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盧漢曾預言印刷文化會走向終結，從媒介學的意義上看，麥克盧漢的預言看似實現(xiàn)了，但他也低估了書籍的可靠性，今天人們更熱衷于討論紙質(zhì)書和電子書的優(yōu)劣，而不是書籍的消亡。

這個過程中，有一波人開始了對書籍與知識的考古，這便是新史學、新文化史、書籍史、閱讀史……各種稱法名目不一，表面看來它們旨在揭示所謂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內(nèi)容，即復雜歷史的千奇百怪的面貌，但真實訴求卻與一種洞察力和想象力有關。從祈禱書到休閑書，從印刷術到電子書，書籍的命運也是知識的命運，甚至關乎人類的命運。回顧18世紀歐洲的書籍史和閱讀史，并與當下發(fā)生的技術更新和書籍改良作一個觀照，它們未必是既成系統(tǒng)的一部分，但確是我們重啟歷史，重啟我們內(nèi)心敘事的起點。

書籍史與法國大革命

1455年，古登堡用他發(fā)明的鉛板活字印刷機印刷了一本圣經(jīng)。伴隨印刷術普及而來的，是某種現(xiàn)代精神，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改變就是知識和世界的關系。羅伯特·達恩頓關于18世紀法國書籍史的研究無疑揭示了這種潛在敘事，即書籍如何在歷史敘事中傳播思想，消化變動中的情感與故事。

書籍史關注書籍的制作和傳布，也就是一本書如何從印刷廠、出版商抵達讀者。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美]羅伯特·達恩頓著，高毅、高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達恩頓就以納沙泰爾出版社的檔案為參考，將出版商、印刷商、油墨制造商、偷運者、貨棧主、圖書代理商、作家、審稿人、讀者等從幕后拉到前臺，展現(xiàn)了出版系統(tǒng)的運作。1778年7月，納沙泰爾的銷售代表讓-弗朗索瓦·法瓦爾熱騎馬出差，歷時五個月穿越法國，訪問了沿途經(jīng)過的幾乎所有書店。法瓦爾在日志和信件中保留了他幾乎全部的工作記錄，包括貨運、市場需求、賬目、書籍，以及書商的評價，其中所呈現(xiàn)和折射的舊制度時期的圖書市場，達恩頓以為可以和巴爾扎克的《幻滅》相互映襯。它以財富為核心，涉及盜版、偷運、刺探情報、秘密經(jīng)營等情節(jié)，卻在正統(tǒng)之外種植了時代的文化精神——啟蒙主義者如皮埃爾·貝爾、讓-雅克·盧梭的書籍正裹挾在這些地下的圖書市場。

19世紀以前歐洲的圖書市場，部分書籍甚至大部分書籍都沒有取得官方許可。正如達恩頓在他的另一本談18世紀法國書籍史的書《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鄭國強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所說，“在巴爾扎克之前，要讓書籍到達思想市場，就得上演整個一部人間喜劇。”在該書中，達恩頓將視野更為聚焦，帶我們領略禁書如何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禁書的制作和流傳又如何反映著社會思潮的更替。這些違禁書籍統(tǒng)稱“哲學書籍”。禁書的出現(xiàn)要歸功于巴黎書商行會、路易十四，以及新聞審查。比如歷來政府為了支持巴黎的出版商，會對所有進口圖書征收高額關稅；比如大量禁止發(fā)行的作品開始在地下發(fā)行。巴黎書商行會官員會沒收他們認為不合規(guī)的書籍，列以“禁書”“非經(jīng)允許的書”“盜版書”等不同門類，但這些門類通常重疊、相互矛盾、雜亂混淆。出版于1748年的《開放的特麗薩》是其中的典型。大約1773年，《開放的特麗薩》成了暢銷書，沙龍常客推動了它的流行，混雜在“彩虹女神的屁股”“費城出版”“以自由的名義出版”“出版于距巴士底獄一百碼處”之中。這部作品甚至得到了薩德侯爵的稱贊，稱其為“把對神的不敬和奢侈放縱可以讓人接受地聯(lián)系起來的書”。

百科全書主義與啟蒙運動

在當下的語境中，書籍史的分支——閱讀史似乎更受關注。相比于印刷、藏書、圖書館、書目，人們更青睞書籍的使用和書籍的大眾化、閱讀以及流行文化。閱讀史專注的是閱讀的行為、閱讀的環(huán)境以及基于閱讀的成長史等等。

據(jù)統(tǒng)計，1773年，一半以上法國人（14歲以上）過去一年沒有讀書，大約三分之二是文盲。英國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而到1800年，英國女性識字率達到40%，男性達到60%。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識字率的攀升，社會上還有一種論調(diào)，即擔心人們受小說的干擾和引誘。論者在《格拉布街周報》1734年9月一期嘆惋道，“有那么多的底層人士，相較于溫飽，想的更多的是陶冶心靈……過去我總認為，有95%的人生來就是搗鼓買賣和手藝的；讓他們?nèi)プx書是害了他們，他們不會變得更好或更明智，反而會變得莽撞、煩人和好斗。”大約半個世紀后，這樣的看法逐漸退卻了，另一個看法成為了主流，即開卷有益，且不應區(qū)分階層。

《百科全書》的印刷和傳播，幾乎可以說是18世紀最大的生意之一。在某種意義上，《百科全書》以及百科全書主義成為啟蒙運動的最好標識，啟蒙運動追隨著《百科全書》的流傳抵達外省，并散布在歐洲各地。參與的書商們也明顯知道了這一點。“在這一進程中，啟蒙觀念經(jīng)由商業(yè)動脈逐漸滲人了歐洲大陸最遙遠的地區(qū)。他們知道自己是啟蒙運動的媒介，不過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負有傳播啟蒙運動的義務，而是因為他們做啟蒙運動的生意。”達恩頓在《啟蒙運動的生意》中寫道。與此同時歐洲正在發(fā)生一次閱讀改良，人們開始從精讀過渡到泛讀，公共舞臺逐漸從舞臺表演、法庭轉移到書籍和報刊上面。直到17世紀下半葉，人們?nèi)匀环磸烷喿x《天路歷程》，但那之后，人們更傾向于廣為涉獵，通俗讀物變得越來越重要。

閱讀史與英國社交

18世紀前半葉，英國報紙雜志的重要逐漸凸顯，其讀者包括貴族、學徒等不同群體。《每月評論》《文藝期刊》單期發(fā)行量多達3000冊，而除少數(shù)重要著作之外的書籍印量都只有幾百冊。在1746年到1780年間，這些報紙大多6便士一冊，年費6先令6便士，年費大約是兩本小說的價錢，大約是進出口商人年收入的1/800，農(nóng)場主的1/200，長工的1/50。算下來，似乎只有中產(chǎn)階層以上的群體才可以較好地分享印刷品的成果，所以人們不僅閱讀報紙，還分享報紙。據(jù)阿比蓋爾·威廉姆斯在《以書會友：十八世紀的書籍社交》中轉引的牧師約翰·彭羅斯的日記：“馬什夫人與格雷厄姆夫人的社交狀態(tài)我無法置評。我借給她們《倫敦記事報》，她們借給我《每日公報》，這是我們之間主要和幾乎唯一的交流。”不夸張地說，書籍變成了社交貨幣。

除此之外，人們還會謄抄片段、詩歌、評論等等。這些抄寫存放于私人筆記本中，被后人稱為自我書寫，這是一個集詩歌、紀念、圖畫、靈感為一體的空間。這樣的筆記本對應著那些節(jié)選類的出版物，比如愛德華·比希的《英國詩藝》。編者在獻詞里聲稱，本書混雜了很多主題和想法，“可能比不上一部體裁完美、主題單一的作品那么令您滿意，但也許它能讓您更輕松愉快，因為這里沒有故事線索，也沒有前后呼應，您既無須保持全神貫注，也不用耗費過多時間，這本書您可以隨意拿起和放下，與其把它擺在書柜，不如放在起居室或庭院。”比希的話值得做一些延伸，他提倡讀者在多種場合閱讀詩歌，以使其獲得最廣泛的效力。這正好對應著一種時代精神，即公共閱讀和私密閱讀可以相結合，其場合就變成了客廳。新的公共性意味著以家庭和交往為核心，創(chuàng)造出一種廣泛的關聯(lián)。關于共讀的美好想象出現(xiàn)了——很多書籍扉頁都有家庭聚讀、圍爐夜讀的畫面，讀書俱樂部、小型訂閱圖書館也隨之興起。理查德·波爾威爾參加玫瑰園讀書俱樂部時記錄了當時的盛況，“室外，車駕云集，小鎮(zhèn)熠熠生輝”，而“室內(nèi)，則是理性的盛宴，流淌著熱情”。

我們和新的歷史現(xiàn)場

1958年《印刷書的誕生》出版，書籍史和閱讀史因之走向了現(xiàn)代學術的前沿，雖有其古老的源頭，但經(jīng)年鑒學派洗禮后倒也成了一樁時髦事。它們通常被安置在新文化史的范疇，卻不單單屬于此。這里不妨借用羅伯特·達恩頓在《書史是什么？》中對書籍史的評價，以此評估閱讀史：“與其說是一個領域，不如說是一片熱帶雨林。”雖然這片廣袤的熱帶雨林除了包含大量的歷史細節(jié)、展現(xiàn)了世界的細密真實外，似乎沒有增加太多顛覆性事實，但不可忽視的是，我們被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現(xiàn)場——實踐、交往成為核心因素，曾經(jīng)屬于現(xiàn)代主體性的那個位置，自某個時刻空缺了下來，而我們關于文學的延長線和思考的冗余物，又一次被重提。

如今書籍在信息革命和傳播升級的過程中似乎被有限度地“淘汰”了，書籍“上網(wǎng)”了，“電子化”了，信息技術適應了原有的書籍編碼和生產(chǎn)方式，并以信息簇、代碼、編程等等方式改造了書籍，在這個過程中，書籍被發(fā)現(xiàn)并被抽象化了。正如麥克盧漢所預想的那樣，在長時段的知識和思想的進程中，媒介會持續(xù)性地演變成新媒介的內(nèi)容，正如在不經(jīng)意間，印刷品成了廣播的內(nèi)容，廣播成了電視的內(nèi)容等現(xiàn)象一樣，改良成了黏合所有敘事的重要因子。不管人們愿不愿意承認，實際上改良在不斷發(fā)生并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公元前1世紀的圖書館、中世紀的經(jīng)院傳統(tǒng)、15世紀的古登堡印刷機、19世紀的小說共和國、20世紀的媒介浪潮到21世紀的萬物皆元宇宙——在這個被現(xiàn)代技術不斷改造的世界中，新的書籍和閱讀將如何兌換屬于自己的故事？人類又究竟處于這個故事中的哪個位置？

無論是18世紀的書籍和閱讀，還是21世紀的今日我們將大量紙質(zhì)書更換成電子書，書籍史和閱讀史的故事還在進行中，還遠未完成。我們翻閱書籍，但更多時候書籍也在翻閱著我們，這些書籍消化人類的痛苦、隱喻和沉默，宛若深具精神的身體正回望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