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匈牙利文學巨匠”馬洛伊·山多爾在日記中提到了撰寫《一個市民的自白》第三部的計劃：

“我必須要寫《一個市民的自白》第三部，然后結束這部書。對于我出生其中、從小接受了其生活方式的這個階層，即今日匈牙利市民階層，我看到并審視了它的方方面面，我從根本上對它進行了反思；現在我看到它的崩潰。將這個崩潰的過程記錄下來：或許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的作家任務。”

但這部代表他作家使命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第三部，其書稿無處可尋。馬洛伊本人在生前也未曾交代，遺產繼承人也不知有此書，這成了他留下的一個謎。

1997年，設在布達佩斯的裴多菲文學館得到一項任務，要對新收藏的一批馬洛伊遺物進行整理，大大小小總共有22只紙箱。在整理過程中，文史學家勃德·彼特打開了一個文件夾，并驚喜地發現，這部書稿正是“消失”多年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第三部，并以《我本想沉默》之名在匈牙利出版。該書被視作馬洛伊·山多爾最重要的遺稿，具有非常高的文學價值。

馬洛伊·山多爾作為承前啟后的東歐文學大師，作品的譯介備受國內學界、媒體與讀者的期待。譯林出版社在得知此消息后，首度引進了該書的版權，以《一個市民的自白：我本想沉默》之名于近日出版，并與引進的《一個市民的自白：考紹歲月》《一個市民的自白：歐洲蒼穹下》構成“馬洛伊·山多爾自傳三部曲”。

馬洛伊也是歐洲市民階層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深度地探索市民階層的精神愿景，講述他們的心靈成長。作為市民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他一直恪守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強調知識分子責任與良知。他勇于直面真實的惡，以見證者的身份，記錄事實，書寫時代的苦難，不斷審視處于歐洲政治局勢旋渦中的匈牙利民族，對市民階層知識分子所應承擔的國家與社會使命提出詰問，詮釋出“責任”一詞的全部重量。他以近半個世紀的流亡，保持思想的絕對自由，見證了歐洲一整個世紀的變遷。他所講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命運，也是歐洲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