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理智與情感》劇照

對奧斯丁而言，與其說理智與情感截然對立，不如說激情的洶涌與控制本是理性生活的兩元。這兩元的人格化，便是埃麗諾與瑪麗安姐妹。既是姐妹，就絕非只是對照或者對立而已。這部小說雖名為愛情小說，男女之愛卻遠不如姐妹之愛耀眼。

《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丁最早出版的小說，20歲動筆，一開始是書信體，書名叫做《埃麗諾和瑪麗安》，典型的雙女主設計，后來改寫為《理智與情感》，演繹出愛情策略的路線之爭。在李安執導的電影版中，男主即埃麗諾的意中人愛德華由休·格蘭特扮演，充分滿足了少女心的期待，但小說中的愛德華其實是個平凡之人，無論相貌、才華和財產，乃至個性的閃亮與生動，配埃麗諾都只能說勉強合格，與《傲慢與偏見》中的“霸道總裁”達西相去甚遠。走出情傷的瑪麗安最后嫁給了年齡相差近20歲的布蘭登上校，這一結果很難像《愛瑪》中的女主發覺自己深愛著大16歲的奈特利先生那樣叫人驚喜。我們能夠理解對有德有產之人的感激與信任如何一點點抬高了情感的水位，也確信婚后的瑪麗安會忠于丈夫，卻不免懷疑她是否拿婚姻的忠誠取代了愛情的熱烈。沃爾波爾的名言是，“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劇，憑情感來領會是個悲劇”，此言雖然經典，用在埃麗諾和瑪麗安身上卻讓人心有不甘，我們未必不可以說，本該憑理智來領會的卻訴諸情感是個喜劇，本該憑情感來領會的卻訴諸理智是個悲劇。婚姻終將代替愛情，正如理智終將勝過情感，這或許不錯，但是年方20的奧斯丁，不必如此老成。

雖為愛情小說，但男女之愛比姐妹之愛遜色不少

奧斯丁當然不是故作老成之輩。善于設身處地的讀者能夠明白，小說中的團圓絕非潦草將就。無論埃麗諾還是瑪麗安都稱得上苦盡甘來，她們各依性情畫出一條完整的愛情曲線，彼此又多有交集。瑪麗安并非總是缺乏理智，必須懂得其用情之深，才懂得她的克制。至于埃麗諾，果真能做到徹底理智，又怎會如此痛苦？忠于批判的讀者或許覺得結尾的和解只是作者在和稀泥，工于心計的露西·斯蒂爾先是橫刀奪愛，憑借草率的口頭婚約搶走了愛德華，后來又及時止損，嫁給了更有“錢途”的羅伯特，竟然讓這樣的人與埃麗諾喜結妯娌，奧斯丁何必如此一團和氣？但是細細品味，又覺得奧斯丁婉而多諷，語藏玄機。露西既然“棄暗投明”，就不得不與比她更貪吝狡詐之人比鄰而居。

“如果撇開范妮和露西之間持續不斷的嫉妒和仇視（當然她們的丈夫也有份），撇開羅伯特與露西之間經常出現的家庭糾紛不談，他們大家相處得倒是再和睦不過了”。這話說得風輕云淡，實則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整部小說最后一句：“在埃麗諾和瑪麗安的眾多美德和諸般幸福之中，可不要小看這樣一點：她們雖說是姐妹倆，而且近在咫尺，她們之間卻能和睦相處，她們丈夫之間的關系也沒冷漠下來。”姐妹情誼并不必然發展為兩個家庭的親密關系，后者需要額外的運氣，正因為有這運氣，幸福才叫幸福。奧斯丁就此擱筆，喜怒不形于色，卻是賞罰分明。倘若不能以直報怨，理智何有于我哉？

倫敦大學哲學系教授蘇珊·詹姆斯認為，歐洲文化一度拒絕在知覺與激情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人類的日常體驗被認為是由情感所引導的，激情成為嚴肅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整個早期現代歐洲文化又專注于知識與控制力——無論是控制自我還是控制他人——之間的關系。奧斯丁可謂此文化的傳人。對奧斯丁而言，與其說理智與情感截然對立，不如說激情的洶涌與控制本是理性生活的兩元。這兩元的人格化，便是埃麗諾與瑪麗安姐妹。既是姐妹，就絕非只是對照或者對立而已。這部小說雖名為愛情小說，男女之愛卻遠不如姐妹之愛耀眼。兩人脾性相去天壤，必須是足夠深摯的愛才能讓她們始終攜手并行。瑪麗安并不喜歡愛德華，但是出于對姐姐的愛，她會主動讓自己去感受對愛德華的愛。而對埃麗諾來說，愛德華固然重要，卻從來沒有超過瑪麗安。瑪麗安大病一場，九死一生，埃麗諾在病床邊感受到的絕望以及見到妹妹病情好轉時的狂喜，是這部小說情節上的最高點。埃麗諾參與了妹妹戀情的全過程，從不橫加干預，而就是共情與分擔。她有著小說家善于觀察的秉性，在妹妹面前卻首先是一個傾聽者，既聽對方汪洋恣肆的言語，更聽自己內心或遠或近的聲音。她處處敬人一尺，行為上不越雷池一步，卻始終在為妹妹也為自己守護著一顆詩人之心。瑪麗安視激情為理智的源泉，而她本人也正是埃麗諾的激情之所系。

埃麗諾、瑪麗安與母親和年幼的妹妹被兄嫂趕出高宅大院，寄身于鄉舍之中，周圍是一群庸俗、土氣甚至蠢笨的親戚。她們必須依靠這些親戚才能與社會保持聯系，但與他們綁在一起卻不能給自己增光添彩。那些親戚永遠興高采烈，早已習慣于在生活的泥沼里快樂打滾，與之相比，埃麗諾和瑪麗安顯得過于出眾，但這與其說帶來高傲，不如說帶來窘迫。“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應私密的痛苦與快樂每每化作飛短流長。對試圖超出這種環境的年輕人來說，被壓抑的激情往往升華為趣味的挑剔。雷蒙德·威廉斯指出，sensibility（情感）是個復雜的中性詞，既有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一面，亦有彰顯藝術感受力的一面。瑪麗安雅好文學、音樂、繪畫與風景，她無視那些附庸風雅卻土里土氣的親戚，卻不時被愛德華惹惱，后者嫡長子的繼承權朝不保夕，卻一副玩世不恭的態度，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不精致。他們一個爭取自己配得上也配得上自己的東西，一個放棄自己可以放棄也有理由放棄的東西。瑪麗安質問愛德華道：說自己沒有鑒賞力，這又有什么可驕傲的呢？不妨說，她與愛德華都有一種反諷主義者的激情，戲謔的，自尊的，好斗的，對裝腔作勢不留情面，試圖在乏味的交際應酬中保持自我，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終究無可奈何。

當瑪麗安和愛德華發生爭執時，埃麗諾暗地里為愛德華辯護，當面卻拉偏架，嘲笑愛德華是為了避免一種形式的裝模作樣，墮入了另一種形式的裝模作樣。我們不太看得出埃麗諾的審美趣味，卻看得出她的道德趣味，比方她一眼看穿露西樣子雖然俊俏機靈，卻缺少真正的風雅，還有失純樸。埃麗諾難得之處在于，她決不允許自己僅僅因為趣味的高下，便粗暴地對待他人。她并非鄉愿，瑪麗安對他人的愚蠢、乏味與懦弱有犀利的直覺，埃麗諾尊重甚至樂于遵從她的直覺，只是不照搬她的態度。沒有瑪麗安，埃麗諾的克制或許會變得陳腐；反過來，若非埃麗諾時時在側，瑪麗安的犀利也有可能落入殘酷。埃麗諾可以接受感傷主義，卻不能接受這種殘酷，奧斯丁也不能。

奧斯丁的寫作提示了一種討論人性的經典思路

倘若這種對殘酷的警惕讓我們有所共鳴，則不難發現埃麗諾的理智其實就是她的激情。她沒有輕視任何可以懂得他人的機會，而她的懂就是同情。她始終相信，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世界中，沒有徹底壞的人，所有人都以人的方式冷漠，又以人的方式與人交好，每個人都比她的外表更多，剖開看卻沒有什么不可理喻的黑暗。甚至埃麗諾那討人厭的兄長，“這位年輕人心眼并不壞，除非你把冷漠無情和自私自利視為壞心眼。總的來說，他很受人尊敬，因為他平常辦起事來，總是十分得體。”在這些地方我們所感受到的不僅是奧斯丁的諷刺才能，也是她作為小說家的悲憫心。

奧斯丁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是要祛除人們內心的幽暗，不是讓人心成為光明的，而是讓它成為可理解的。這種理解的藝術提示了一種討論人性的經典思路：所有朝向幽暗內心的窺探，不是走向對神秘世界的陰郁想象，而是對現實世界中人與人關系持續不斷、不知疲倦的掂量。這常常意味著自省，即便是瑪麗安，“也天生有個特殊的命運”，即“天生注定要發現她的看法是錯誤的。”她最后接受了布蘭頓上校，這被認為是眾人“共謀”的結果：“在這樣的共謀之下——她如此了解上校的美德——上校對她的一片深情早為大家有目共睹，最后終于也被她認識到了——她能怎么辦呢？”此處并非被動地接受現實，而是聽到的話，見到的人，經歷的事，都在一點點地修補著生活的網，使一顆善良而開放的心形成自我更新的可能性。

小說家不是生活在幻想的國度，而是立身于眾人中間。她當然能夠區別旁觀與介入，卻不必強分理智與情感。分析與共情本該水乳交融，批判與牽掛何妨相互造就。奧斯丁樂見喜劇，于她而言，悲劇固然可以展示人世的廣度與深度，喜劇卻更能容納人性的豐富與生動，說到底，人的喜劇來自于人固有的宜于生活的韌性以及由此達到的寬容。今天這個時代已不再那么篤信小說，卻仍可留意一位20歲小說家的激情與智慧：倘若沒有對人之為人不竭的興趣以及使自己成為更好的人的勇氣，無論理智多一些還是情感多一些，終究無關大體。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