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語言學和文學相比，翻譯學一直寄人籬下而空疏簡陋，文化意識、社會實踐和政治操控雖然一直為翻譯學開疆拓土，卻與翻譯的本質漸行漸遠。對翻譯本質的追問很像北宋的程頤與老師邵雍吃飯時指著桌子提出的問題：“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長期以來，無論在內部語言轉換上如何翻來覆去，在外部影響操控上如何翻云覆雨，由于不問“天地安在甚處”，翻譯研究終究成了一場沒有地圖的旅行。

知識翻譯學認為翻譯這個“安放天地”的基石是“知識”。知識到底是不是翻譯的本質特征？是否能夠代表翻譯的所有普遍存在？是否能夠反映翻譯的內涵和外延？這又要求我們回答知識的“安放天地”的問題。

長期以來，哲學界對認識論與知識論不做區分，主張認識論就是知識論。實際上，認識是客觀世界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產生的精神過程，而知識是認識的客觀結果，正如《禮記·大學》所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是以，知識翻譯學秉持客觀意義上的知識論，主張知識就是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的對世界的認識與經驗，構成人的生存需要與生活積累的意識化、符號化和結構化的信息工具。“知識既可看成一種產品，也可看成是一個過程，在任何時刻，都有知識存量，在任何時間段內，都有知識流量”。“從本質上講，知識始終是人對對象的經驗化知識，因而無論它怎樣客觀也最終是主觀的；反過來看，無論它如何主觀也必然是來源于客觀存在和事實”。

知識作為客觀存在，過去是浩瀚書海，現在是云端指尖。知識無處不在，我們生活在知識的社會，過著知識的生活。過去知識以出版的靜態存在，現在以網絡的動態流動。關于知識的類型，有培根、波普爾、波蘭尼等經典分類，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關于物、事和人的知識，也就是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和人文科學知識三種類型。“對自然世界描述的知識是自然科學，對社會秩序構建的知識是社會科學，對人類命運管理的知識是人文科學”。

“知識既是翻譯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譯存在的目的；知識既是翻譯的理論，又是翻譯的方法。古今中外，沒有不是知識的翻譯實踐和行為，人類翻譯史就是知識翻譯史，惟有知識是一切翻譯行為中的每個元素都受其驅動的最基本的原動力”。“翻譯是跨語言的知識加工、重構和再傳播的文化行為和社會實踐”。自然科學因為標準化而呈現普遍性，是事實知識和邏輯知識，決定了自然科學知識的翻譯是“來料加工”，接受科學標準的約束；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包括哲學、語言、歷史、民族、文化、文學、社會、國家、經濟、法律等復雜現象和元素，以解決人的精神活動和社會問題為目標，涉及認識、評價、改變等經驗、價值功能，決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翻譯是“知識重構”，可以反思、批判、闡釋和建構。

知識翻譯學對翻譯的定義反映了翻譯的知識建構本質，涵蓋了知識的翻譯與翻譯的知識等所有的翻譯存在，也第一次完成了翻譯對象的科學譜系分類，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學科知識翻譯類型，擴大了翻譯學的研究視野和格局。知識翻譯學從知識的理解、遷移、傳播出發，致力于語言轉換、話語塑造、知識建構三個層面或領域的關系研究，不但使翻譯成為世界知識生產的重要工具，也為各個學科的知識積累、轉化提供理論與方法。

“喬爾丹諾·布魯諾用他那個時代特有的抒情筆調寫下了下面的句子：從翻譯中生發了所有的科學”。我們也可以戲仿一下說：從知識中生發了所有的翻譯。翻譯對于知識的生產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使知識生生不息，但翻譯不是原文的影子，而是原文的翅膀，使知識飛向更高、更遠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