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的代表作之一《海邊》全書開篇伊始便是年過六旬的落魄商人薩利赫·奧馬爾從東非的桑給巴爾流落到英國的情景，多年的牢獄之災使他身心俱疲，此刻他的感受是：“來到這里生活，仿佛關上了一扇狹窄的門，再打開了另一扇門，面向寬闊的廣場。在黑暗中，我失去了空間感，而就在混沌之中，我更切實感覺到了自己的存在，更清晰地聽到了各種聲音，好像是第一次聽到似的。”

主人公這一空間上的恍惚錯位感，與其不無荒誕的生存境遇密不可分。在此人們會聯想到法國作家薩特《厭惡》中的洛丁根，在布城無所事事地逛蕩了數年后，他頓時感悟到了周圍司空見慣的諸多現象中蘊含著巨大的悖謬與荒誕：“存在突然揭開了面幕。它失掉它那種屬于抽象范疇的無害的外貌：它是事物的肉漿……現在只剩下一堆柔軟、怪模怪樣的形體，亂七八糟，赤裸裸——一種可怕和猥褻的赤裸。”

奧馬爾是個普通的商人，他自然不會像沉迷于旅行、歷史研究中的洛丁根那樣專注于哲學思考。但作為一個逃離生活了60多年故土的離散者，他確確實實感到了一己生活中密布的難以理喻的乖戾與殘酷。他后半生的不幸源于一個來無影無去蹤、近乎騙子的商人侯賽因，他向奧馬爾借錢，用拉蒂夫父親舍爾邦的房產抵押借款協議作擔保，日后侯賽因人間蒸發，奧馬爾依照合同將拉蒂夫家的房產收入囊中，由此埋下了禍根。在桑給巴爾獨立后的動亂歲月中，拉蒂夫母親竄通其位居高位的情人誣陷奧馬爾詐取房產，將他送入監獄。奧馬爾出獄后，故土在他眼里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便變賣家產，逃往英國。薩特筆下的洛丁根盡管思索的深度遠勝奧馬爾，但相形之下他的經歷實在是蒼白貧弱。

廣袤神秘的非洲大陸，在近世文學中早已不是未經開墾的處女地。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寫于20世紀初葉的《黑暗的心》因其諸多情節元素日后被大導演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借用而愈加名聲遠播。莽莽的熱帶原始叢林中，庫爾茲為代表的歐洲殖民者的侵擾在非洲腹地上切開了一道難以愈合的創口,但他還把自己打造成讓土著黑人感恩膜拜的神靈。這部作品通過船長馬洛的視角展開敘述，局外人的聲音成了話語的主宰，原住民的心聲湮沒在荒野上酷烈的陽光與濕熱的霧靄中。由于庫爾茲的形象被惡魔化了，整部作品散發出濃郁的象征寓意色彩。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奈保爾的《海灣》也是一部非洲題材的作品。主人公薩林姆是一個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商人，他和古爾納筆下的人物一樣，生活在非洲東海岸，但其情節線索主要圍繞薩林姆到非洲內陸接手一家商鋪后的遭遇展開，政治的動亂、無休止的殺戮與形形色色的暴力讓他陷于難以自拔的絕境。與康拉德一樣，奈保爾本人并沒有多少非洲生活的實際經驗，他采用的也是奇觀化的展示手法，當地居民真實的生活情狀與心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

正是在這一點上，古爾納顯得卓爾不群。作為生活在非洲東海岸阿拉伯裔穆斯林的后代，他在眾多小說中的敘述視角并不是外來的殖民者或獵奇的觀光客，而是像他本人那樣的土生土長的居民。《天堂》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全書從男孩優素福的視角緩緩展開。從體裁樣式上看，它是一部近乎標準的“成長小說”：優素福被父親抵押給商人阿齊茲償還債務，在陌生的異地中目睹詭譎復雜的世情，并在隨商隊遠行的勞作中親歷生存的艱辛。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他的內在精神日趨成熟、飽滿，開始思忖、尋覓人生的意義。德國殖民者的侵擾是優素福成長背景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但《天堂》這部作品的主旨并不在刻意凸現土著居民與殖民者的沖突和其他政治意味濃重的歷史事件。人們在古爾納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的悖論，即人物具體生活情狀的描繪與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模糊化處理奇特地結合為一體。《天堂》的結尾，優素福為了逃離沉滯的生存環境，毅然聽從內心的聲音，投奔路過的德國軍隊。從政治角度看這一選擇并不明智，但從優素福個人的精神蛻變歷程著眼，則是他必然邁出的破繭之舉。

用蔣暉先生的說法，古爾納的作品通過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東非社會歷史演變的再想象，展現出的是某種類似于19世紀末歐洲“世紀末”文學的美學風貌：一個個孤獨的個體，在異化、荒誕意味十足的現實中踽踽獨行，他們失去了固定的家園與身份，流散到世界各個角落，支離破碎的回憶常常成為其維系生存的精神依傍。他的近作《來世》中的伊利亞斯早年被德軍拐走，返鄉后父親早已離世，而哈姆扎也是懵懂間加入了德國軍隊：他們倆從軍后的經歷可以被視為《天堂》中優素福命運的續篇。

“離散”這一詞語將千千萬萬的生離死別、無所歸依的飄泊、寄人籬下的惶恐濃縮集聚，涵蓋了一個躑躅于遷徙途中的龐大群體的命運，也正因為它具有如此高強度的概括性，林林總總個體生命鮮活的體驗被抹去了獨特的身姿與輪廓，默默無聞地沉落在浩瀚的歷史浪潮的深處。而讓古爾納深感不安的是各種風行的宏大歷史敘述加劇了這一傾向，“一種新的、簡化的歷史正在構建中，改變甚至抹除實際發生的事件，將其重組，以適應當下的真理。”因此，寫作在他眼里被賦予了抵制簡化、反抗遺忘的重要意義，這一點在他移居英國多年后重返故里時感受得尤為鮮明：“我有必要努力保存那種記憶，書寫那里有過什么，找回人們賴以生活，并借此認識自我的那些時刻與故事。”不難發現，在古爾納的作品中，盡管充斥著離散者游走于各種文化夾縫間的種種窘迫艱辛，但畫面并不是粹然的黑色，不經意間作者會流露出些許溫情，最典型的莫過于《來世》中對哈姆扎命運的描寫。他從戰場上歸來后身心俱疲，那時遇見了心上人阿菲婭，兩人沖破種種障礙結成伉儷。盡管阿菲婭的哥哥伊利亞斯一去不復返，輾轉各地，最后死于納粹的集中營，但哈姆扎歷經磨難，還是與妻子幸福地生活地一起。這無疑是作品在凄苦的底色中流露出的幾許暖意，古爾納堅信，“寫作還必須提示什么是可以改變的，什么是冷酷專橫的眼睛所看不見的，什么讓看似無足輕重的人能夠不顧他人的鄙夷而保持自信”，“而那樣的視角給脆弱與軟弱、殘酷中的溫柔，還有從意想不到的源泉中涌現善良的能力全都留出了空間。”大半個世紀前，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結尾寫道，“他們在苦熬”。它在此發出了回音——人類在苦難命運中持續的搏斗與不滅的希望。這是古爾納文本深處的意蘊，也是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