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斯和斯韋沃的生活和作品相互重疊，在相互學習和影響對方作品的同時，也相互借鑒對方的生活經驗。

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喬伊斯和斯韋沃沒有相遇，他們的生活和文學創作的發展將會完全不同。關注這兩位舉足輕重的藝術家的生活和寫作重疊之處的研究有許多。而我的目的是著眼于他們友誼的交集，以及浪跡于斯韋沃家鄉的里雅斯特（Trieste）時，斯韋沃的現實生活。

喬伊斯和斯韋沃

我想強調喬伊斯創作利奧波德·布魯姆的非凡創作，他是都柏林的一個外來猶太人，和斯韋沃非常相似。通過閱讀和借鑒斯韋沃的《一生》（Una Vita），喬伊斯成功地看到了普通生活的更深層面。他欣賞斯韋沃對性格特征和社會規范的普遍性的洞察力。喬伊斯對這部小說的欣賞也促使放棄寫作多年的斯韋沃重新開始寫作。

浪跡的里雅斯特

從1904年開始，22歲的愛爾蘭人喬伊斯和妻子諾拉在巴黎、倫敦和羅馬之間穿梭。他們偶然來到的里雅斯特，因為他們得到消息說那里的伯利茨學校可能會有一個教書的職位——后來證明，這個職位根本不存在。在普拉（克羅地亞西部港市）教了幾個月后，1907年他最終在的里雅斯特得到了一個教職。他的學生中有商人埃托雷·施密茨和他的妻子利維婭。施密茨會說德語和的里雅斯特方言，他讀過很多德國、法國和俄羅斯文學。他是他岳父涂料生意的經理，他繼續學習英語，因為生意在那時擴展到了英國。喬伊斯欣賞他在這對猶太夫婦身上看到的持久的親密關系和道德良知，他認為這些品質也適合描述他自己。

志趣相投

當喬伊斯讓施密茨夫婦讀他的短篇小說《死者》作為語言練習時，他們表現出了熱情，施密茨展現出非常敏銳的批評意識。在閱讀了喬伊斯的小說《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的三章后，他寫道：“你必須只寫強烈的東西。在你技藝純熟的手中，他們會變得更加強大。我不相信你能給那些本身軟弱而不重要的事物以有力的表象。”

這是他們長期友誼和相互尊重的開始。在這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之后，喬伊斯更加關注他的學生，他們討論了許多當時時髦的話題，包括施密茨侄子愛德華多·魏思博士在1910年引入意大利的精神分析。他實際上也詢問了施密茨猶太人家庭生活中有代表性的做法，尤其是與猶太婦女有關的部分。他的學生害羞地告訴他，他用筆名伊塔洛·斯韋沃寫了《一生》《暮年》兩本小說，但都沒有獲得商業成功。喬伊斯讀了它們，被它們深深吸引。在《一生》中，埃米利奧和阿瑪利亞·布倫塔尼兄妹身上，喬伊斯可以看到他自己“沉睡的”都柏林人們，他意識到他們作為虛構人物的深度和潛力。這一評價促使斯韋沃再次沉浸入寫作后來成為《澤諾的意識》的小說。喬伊斯在主人公澤諾·柯西尼身上看到一種新的英雄主義，他不完美但善良，幽默而富有人性，他的意識從欲望中逆流而上。

在澤諾那里，吸煙成癮的主題是敘事的一部分。這一點深深吸引了喬伊斯，他相信任何一個人可以抗拒被任何習慣所奴役。諷刺的是，在1928年，斯韋沃自己在一場車禍后，在臨終前家人拒絕讓他抽最后一支煙。“這將是我最后一支煙，”他引用澤諾的話打趣。

合作

到1923年，喬伊斯已成為巴黎眾多見多識廣的作家中的知名人物。由于他不斷擴大的交際圈，歐杰尼奧·蒙塔萊給澤諾寫了一篇肯定的評論。這篇評論和其他評論引發了一場對《暮年》的宣傳，在出版第二版時，斯韋沃為了感謝喬伊斯，寫道他“讓他復活了，像拉撒路一樣”。斯韋沃的朋友卡洛·塞拉菲尼在的里雅斯特組織了一次關于喬伊斯的研討會，受到了熱烈歡迎。然而他們都負擔不起全職寫作，必須要掙錢謀生是他們最大的挫折。喬伊斯一家，詹姆斯和諾拉的孩子喬治和露西亞，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和妹妹艾琳，后來都和來自的里雅斯特的人聯姻，從1904年到1915年，他們全都在那里生活，度過了不同的時期。諾拉一生都在照顧他們的孩子喬治和露西亞，依靠丈夫給她的微薄收入維持生計。她常常想離開他，因為他最大的缺點——酗酒。

的里雅斯特的社交

喬伊斯是的里雅斯特眾多吸引人的咖啡館和酒吧的常客。他與碼頭工人和水手們在破舊的港口酒樓里暢飲，就像他與其他作家在圣馬可咖啡館一樣，這個咖啡館斯韋沃、薩巴和當地其他文人常去。這棟著名的建筑后來成為《暮年》和《澤諾的意識》電影版本的布景。喬伊斯最喜歡的聚會地點是熱那亞咖啡館和皮歐娜咖啡館，他在這里享用他最喜歡的松球酥皮小點心。享用這種點心非常方便，就在喬伊斯從1910到1912年居住的街道上，拖馬賽奧咖啡館，意大利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和其他那些在市中心廣場容光煥發的人們的聚會場所。他和意大利民族主義者一致認為，利用壓迫者提供的東西并不等于出賣他們的抱負。喬伊斯會夸口說，雖然用英國旅行護照有時會讓他惱火，但他會在方便的時候驕傲地把護照展示出來。

四海為家

喬伊斯沉浸在這個大都市的氛圍中，吸收各種聲響和各種語言重疊的嘈雜中。這種混合是他后來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所使用的不可理解然而卻充滿韻律的“語言困境”的核心。他會緩慢地喝他的咖啡，直到他的余額耗盡，即使是在最通情達理的咖啡店老板那里，他也會被迫——在天氣和他妻子的許可下——去濱海步道散步，和熟人聊天，或者坐在家里，在便宜的公寓里寫作，直到他下個月的工資發下來。

然而，喬伊斯確實逐漸學會了同伴們更精致的社交技巧，并了解到他的“愛爾蘭式”飲酒方式并不總能收到贊賞。喬伊斯的一個特點是他不安分。他滿足于的里雅斯特，在這里他的寫作也處于全盛期，但他搬到羅馬也并不是為了更好，就像他在給哥哥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說的那樣，“我覺得它在那里等著我。”在羅馬，他在另一所語言學院教英語。他馬上就厭惡這座“搖搖欲墜的城市”，在給他的里雅斯特的朋友弗蘭西尼的信中，他把它比作墓地。“這幅精美的全景畫是由死亡之花、廢墟、累累骸骨、骷髏組成的。”他將羅馬的咖啡店和的里雅斯特富麗堂皇的咖啡館相比，發現它們遠遠不如。不過，他的短篇小說《死者》的靈感來自羅馬，而他的杰作《尤利西斯》也體現了這個家庭在羅馬貧困潦倒的生活。對羅馬的幻想破滅后，他們又回到了熟悉的的里雅斯特。

的里雅斯特滲入布魯姆的都柏林

在利奧波德·布魯姆漫游都柏林的過程中，許多學者看到這兩座城市有時會融合在一起，陰沉的都柏林變成了亞得里亞海的鏡像——奧地利統治下的的里雅斯特，街上穿著希臘、土耳其和阿爾巴尼亞人的服飾；英國統治下單調乏味的都柏林，一個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帝國荒涼的死水，這是許多都柏林人都感到遺憾的事實。

《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利奧波德·布魯姆是喬伊斯的的里雅斯特的一部分，這部小說的靈感部分來自斯韋沃，一個敵對城市的猶太商人。喬伊斯還借鑒了現實生活中另一個的里雅斯特人的特點，他是匈牙利裔猶太人，的里雅斯特《夜貓子》（Il Piccolo della Sera）的創始人，目的是傳播意大利民族主義。喬伊斯注意到梅耶爾成為意大利參議員的諷刺之處。利奧波德·布魯姆是一名猶太記者，他為愛爾蘭民族主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現實和虛構有時重疊，自1907至1912年間，喬伊斯為《英國經濟時報》撰寫了八篇文章，并就愛爾蘭政治局勢發表過一次演說。

喬伊斯離開的里雅斯特的時候，斯韋沃已經把他所知道的關于猶太文化、儀式和神圣文本的一切都教給了他。斯韋沃1927年在米蘭做的一次演講（由喬伊斯的哥哥斯坦尼斯勞斯翻譯）中說：“我們的里雅斯特人有權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就好像他在某種意義上屬于我們一樣。在《尤利西斯》中，都柏林的一些街道延伸到的里雅斯特的曲折的巷道，這對我們這個城市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榮譽。最近喬伊斯寫信給我說，如果安娜·利維婭（利菲河）沒有并入大海，那么她肯定會流入的里雅斯特的大運河。對他來說，的里雅斯特就是小愛爾蘭，他能夠以比在自己國家更超然的眼光來凝視它。愛爾蘭的一片土地，他的童年和青年，在我們的陽光下成熟。”

1915年，的里雅斯特的局勢使喬伊斯一家無法繼續在那里生活。他們逃到了蘇黎世，把自己的東西留在了斯坦尼斯勞斯的公寓里。而把他的寫作文稿帶到瑞士的任務落到了斯韋沃身上。

在他們的友誼中，有一件事是喬伊斯的典型特征，斯韋沃死后，他拒絕了他的遺孀利維婭請他為《暮年》的新英文譯本寫序的請求，說他一直堅持不正式評論其他作家的作品，他的哥哥斯坦尼斯勞斯代他寫了序。

最后給朋友們的獻詞

在《芬尼根守靈夜》中，我們看到了喬伊斯對他的朋友和的里雅斯特的另一種致敬，這就是安娜·利維婭這個角色。安娜既是女人又是河流，利菲河，代表都柏林的生活。喬伊斯寫信給斯韋沃，告訴他，他用斯韋沃妻子利維婭的名字和她飄逸的頭發作為利菲河的象征，讓她永生。利維婭受寵若驚，但當她聽說小說中的上下文是兩個洗衣婦在河岸上搓洗骯臟的亞麻布時，她感到惡心。對喬伊斯來說，這種并置沒有什么問題，河水可愛卻污穢，都柏林親切卻骯臟。他是個天才，也是個酒鬼。這就是生活，他聳聳肩。

至于安娜·利維婭，讀者無法認同她。她太過遙遠，太過抽象。不過莫莉·布魯姆是肉體和欲望，而安娜·利維婭卻是本質。“有懂我的人嗎？”——她叫道。可能沒有，甚至喬伊斯自己也不懂。安娜是喬伊斯最后的簽名。盡管驚懼，安娜毅然面對她的命運，走向她的終點，包圍的大海。那是1941年1月。他的視力下降，對芬尼根守靈教堂的敵意與日俱增。他的女兒，露西亞，他的靈感來源，被送進了一家收容所，歐洲正處于戰爭的陣痛中，而喬伊斯自己也不知不覺地處于死亡的邊緣。

另一位神秘的愛爾蘭作家埃德娜·奧布萊恩總結了安娜·利維婭所代表的東西。她是喬伊斯最后的語言創作，他的告別，就像河流匯入大海一樣，與世界融為一體。

(本文原刊于Italics Magazine2021年5月17日，原題為《喬伊斯和斯韋沃：借自生活的藝術》，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