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2022年國際布克獎頒給了吉檀迦利·室利的《沙墓》（Tomb of Sand）。該作品也成為第一部獲得該獎項的印地語翻譯小說。

從印裔作家奈保爾在1971年首次獲獎開始，印度和印裔作家就屢屢入圍這一獎項的長短名單。

1、移民主題

二戰結束后，大量前殖民地國家的民眾移民進入英國，并開始在英國社會中占據各種重要職位。他們的到來，使得“移民”現象逐漸成為英國學界最為關注的焦點。以薩義德、霍米·巴巴為代表的前殖民地國家移民學者更開拓出了嶄新的“后殖民”研究領域，對“移民”問題在文學、文化領域內進行了理論剖析。“后殖民”研究的意圖不在顛覆西方的東方學，而在敦促西方學界更清晰、更深入地認識西方人對東方形象的建構。霍米·巴巴的一系列概念創新更直截了當地為西方學界指出，“老白男”的文化品位已不再是西方社會的絕對主導，像倫敦這樣的歐洲城市已經讓世界各地匯聚而來的移民改造成了以多元文化為底色的國際大都市。

此時印度的英語文學作品，一方面迎合英國學界在后殖民時代對帝國文化持續擁有影響力的期待，另一方面又為似乎正陷入僵化的英國文學乃至英語文學注入了活力。

2、成長與尋覓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印度和印裔作家共獲得布克獎長短名單提名24次。他們在英語小說創作上取得的成就，既彰顯了印度英語文學對獨立發展之路的尋覓，又喻示了前殖民宗主國文化力量對印度英語小說發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壓制。

最終獲獎的印度小說往往以其半自傳性而凸顯出作者對“成長”這一主題的探索；同時，他們對“成長”主題的眷顧與這30年間印度英語小說創作在技法上的不斷成熟相呼應，逐漸開拓出印度英語小說的獨立發展道路。比如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的處女作、1997年布克獎獲獎作品《微物之神》，講述了克拉拉邦的一對母女——兩代人跨越種姓等級觀念的桎梏，對女性自主掌握命運和自由戀愛的不懈追求。女作家基蘭·德賽的成名作、2006年布克獎獲獎作品《失落的傳承》，則由兩個交叉敘述的故事組成。它們分別展現了接受英式教育的少女賽伊和廚工的兒子比居在向往西方生活和回歸印度社會之間的游移和彷徨，解釋了印度青年在尋求自我奮斗過程中所遇到的文化身份認同困境。阿拉文德·阿迪加的處女作、2008年布克獎獲獎作品《白虎》，以第一人稱的書信體形式，敘述了一個出身貧賤的男孩在闖蕩社會的過程中，如何通過欺騙、背叛和小聰明，最終搖身一變成為一名企業家的故事。由此可見，通過書寫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來折射印度社會在“后殖民”時代的變化，是印度作家們特別擅長的切入角度，也是最受西方文學界青睞的印度小說創作類型。

其中，《微物之神》在西方文學界得到的評價最能體現印度英語小說在國際文壇上受到重視的“成長”特質。在羅伊獲獎的當年7月，美國著名文學雜志《紐約客》發行了一期印度英語小說專刊，并發表了一篇名為《獨立宣言》的主題文章。這篇文章把當代印度英語小說的崛起與當年美國英語文學擺脫英國文學獨立相提并論。然而，若細讀這一本專刊中的每一篇文章我們會發現，“成長”既代表著獨立的來臨，又暗示了判斷“成長”與“獨立”的標準并不掌握在印度人手里——擁有話語權的仍然是英美主流文學界。美國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在他的書評《母語》中寫道，羅伊小說中“語言的古怪與情感中心相關聯”，并且“這個古怪不僅來自方言的影響，還因為小說選用了一對7歲的龍鳳雙胞胎作為敘述的主要視角”。他的這番評論是耐人尋味的：他同意，羅伊用英語語言寫出了印度文學和文化的特色，但同時這種語言特色又不可避免地攜帶著與不可知的方言和稚嫩的人物形象不可分離的“古怪”。可見，厄普代克作為一個美國作家，并不滿足于僅僅承認印度英語小說的崛起，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順手給它貼上一個充滿先行者優越感的標簽。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英國文學界通過布克獎，希望對印度英語小說的發展施加的影響。不論是羅伊對種姓等級觀念的批判，還是阿迪加和德賽對印度貧苦少年奮斗史的描繪，事實上都創造出了一個可稱之為“他者”的印度形象，并且這個形象似乎還時常展示出對英國這個前殖民宗主國的追隨之態。這樣，英國文學界就借著布克獎的評選，牢牢地將像印度這樣的“殖民地小說收編旗下，重新確立‘英國性’或建構‘新英國性’”，而印度的這些文學精英也就此有意或無意地為英國維持文化優勢作出了貢獻。

3、立足本土

隨著印度英語小說創作的成熟，越來越多的印度作家開始試圖擺脫英美主流文學界對他們創作視角的干擾，運用印度本土歷史和文化來定位自己的中心視域，寫出不一樣的故事。其中，曾獲得2008年布克獎短名單提名的阿米塔夫·高什和新晉的國際布克獎得主室利都值得特別關注。

高什以歷史小說創作見長，他的文學視野超越了所謂殖民與后殖民的限制，進而，他的作品在宏大全球史的縱深之中，立體呈現了印度與世界的關系。他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作品是以中英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為主要歷史背景而展開的“朱鷺號三部曲”——《罌粟海》《煙河》和《烈火洪流》，從印度人的角度——中英鴉片貿易和戰爭中長久以來為人所忽略的第三方視角——重新演繹了這段令所有中國人都刻骨銘心的苦難歷史。這是以印度人為觀察者來敘寫世界殖民和貿易活動，并且它的焦點不再僅僅是印度與英國作為被殖民與殖民兩方的二元對立，而是通過強調印度在中英鴉片貿易中扮演了不光彩的鴉片種植地角色，讓印度與其他被殖民國家產生有機的勾連，一方面在更大范圍內呈現英殖民帝國“自由貿易”政策之下的道德虛偽，并使讀者能夠從更宏觀的視角認識到殖民活動對整個人類世界的毒害，另一方面則凸顯了遭受殘酷殖民剝削的印、中人民具有自我驅動意識的歷史參與者形象。“朱鷺號”上勇于為船工爭取利益的印度婦女迪提，“安娜富提號”的船主巴拉姆與他的中國夫人，在廣州“番鬼城”為尋找珍稀花卉而走街串巷的印度青年畫家羅賓等，他們都追隨著英國人的鴉片貿易活動去尋找自己的生機。盡管身陷不由自主的依附關系之中，他們仍不缺乏挑戰殖民強權的勇氣、智慧和善良，而這些構成了這個小說系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閃光點。此外，就寫作風格而言，高什拒絕魔幻現實主義，并把想象力構筑在翔實、細致的史料考據之上。為此，他甚至給自己的小說附加了許多腳注，幫助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之中小說人物言行的合理性。很顯然，這樣的小說創作方法極為少見，使高什的作品打上了深深的個人風格烙印。如果說，在高什之前得到布克獎贊許的印度和印裔作家們，大多擅長以個人親身經歷和間接體驗來賦予小說真實的寫作策略，那么高什的創作則超越了作家個體經驗的局限性，試圖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細節之中“重新喚起一種道德的、人道主義的，以及——最重要的——歷史參與感”。

高什對印度人中心視角的牢牢把握，顯然在室利的創作中得到了再現，或者說產生了共鳴。《沙墓》是室利的第五部小說，這部作品講述了一個八旬老嫗喪夫后努力重拾對生活的熱愛，前往巴基斯坦旅行，勇敢直面少年時代經歷的印巴分治給她的心靈帶來的持久創傷。正如室利自己所概括的，“這也是一個老婦人逐漸從她的靈床上站起，去尋找新生的故事”，這位名叫“瑪”的老婦對她所目睹的歷史的回憶，對印度社會的動蕩和撕裂給個體所造成痛苦的描述，以及她對當下生活狀態轉變的感悟，構成了整部小說的情感主線。作者把小說的敘述局限于一位普通印度老婦的觀察視角和思考范圍之內，這就有意識地突出了小說的印度本土視角。而小說扉頁上寫著的導語——“一旦你得到了女人和一條界線，一個故事就可以自己講述下去了”——則顯示出作家希冀通過這樣的印度鄉土人物書寫，突破歷史的既有話語，重新詮釋乃至化解歷史矛盾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于許多印度作家雖然贏得了布克獎或得到了提名，卻難以在印度本土輿論場中獲得較為一致的正面評價，高什和室利的作品得到了印度從官方到民間的普遍贊譽。高什早已是印度國家最高獎項“蓮花獎”和歷史悠久的“皮南杰特文學獎”獲得者，室利也獲得過印度文學大獎“學院獎”的殊榮，她的這部作品也得到了印度評論界的大力贊揚。倘若布克獎給予高什提名是英國文化界試圖接受印度文學發展新動向而作出的嘗試，那么室利此番折桂則可視為他們對這一趨勢主動的正視。

1913年，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憑借《吉檀迦利》這部他先用孟加拉語創作又自己翻譯成英文的詩集，成為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一個世紀后，又一位印度作家以印度本土語言小說獲得另一項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學大獎。這看似巧合的百年呼應，或許正映照出印度文學的崛起之路。

（作者：黃怡婷，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