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的處女作《舒吉·貝恩》經過32次退稿，出版后斬獲布克獎。這個紹介引起我的好奇，國外文學圈的排外與壁壘，也不遑多讓。在不少精英主義者看來，一個作家的出身，大概已決定了創作的專業程度。加之，在主題上這部小說還容易被貼情感勵志的標簽。然而，這些偏見在作品面前又不值一提。諸多評論認為，《舒吉·貝恩》的成功多靠真情動人，情感取勝，并無太多文學技巧。

在我看來，這些看法大多是錯覺。作家展現的語言精純，敘述松動，觀察微妙，都是捂不住的才華。反而，讓人覺察技巧滿篇的，不算技巧。就像被人看出精明的，絕非聰明。小說技術，是為情感呈現增持，而不是負擔累贅。斯圖爾特的技術，就是用大量細節的沉浸彌漫，去掩蓋消化技巧。當你對異性的評價，超越了好壞，說出“舒適”二字時，就是最佳體感。對于小說文本亦如此。作家堆積而來的生活質感，是故事最好的現實光暈。

一

小說講述了一個母子情深，不拋棄不放棄的故事。這個題材看上去如此普遍，以至于很難成功。但作家卻反向寫兒子對母親無條件、絕對的愛。帶著濃烈的半自傳色彩，作家借助兒子舒吉去闡釋自我，理解并重塑母親。阿格尼絲是明艷動人的女子，帶著前夫的兩個孩子，和出租車司機舒格再婚，生下舒吉·貝恩。夫妻生活窮困，人到中年還寄住在岳父母家，擠在一個市政廉價公寓里。阿格尼絲的短暫一生，就是找男人，受傷害，不斷酗酒，戒酒失敗的歷程。如果用陀翁的書名去概括，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以主人公為書名的小說，大多需要勇氣，譬如《大衛·科波菲爾》《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了不起的蓋茨比》。靠一個人物支撐所有框架、線索和視角，需要書寫實力。舒吉·貝恩凝視下的母親，或許才是小說主體。舒吉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目光，他是環境里的異類，是污穢中僅存的向陽花。正是格格不入，使他保有與家庭、社會的異在性。小說第一部分，彌漫著存在主義氣息，注解了世界是惡心，他人即地獄。舒吉對超市打工十分厭惡，還受到周圍女性粗鄙的猥褻，租住的房間也總混雜著奇怪的味道。

小說的諸多細節，都印刻著嗅覺的記憶，不是尿味就是汗臭，它們標記著廉價與腐壞的“生活痕跡”。這離不開作家獵犬般的鼻子，鷹鷲般的逡巡。那個被氣味勾勒的世界，在作家痛苦、陰郁的諷刺時，呈現出一種殘忍的動物性。他善于用食物、肉欲和聲色，去描摹潦倒里的墮落惡心。對于原生家庭的不堪，常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擺脫逃避，哥哥利克、姐姐凱瑟琳即如此，他們“背對家庭”。另一種是陪伴守護，舒吉選擇拯救。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我們并無理由用道德優越，去評判人物的行為。

從某種角度看，哥哥利克遺傳了其生父，天主教前夫的安靜多思。阿格尼絲主動拋開老實本分的前夫，重組糟糕透頂的家庭，利克顯然對此有怨念。外婆莉齊評價，“說實話，你嫁給那個布倫丹·麥高恩的時候，我真是高興極了。我覺得他能給你像我一樣的生活。但是你看看你，偏要挑個更好的”。相比之下，她對后任女婿舒格則厭惡至極。她問女兒，“門上安多少把鎖，才能讓那個王八蛋老實待在家里？”阿格尼絲選擇男人，實際是對生活模式的洗牌顛覆。

小說中對立的信仰，總是以生活觀念沖突，滲透在日常兩性關系里。問題的根源，也是不幸起點。阿格尼絲有不安分的心，騷動的情欲，以及誘惑男人的美麗，唯獨沒有理智頭腦。前夫是個“耿直的男人，工作賣力，想法單純”，但她從未尊重這個老實人。舒格和前夫比，“簡直閃著光”。反諷的是，這些光恰恰就是渣男特性。“他有一種新教徒特有的虛榮，喜歡展示自己淺薄的財富，臉上泛著嗜酒貪食的紅光。”

阿格尼絲并不無辜，她也是同路人，耽于肉欲。“自己第一次看見舒格的時候，他眼中的光讓她渾身一軟，就算他讓自己脫光衣服，她也會立刻照做。”她承受舒格出軌的痛苦，也是應有代價。“阿格尼絲忽然感到自己的蒼老和孤獨。她其實想告訴她們，她也都理解。她理解這種震撼，因為她曾經也是她們中的一員。”

舒吉對母親的守護，從深層看，也有為生父殘酷冷漠、拋妻棄子的行為進行救贖的意味。斯圖爾特幾乎重現了D.H.勞倫斯的精神內在性：無論是礦區生活的相通，還是深刻的戀母情結，都有驚人契合。它決定了這個故事結構性的厭男。父性缺位，男性暴力，深刻影響了舒吉的氣質。自卑，遭受校園霸凌，他嘗試通過足球，培養一種男性氣概。事實上，他身上更多是女性的敏感、直覺與共情。舒吉懂得每種聲音的背后意義：哭號代表母親在控訴男人；電話聲，意味母親準備咒罵對方；寂靜則有可能意味選擇輕生。

母性依戀，或許源于母子都是弱者。不幸是共通的，二人的尊嚴體面，也高度關聯。在環境打壓下，體面總被撕扯，不值一提。最漂亮的媽媽，維持著妝容，穿著漂亮大衣，不忘在口音用詞中保持高傲，但戒酒失敗，她又顏面盡失。“她會從水槽底下拿酒喝。但她是我媽媽，你不喜歡她也沒有關系。”舒吉保護媽媽，是樸素愿望：和她在一起，帶她去新世界，重新開始。不妨反向理解這個故事：母親雖是一種負重，但舒吉唯有承受，才能抵御空虛，找到存在的充實。

道格拉斯·斯圖爾特

二

相比故事本身，我更關心作家意欲托出的故事生態——貧困邊緣的社會，麻木僵死的男女，病態混亂的家庭，墮落沉淪的道德，如何大量生產這樣的故事。在作家眼中，貧困，是作為疾患出現的，酗酒只是鎮痛麻痹的手段之一。20世紀80年代的格拉斯哥，社會沒有解藥，唯有用廉價的麻醉去逃避解脫。我們的現實主義，往往忽略了最大現實：貧困苦難，大多情況下，并不會產生美德、也不會導向抗爭。相反，它會造成壓抑和惡意，仇恨與麻木，徹底磨蝕、耗盡生活的信念、愿想。

酒精成癮，藥物依賴，總是與空虛、幻滅天然聯系在一起。阿格尼絲酗酒，在藝術上反而成就了一個分割且雙相的世界。這很像心理疾病中的躁郁癥，躁狂和抑郁總交替出現，合并存在。它的母題類型，回溯到了“閣樓上的瘋女人”。酗酒象征非理性世界之狂亂，阿格尼絲甚至會燒了屋子。清醒時，她又回歸母親的愛意溫情，對舒吉愛撫陪伴，守護成長。從而，這個故事自然擺脫了單向度，變得美麗而狂暴，溫情又痛苦，它游走在抒情和憎惡之間。

小說就像一個“選媽媽”的游戲，你想要哪個，什么狀態下的媽媽？因為她的形象永遠分裂、斷片兒。酒精會把本能里的多向性全都孤立割裂開。舒吉的意義，就是把悖反的媽媽，重新整合修復，賦予她某種行動、心理的同一和連續。“她起過抱著孩子跳下窗戶的念頭，現在，她努力地把這個念頭從腦海里趕出去……羞愧像濕氣一般浸入骨髓，幾乎要將她吞噬。”我想作家的天賦才華是將完全異質、對立的情感統一在敘述之中，讓讀者意識到，諷刺、詛咒與慰藉，可以協調，并同時共在。

格拉斯哥的生活，大多有盲目的“世襲性”，只不過后代所延續的不是財富、工作和身份，而是繼續著貧困、暴力和墮落。工業化的好日子到頭了，格拉斯哥在逐漸失去它的意義，“聽說撒切爾不想要踏實的工人了，她的愿景是發展科技、核武器和私有化醫療。”老工業、老工廠就像城市邊緣的遺骸，而這里的年輕人則成了棄民，“男人快要失去他們的陽剛之氣”。

只有從城市衰頹的總體性，才能理解人物命運的底層邏輯。在普遍貧困的土壤里，女性對男性只能人身依附。阿格尼絲一直在找男人，每當她覺得遇到所愛，結果都遇人不淑。舒吉一家從觀景山的公寓，搬到了礦口區——這里是新型“工業荒原”：低矮的灰色房子，雜草叢生，滿目礦渣，像“失樂園”，男女迷失被放逐。

舒格會在阿格尼絲面前，與女伴們打情罵俏，甚至在跑出租車的間歇，和小姑娘偷情。阿格尼絲的美麗，引起異性圍獵覬覦，同性惡意排斥。孤立無援的美麗，沒有智慧，只會變為危險、不幸與祭物。作家本源性地揭示“窮困的基因”。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出軌與拋棄成為日常。舒格的暴戾好色，對阿格尼絲的強暴舉動，近乎一種施虐快感。“他必須徹底摧毀她，才能永遠離開她……不容許她留有任何讓別的男人修補和寵愛的余地。”

越是遭到世界打擊的失意者，越會在弱者那里，進行欲望發泄。我們又找到弗洛伊德式的老生常談：如那些性壓抑的假說，力比多的轉移和“死本能”的破壞力。像舒格這樣，是格拉斯哥男人的典型。生活里唯一樂趣，只剩下引誘玩弄女人，在性欲里去象征性地滿足一切需求。那群下流猥褻凱瑟琳的少年混混，未來也都會成為一大批“舒格們”。

典型，意味生活形成某種類型：男女陷入模式化，每個家庭幾乎一樣擺爛，無可救藥。舒格其實復制了他的父親，成為副本。“他想到父親對母親拳打腳踢的那些夜晚。她越是忍耐，他越是發狠，把她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黑一塊。舒格想起母親在鏡子前的樣子，她把頭發梳到臉前面，同時畫很深的眼影來遮住淤青。”

這個故事的意義，就是打破了世代循環，跳出了因果鏈條，顯示出一種選擇論對命定論，人性論對環境論的超越。舒吉同樣置身不堪的原生家庭，猶如在叢林生長（暴力，丑惡和污穢），為何還能保有愛的信念？這就是小說闡釋并理解自我的過程。“當你還是個孩子并且一直遭受創傷的時候，你絕對無法控制創傷，那個時候，你能做的最偉大的事情，就是把它變成藝術，并認真仔細地對他進行研究。”

偉大的心靈力量，應當對生存的一切慣性（不自覺的墮落力量）保有抗爭。舒吉這個特例，說明個體心靈的獨特，也是小說價值的獨異。正如只要存在一個反例，就能推翻歸納法與經驗論。童年創傷，并非必然導致晦暗的人格。舒吉·貝恩對母親的堅守與愛，是對格拉斯哥男性形象的改寫回應。作家似乎暗示一個主旨：與其不斷挑選男人，不如去培養一個男人。阿格尼絲能養出舒吉，是不幸之后的幸運。

三

《舒吉·貝恩》的敘述底色是出身精英階層、世襲祖輩的文人所沒有的。只有在底層長久磨蝕，被反復摩擦，才能寫出強烈的憤恨、不滿與嘲弄。這種感覺，勢必不會文雅精致，而是有種野性生猛和近乎痛苦的放蕩。就是在這些“骯臟現實主義”的描寫里，備受唾棄和詛咒的場景中，人物理解自己和世界。正如D.H勞倫斯之于礦區生活的幽暗，卡佛之于藍領貧困酗酒的切己體感。生存位置，先于一切文學態度，決定了感知世界的情緒。而情緒，保留著原始、即時和本質感受，還沒來得及壓抑與偽飾。這決定了文本色彩，對撞、沖擊和破壞性，往往造就作品的力度、風格。悲劇和諧趣，殘酷和溫情，斯圖爾特用反差撞色寫出了人物極其復雜的情緒。

作家斯圖爾特和舒吉形成倒影般的雙生，從格拉斯哥的貧民窟男孩到成功的服裝設計師，他通過階層躍升，實現了底層發聲的可能。“我最大的遺憾，就是必須將自己提升到中產的地位，才有辦法說一個關于工人階級的故事。”斯圖爾特與單親母親蝸居觀景山，靠救濟金度日，16歲時母親因酗酒過量離世。白天上學，晚上超市打工，也是人物舒吉的經歷。虛構與自傳就這樣疊合一處。斯圖爾特并未接受專業的寫作訓練，但他與哈代一樣，將貧困的悲劇性體驗，變為震撼人心的力量，苔絲和裘德的身影，就重現在這個當代性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