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上海譯文出版社舉辦了“2021年諾獎作家古爾納作品集出版線上發布會”，宣布于25日正式推出古爾納10部小說中譯本的第一輯。從講述非洲一代移民生活的《天堂》《來世》，聚焦文化夾縫中難民身份的《海邊》，再到圍繞二代移民的《贊美沉默》與《最后的禮物》，此次出版的5部作品呈現了古爾納將個體命運置于宏大歷史變遷之中的敘事能力。

古爾納10部小說中譯本的第一輯

在線上發布會中，古爾納通過一段視頻向中國讀者介紹道：“如果你第一次開始閱讀我的書，之前從未接觸過我的作品，可以從《天堂》《來世》開始。在某些方面，這兩本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某些想法、主題上。”

《天堂》呈現了一幅殖民籠罩下的東非畫卷。1886年，坦噶尼喀內陸被劃歸德國勢力范圍；1890年，桑給巴爾淪為英國“保護地”，1917年11月，英軍占領坦噶尼喀全景。小說講述的正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故事：少年優素福被父親抵押給商人償債，跟隨商隊踏上行走異鄉的旅途，一路歷經艱難后，最終選擇了出走參軍。其中，“天堂”的概念無疑貫穿始終，它既是印度錫克教與穆斯林信徒之間宗教觀念的爭辯核心，又被具象化為富商所擁有的華麗花園，而在那天堂般的外觀背后，卻隱藏著暴力、戰爭、種族壓迫的殘酷。

在《來世》中，古爾納從某種程度上續寫了少年優素福的故事。他以哈姆扎的名字出現，剛剛從戰場歸來，肉體和精神都傷痕累累，直到遇到了同樣經歷著創傷的阿菲婭。軍隊的經歷一方面給他留下了陰影，另一方面卻讓他學會了學會了德語，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在他們的家族故事中，文明與野蠻并非簡單二分，不同文化都展示了各自的養分與黑暗。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年出生于東非海岸附近的桑給巴爾小島，小島在1964年時與坦噶尼喀合并為坦桑尼亞。1964年，革命爆發，古爾納踏上了逃往英國的道路。上海譯文出版社在線上發布會中介紹，古爾納的經歷可以與另一位諾獎得主、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進行比較，不同的是后者在童年時便移民英國，而古爾納是在成年后作為難民進入英國。上世紀80年代末，古爾納才終于有機會重返桑給巴爾，探訪重病的父親。這次經歷成為他第一部小說《離別的記憶》的基礎，這部作品將出現在古爾納中譯本的第二輯中。

在小說《海邊》中，古爾納的個人經歷借由主人公們的講述得到了再現。小說講述了20世紀末從桑給巴爾來到一昂過尋求政治避難的中年人薩利赫·奧馬爾的遭遇，而他的人生又與另一位人物拉蒂夫交織在一起。從家族恩怨到桑給巴爾的殖民獨立史，古爾納在倒敘與插敘中講述了難民的處境。

《最后的禮物》與《贊美沉默》則聚焦于二代移民的故事，兩者之間同樣有有所關聯。《贊美沉默》中，“我”離開非洲故土20年，無論是家庭還是工作，處境都不盡人意。在漫長的異鄉人生活中，出于各種原因，“我”習慣于保持沉默，又時常編纂出自己的個人故事，來符合英國人對于一個非洲人的標準期待。出生之后，“我”和母親就被父親阿巴斯拋下，而這位父親正是《最后的禮物》中的主人公，與保持沉默的兒子不同，他一直渴望把自己的經歷講給子女聽，但他們卻毫無興趣，最終他用錄音機錄下了自己的故事。

記憶、身份認同、愛與軟弱等構成了古爾納寫作的主題。在發布會的視頻最后，古爾納說道，“目前，比起協作來，我更多的是在對人們講述，因為人們想要聽我說，”諾獎無疑為他帶來了莫大的關注度，而對于寫作，“等一切恢復正常，我就會繼續。”

附：

古爾納：“我代表我自己。”

從1987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至今，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一直面對著那些想要對他和他的作品進行分類的企圖：他是否認為自己是非洲作家？抑或是英國作家？他為誰發聲：是這個群體，還是那個群體？

即使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該獎項此前只授予過四位非洲裔作家，包括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與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他又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了“圍繞您身份的爭議”。顯然，人們對于如何定義這位作家感到困惑。

“什么爭議？”他記得自己這么回答，“我知道我是誰！”

古爾納現年73歲，1968年時從出生地桑給巴爾來到英國。在此后的數十年中，他磨煉自己的手藝，最終成為一名默默無聞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往往展現東非殖民時代及其影響，身處英國的移民經歷，或者兩者皆有——因此，他有時不得不反駁他是為別人而非自己說話的觀點。

“我抗拒那種認為作家應該代表什么的想法，”他說道，“我代表我自己，我代表的是我在思考什么，我是誰，我關心什么，我想要寫下什么。”

他又補充道，“當我發聲時，我是眾人之中的一個聲音，如果你在自己的經歷中聽到了它的回聲，那當然很好。”

即便是那些涉及殖民歷程及其影響的“后殖民寫作”，在古爾納口中，也是“關乎經歷，而非何處。”

古爾納共出版了10部小說，其中，《海邊》（By the Sea）關于一名想要在英國南海岸建立生活的年邁的避難者；《天堂》（Paradise），曾獲得1994年布克獎的提名；《來世》（Afterlives）則講述了德英攻占東非期間三個主人公努力生活的故事。

對于作品《來世》，長期擔任古爾納英國編輯的亞歷山德拉·普林格爾（Alexandra Pringle）稱其展現了古爾納運用微妙的散文、“通過小人物來講述宏大歷史事件”的敘事能力，而“這一點是很難企及的”。許多讀者對于非洲作家有一種刻板印象，指望他們在寫作中進行賣弄。“那不是阿卜杜勒拉扎克。”普林格爾說道。

古爾納的友人與仰慕者們同意這一評價。作家馬薩·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曾說他“親切而善良，就像你通過他的書所能想象到的那樣”，又很幽默。古爾納告訴她，當自己把獲得諾獎的消息告訴自己的孫子孫女時，只換來了他們的一句“好的，爺爺”。

古爾納成長于桑給巴爾，彼時那里既是英屬保護國，又是蘇丹統治的國家。他的父親買賣來自印度洋的魚干和腌魚，因此他早年的許多時光都集中在家門口的海岸上。在他的回憶中，幾乎每年11月都有許多單桅帆船駛入港口，而他會觀察那些水手從一艘船走到另一艘船，船上滿載著貨物，仿佛那都是土地。

1964年，反叛軍推翻了以阿拉伯人為主的桑給巴爾政府，他的童年第一次被擾亂。革命爆發當天，古爾納與家人正在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度假，但是他目睹了逃亡的桑給巴爾蘇丹與前英國官員抵達該城港口時“令人同情的一幕”。當他回到桑給巴爾時，一家人開車經過了“燒毀的房子，墻上都是彈孔”，并意識到發生了可怕的事情。古爾納本人并沒有看到任何暴力行為，他說，“但你不必親眼目睹，你會不斷聽到有關暴力的消息。”

新政府關停學校，然后重新開放，規定畢業生只能在以鄉村地區為主的地方擔任教師。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渺茫，古爾納和他的兄弟啟程去往英國，那里有他們的一位表親。當時他們身上只有400英鎊。

古爾納說，他一到英國就感受到了格格不入。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做了什么？”他說道，“我落下了什么？”以及“為什么我會在這里？”在英國，他第一次遭受到無處不在的種族主義虐待。盡管有這樣的動蕩，初到英國的歲月對他意義重大。今年3月，在他任教30多年的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接受采訪時，古爾納指出那段歲月“更多的是反思”，而不是悲劇性。“那時候。”他說道，“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來到一個如此不同的地方是相當令人興奮的。”

在英國完成相當于高中水平的學業后，古爾納當了三年的醫院看護來維持生計，之后去念了大學。再然后，他終于開始了寫作——最初是關于故鄉的隨筆，后來才是完整的小說。

在諾貝爾演講中，古爾納說寫作的沖動源于“思想之苦與他鄉生活之痛”，他因而意識到，“有一些東西是我需要說的。”

“一種寫作的渴望在我心中生長：我要駁斥那些鄙視我們、輕蔑我們的人做出的自信滿滿的總結歸納，”古爾納在演講中說道，雖然他又補充道，他從不想要著眼于論爭，而是想書寫人類殘酷中的溫柔，以及從意想不到的源泉中涌現善良的能力。

古爾納的粉絲們認為，人性是其作品最強大的地方之一。蒙吉斯特說他的小說展現出“人們身處災難或破壞性的政治體系，仍然能夠保持人性，仍然能夠去愛、去創造家庭的可能性，”在她看來，那也是“一個微妙的政治宣言。”

他最受好評的作品就反映了這一點。《天堂》誕生于古爾納于1984年首次獲準回到桑給巴爾之后。一天，他從窗口看到父親走向一座清真寺，然后意識到，當英國在桑給巴爾建立保護國的時候，這位老古爾納應該還是個孩子。古爾納說他想知道，“當你第一次意識到外國人開始占領你們的生活時，對于一個孩子意味著什么。”這部小說不僅講述了殖民主義，也講述了一個被當作債務抵押品的男孩成長的故事。

《來世》是一部類似的歷史小說，初衷是描寫英德兩國在東非交戰的故事，古爾納說，在過去的小說中，這些戰爭被描述得很輕松，盡管事實上有成千上萬的平民死于戰爭相關的饑荒和疾病。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哈姆扎報名加入德國軍隊，雖然很快意識到了錯誤，但已經被困在軍隊中。當他終于從那里離開后，他成為了自己家鄉的陌生人，但還是重建起自己的生

獲得諾貝爾獎以及隨之而來的名聲后，古爾納需要一些調整：他說，他沒有時間寫作。他的行程安排滿是采訪和不時的海外旅行，包括一次桑給巴爾的回程，在那里，他第一次被視為英雄，盡管你在那里能買到的他的書很少。

古爾納的妻子丹尼斯·德凱爾·納萊丹妮絲·德凱爾斯·納拉因（Denise deCaires Narain）說，古爾納是一個天性安靜而深思熟慮的人。她說，有人要求他代表非洲、桑給巴爾、伊斯蘭教等地方和團體，而他不想“迎合人們認為長得像他這樣的人就應該說什么或做什么”。

不過，古爾納說他有一個應對策略。有一次，他談到采訪者試圖讓他討論有爭議的話題。回答這些問題“有點壓力”。

但之后，“你只需花上一兩分鐘思考，”他說，“然后就能想到辦法擺脫它。”

（附文部分編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