的通約之處，因為利奧塔在談論humanism時，往往隱含著一些思想預設，如：人道主義意義上所說的人是否在以窘迫的方式變成“非人（l’inhumain）”？人之“本”是否就意味著在人身上住著“非人”？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非人”的影子不同程度地存活在陀氏筆下的瓦爾科夫斯基、拉斯柯爾尼科夫、伊凡·卡拉馬佐夫、宗教大法官以及荒唐人等人物形象身上。

的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借伊萬·卡拉馬佐夫之口對三弟阿遼沙說出了人之容納萬物、無所不包的本質(zhì)：“不，人是寬廣的，甚至是過于寬廣，我恨不得要把他弄狹窄些。鬼知道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的！理智上認為可恥，心里卻以為很美。所多瑪城里有美嗎？請相信，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美確實存在于所多瑪城里，——你知道這個秘密嗎？讓人痛心的是：美不僅是可怕的，還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東西。魔鬼跟上帝在搏斗，而戰(zhàn)場就是人的內(nèi)心?！比说谋举|(zhì)，特別是良善等品質(zhì)，完全需要借助于展現(xiàn)“非人”的過程才能形象地表現(xiàn)出來，而這或許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學”和“人學主義”的文學形態(tài)，也可以視為他獨特的人學辯證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辯證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主義思想，既是對他之前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反思和回應，又是對他之后的發(fā)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呼喚和期盼，它既包含啟蒙運動以來歐洲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等思想傳統(tǒng)的因素，也有俄國東正教的影響和他自己賦予人學主義思想的新內(nèi)容。其人學主義思想就實質(zhì)而言是一種獨特的人學（hominology）或人學主義精神（anthropologism），亦即對待一個處于發(fā)展中的完整的人和作為具有多面性的人性的態(tài)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思想經(jīng)歷了從推崇小人物到批判人神再到辯證看待凡人的過程，但對人和人類社會的信、望、愛始終是其民族主義情緒和普世主義情結(jié)的內(nèi)在本質(zhì)和原始動力。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東正教人道主義思想所凸顯出的若干悖論，既反映出他渴望用宗教來解決道德問題的理想，也彰顯了其無法單獨克服的人道主義的危機。

關注人的命運就是關注人的自由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注重考察處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運，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核心。而人學主義研究人的前提，就是認為人的個性具有絕對的意義和價值。而傳統(tǒng)的人道主義思想無法窮盡人及人性悲劇的根源，其實就在于人自身具有的復雜性、多面性、矛盾性或辯證性。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主義對發(fā)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補充和獨到貢獻。也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認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尼采一樣都經(jīng)歷了新舊人道主義兩個時期，前者所繼承的俄羅斯文學的舊人道主義傳統(tǒng)，是指“俄羅斯對所有被欺騙、被欺侮和墮落的人的同情”，即“俄羅斯的仁慈之心的價值觀”，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舊人道主義天真、膚淺的原則，他揭示了一種完全嶄新的悲劇的人道主義。在這一方面，只有尼采可以和他相比。在尼采那里，舊的歐洲人道主義結(jié)束了，人的悲劇性問題被以新的方式提出。人們已經(jīng)多次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見了尼采的思想。兩個人都宣告了關于人的新發(fā)現(xiàn)，都首先是偉大的人學家，他們的人學都是啟示錄式的，指向極限、終點和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人和尼采關于超人所講的，都是關于人的啟示錄思想。”而傳統(tǒng)的人道主義思想之所以完全不能囊括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之洞察的深度，不管是唯物主義人道主義還是基督教人道主義，因為這些人道主義思想過于自滿和樂觀。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性的現(xiàn)實面更多地體現(xiàn)出悲劇性，“其中包含著比人道主義意識所能想象的要巨大得多、要多得多的矛盾”。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繼承者的別爾嘉耶夫，甚至預見到了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的悲劇，這主要是指人和社會在喪失理想主義后的精神悲劇。

人學的辯證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東正教思想的精華，它是逐漸形成的：起始于《地下室手記》，完成于《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關于宗教大法官的傳說》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徹底否定人在本質(zhì)上是追逐利益、追求幸福、尋求滿足的，否定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在人身上隱藏的是對為所欲為的需求，對無限的、高于一切幸福的自由的需求”。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是一個非理性的動物”。恰如《地下室手記》所宣示的：我們“最主要和最珍貴的東西，亦即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

從“抽象的人”到“全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學思想的演變歷程表明，他始終人道主義地對待作為個體的人，亦即把身邊人當普通的兄弟姐妹看，同時又警惕那些偷換人道主義精神的“抽象的人”，并在晚年翹首期盼“全人”的出現(xiàn)。因此，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是研究人學的作品，就在于他描繪了人在經(jīng)受阿波羅式的迷狂和癲狂狀態(tài)的洗禮后的結(jié)果：在通向存在最深處的神秘主義之路上，人和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最終得以完整保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общечеловек一般有兩層意思：平凡的人、俗人，或者抽象的人、講究虛幻價值觀的人，并且他基本上是混用這兩層意思的，對于后者中出現(xiàn)的貶義意味有時候需要仔細鑒別。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中，這個詞還出現(xiàn)過第三個意思，即普世之人、擁有普世情懷的人，這是他唯一一次用在一個德裔大夫金堅堡身上。

在《作家日記》1877年3月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連續(xù)關注了金堅堡去世和葬禮的情況，因為這個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俄國醫(yī)生對信奉其他宗教的病人一視同仁，經(jīng)常為貧窮的病患，特別是猶太教徒免費治病，甚至倒貼腰包去救濟他們的貧困生活，因此，在他死后，給他送葬的路上和葬禮上，遠近聞訊而來的不同信仰的人們，不管有沒有被他治過病，都來不約而同地感激他、紀念他、頌揚他的偉大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普世之人”的葬禮》一文中，把金堅堡醫(yī)生既看作一個平凡的人、普通人，又看作是“普世之人”；在《一件罕見的事》一文中，他則進一步認為，像金堅堡大夫這樣不問出身而一心致力于救病行善的人，就是那些即將征服世界、讓世人團結(jié)一致的“平凡者”，拯救世界之路就是由這些個別的平凡人開始的，盡管到目前這只是“一件罕見的事”：“確鑿無疑的是：沒有這些單個個體的存在，就永遠休想湊成整數(shù)，現(xiàn)在是一盤散沙，但是這些個體卻能團結(jié)一切?！居貌恢却械娜嘶蛘呤瞧谂魏芏嗟娜硕甲兂上袼麄冞@些個體一樣好的人。他們是如此強大，以致為了拯救世界，這樣的好人無須太多。既然如此，怎能不寄予希望呢？”可以說，在這個語境中，“普世之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發(fā)表的“普希金”演說中所提到的他的理想之人——“全人”概念的初版或雛形。

所以，只要人繼續(xù)存在、人的潛在性還在繼續(xù)發(fā)展，那么對人及人的本性的研究也將是無法窮盡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及人性的思考，對處于不斷變化的社會中、發(fā)展著的我們來說，以人為本的價值定位才應該是我們認知的永恒的標準起點，更對以人為出發(fā)點和旨歸的文學和文藝創(chuàng)作具有經(jīng)久不衰的啟示意義。我們在閱讀和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更應當重視他對人和人性的真知灼見并反思自己，才不負作為“天地之精華、萬物之靈長”（莎士比亞語）的人這一值得驕傲的稱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