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西·羅克韋爾與吉丹賈麗·斯里（右）

《沙墓》英文版封面

2022年5月26日，印度印地語作家吉丹賈麗·斯里（Geetanjali Shree）憑長篇小說《沙墓》獲得2022年國際布克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印度/南亞本土語種作家，英譯者黛西·羅克韋爾共同獲獎。《沙墓》的印地語原版于2018年問世，由印度知名印地語出版機構——國蓮出版社（Rajkamal Prakashan）出版。其英譯本由美國翻譯家黛西·羅克韋爾從印地語直接譯出，2021年由傾斜軸出版社（Tilted Axis）推出。頒獎詞評價《沙墓》稱：“這是一部迷人、有趣且極富原創性的小說，同時也是一聲急切而及時的反抗，反抗那些橫亙于宗教、國家、性別之間的界限和壁壘的破壞性影響。”

吉丹賈麗·斯里，1957年出生于印度北方邦曼尼普里（Mainpuri）的一個印度教婆羅門家庭。她一方面在英語學校接受精英教育，另一方面也深受印地語腹地文化氛圍的影響，從小就對文學和寫作展現出非凡的興趣。她原名Geetanjali Pandey，Shree是母親的姓氏，在開始文學創作后她就以母親的名字作為筆名。吉丹賈麗·斯里在德里完成了大學學業，攻讀的方向是印度現代史，隨后取得了印度歷史文學碩士、博士學位。她在新德里的國立伊斯蘭大學和扎基爾·侯賽因學院用英語教授歷史的同時，用印地語進行寫作，后來成為全職作家。

吉丹賈麗·斯里的第一篇短篇小說《避羅葉》發表于著名印地語文學雜志《天鵝》。1991年，她憑借短篇小說集《回聲》正式打入印地語文學界。在隨后的30年中，她一共發表了五部長篇小說，分別是《母親》《那年我們的城市》《隱匿者》《空地》和《沙墓》。其中，《母親》講述了印度北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里老、中、青三代女性的故事，還被譯為韓語、德語、法語等諸多語言版本。《那年我們的城市》講述了巴布里清真寺被摧毀之后的北印度發生的故事。《空地》則從一所大學咖啡館爆炸案入手，講述了第19個受害者男孩的生平記憶和遺體被帶回家后的故事，該書出版后被譯為烏爾都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等版本。《沙墓》的英譯本則是她的書第一次在英國出版。身為歷史學博士，吉丹賈麗·斯里在文學創作之余也從事大量非虛構寫作，她與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孫女是朋友，本人也進行了很多關于普列姆昌德的研究，著有《兩個世界之間：普列姆昌德思想傳記》。

小說《沙墓》一共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背》《陽光》和《前線》。三個部分的篇幅大致相當，每個部分又分為若干章節。該小說以北印度為背景，講述了一位因丈夫離世而深陷抑郁的80歲婦女改頭換面、謀取新生的故事。她在與“離經叛道”的女性主義者女兒生活在一起后逐漸變得“現代化”，嘗試各種新鮮事物，還與一位“海吉拉”（跨性別者）羅希建立友誼，甚至在羅希死后于耄耋之年執意前往巴基斯坦，最終倒在邊境的子彈之下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眾多角色都沒有確切的姓名，這樣的安排使得書中的角色不僅僅是個體的代表，更是群體的象征。

文本中存在著多重話語、多條敘事線索并置的現象，從而使作家的創作思想得以多層面多角度地展開。“分隔”（partition）是《沙墓》關涉的根本議題，在書中不單指印巴兩國的“分治”，也指任何其他形式的分離，包括性別的分離、種姓的分離、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分離、宗教的分離、文明的分離等。

男性與女性在性別上的分離是小說探討的一個重要話題。母親在80歲之前是奉獻自我的傳統印度女性角色，女兒則是一位“離經叛道”的女性主義者。她追求前衛的生活，離家后獨自靠寫作為生，甚至敢在公共場合公開談論女性的意識、性、女性的獨立等觀點，出名后她住在豪華的公寓里，還經常去周游世界。社會上充滿了對女兒的批評，覺得她的錢來路不明且過于肆意妄為。因此兒子告誡母親不要跟女兒交談，以免牽連到他們家人。母親在內心同情女兒，悲哀地認為女性的一生都在被審視，女兒所有不符合傳統印度女性的嘗試和行為都被人們認為是“背離傳統的”和“不可接受的”，其根源是印度文化語境下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女性和男性的性格和社會分工的分離。

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分離也是小說書寫的重要內容。聚餐時兒子和兒媳因菜品爭吵，兒子認為西式的餐點更顯尊貴；女兒的白人朋友穿著昂貴的西裝和領帶參加聚餐，人們也認為她的身份和地位比穿紗麗的人更高。這樣的認知生動再現了印度大眾心中普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英國在印度百年的統治給印度留下了深刻的“英式”烙印，而印巴分治的一手操辦者也是英國政府，殖民者在教派沖突中彰顯了帝國主義的榮光，鞏固了英印政府不可撼動的統治地位，將權力延伸至社會空間的每個角落。即使在獨立建國后仍有許多印度人依然以自己的國家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感到自豪，西方一切都優于東方的觀點也成為印度人的一種潛移默化的觀念。

貫穿《沙墓》一書中的一條重要線索是生與死的“分離”，如何面對生命中接二連三的生離死別以及治愈與親人生死相隔的痛苦。書的開篇就介紹主人公母親因為和丈夫的生離死別而痛不欲生，她縮在被窩，或躲進水泥墻里，借此躲避死亡的苦厄。“一個男人，即使在死亡時，人們也能感覺到他的存在。但不管他是否已經死了，他的遺孀似乎肯定已經死了。”母親在丈夫去世后反思自己的一生，她已經厭倦了為他人而活，為此她絕食，不肯出門，甚至鬧過失蹤，想借此擺脫生活的桎梏。后來女兒將母親帶到自己的公寓居住，在公寓里二人的身份卻發生了微妙的對調，母親成了需要照顧的孩子，女兒反倒扮演了照顧人的“母親”角色。女兒允許母親改變著裝，交新朋友，母親在女兒的照顧下重新燃起對生活的希望。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寫母親的飲食起居和對外界的凝視，在互換的角色中，母親愈發自由，她和“海吉拉”（跨性別者）羅希成為朋友。羅希是一名樂觀向上的“海吉拉”，她勤懇工作，熱心公益，心靈手巧，樂于助人，熱愛生活。雖然她在社會中屬于少數群體，飽遭歧視，但羅希對生活的不公敢于奮起反抗，活得燦爛自由。然而社會對她不曾有過絲毫寬宥，在羅希和租客發生糾紛被殘忍殺害后，警察因其跨性別者的身份沒有進行公正的處理。羅希生前遭受謾罵凌辱，橫遭意外后也因“海吉拉”的身份無人為其伸張正義，殺人者也并未受到懲罰。作者在這里通過羅希被區別、冷漠對待，反映出性別之間、少數人與多數人群體之間的分離和隔閡。雖然現代社會允許人們有權利選擇第三性別，但性別之間的分離導致的歧視無處不在、如影隨形。羅希之死使母親遭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擊，她千辛萬苦樹立起的對生活的熱愛和期許又一次被摧毀。

從根本上，小說指向更宏大、更具有野心的題旨：政治的分離、階級的分離、宗教的分離，甚至也不單單局限于“印巴分治”這一個事件，而是人類由于戰爭造成文明文化的分離。作者在敘述中大量插入歷史和政治事件，比如：英國人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炸毀巴米揚大佛、2007年印巴友誼快線爆炸案……國際布克獎評委會稱贊《沙墓》“針對橫亙于宗教、國家、性別之間的破壞性壁壘提出了堅定而及時的抗議”。小說生動展現了作家對政治的極大關切，羅希死后，耄耋之年的母親為了實現她的愿望不顧家人的勸阻執意前往巴基斯坦，這是一種真實的“跨越邊界”。她在印巴邊境的緊張對峙中思考“邊界”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最終死在印巴邊境。書中提到殺死母親的子彈時這樣寫到：“我感覺這顆子彈像是從另一個世紀發射的，但并沒有停留在那個世紀。它一直襲擊那些后來的人，讓他們一直受到傷害。”這顆子彈象征著由印巴分治引發的痛苦戰爭記憶和難以磨滅的創傷。據統計，從1947年8月起至1948年春，共有60余萬人于教派沖突中喪生。“從巴基斯坦逃往印度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與從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大約各有550萬人，這還不包括從東孟加拉、信德逃往印度的難民，前者約為125萬人，后者約為400萬人”（林承節《印度史》397）。這場持續數月的人間慘劇給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國抹上了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戰爭引發的苦難也成為數代人難以忘懷的痛苦記憶，而分治引發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宗教矛盾一直延續至今。開伯爾的監獄中阿里·安瓦爾審訊母親，他指責母親沒有簽證越過邊界是違法的行為，而母親反問他到底什么是邊界，怎么定義邊界？母親認為任何東西都有邊界，但邊界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可以跨越的、是由愛組成的。邊境應該是連接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的橋梁。是阿里·安瓦爾這樣的人讓印巴邊境成了仇恨的源頭，而血流成河的邊境只會有一個后果，就是在血色彌漫中制造更多的殺戮和犧牲。作者在書中批判政治的分離和宗教的分離給民眾造成的苦難，而這種苦難仍被有心人延續著、繼續書寫著，從未停止。作者呼吁人們跨越宗教的藩籬，重新以愛筑成溝通的橋梁。

這本小說討論的話題實際上是相當沉重的，例如分治、女性、宗教、屠殺、人權等等。然而，全書語言詼諧幽默，讀起來輕松可愛，頗具趣味性。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溫柔細膩的筆觸講述了一個簡單的故事，卻用簡單的故事引發讀者進行關于宏大主題的思考。作者對人類由于戰爭造成文明文化的分離的關切是這部作品的升華之處，也給予讀者啟迪和尋求文化共存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