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洛伊·山多爾寫下了那么多漂亮又好看的小說，卻總會使讀者覺得，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之所以作如是說，是因為山多爾總是在和自己對話，并在此過程中苦苦尋求與自我及這個世界的和解，而他隱秘的內(nèi)心深處，往往不為外人道哉。因此，《一個市民的自白》為理解山多爾的“沉默寡言”提供了來路與歸途，這部由《考紹歲月》《歐洲蒼穹下》和《我本想沉默》的自傳三部曲成為打開作家早期生活、思想和創(chuàng)作之門的鑰匙，是山多爾的寫照，也是山多爾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寫照。

山多爾1900年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城市考紹，在那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歲月，一戰(zhàn)結(jié)束后去西歐求學(xué)，先后輾轉(zhuǎn)于德國的萊比錫、法蘭克福、柏林，還去過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漢堡、柯尼斯堡和魏瑪?shù)鹊兀贿吳髮W(xué)，一邊流浪，一邊寫作，年僅二十歲就和托馬斯·曼、阿多諾等人一樣為《法蘭克福日報》撰稿，也寫小說和散文。1921年，山多爾與自己未來的妻子瑪茨奈爾·伊倫娜在柏林相識，二人在布達(dá)佩斯舉行婚禮之后移居巴黎，并于1928年返回布達(dá)佩斯。《考紹歲月》和《歐洲蒼穹下》幾乎言說了這二十幾年的全部生活，這兩部腹稿多年先后定稿于1934年和1935年的回憶錄讓讀者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馬洛伊·山多爾。

《考紹歲月》對往事的言說始于山多爾出生的1900年，止于奧匈帝國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1914年。與其說這是一部以時間為軸的線性自白，毋寧說更像是一部山多爾以童年和少年記憶勾勒出的生命群像。他不惜筆墨介紹了他的父親母親，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一位律師，先后擔(dān)任過王室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xié)會主席和布拉格議會上議院全國基督民主黨參議員；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畢業(yè)于高等女子師范學(xué)院，也做過教師。優(yōu)渥的家庭環(huán)境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塑造了最初的山多爾，使他成為市民階層的孩子，并以此為中心建立價值觀和世界觀，他自信、剛毅、果敢、高貴，且熱愛生活。除了父母雙親，山多爾還寫到了祖父母、叔父、猶太人鄰居、安德烈大叔、傭人、大主教、兩位舅舅、大伯父、神父、艾瑪阿姨、兒時伙伴、大姨等人，他們生活在各個階層，勾連出了考紹的文化、政治、習(xí)慣、宗教、世風(fēng)，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考紹歲月》提及的人物也塑造了山多爾的性格，比如談及外祖父時，他坦言，“我愛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動不安和開朗快樂，都是從他那里繼承的”。也正因如此，山多爾才會以飽滿的熱情深情回望這段已經(jīng)消逝的時光。

考紹歲月對山多爾的文學(xué)歷程和創(chuàng)作也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方面，父母藏書形成的閱讀環(huán)境深深影響了少年山多爾。言及父親的書，他印象極深，“我父親的藏書令人肅然起敬，占據(jù)了書房最寬的那面墻壁”，除了法律著作之外，最多的就是文學(xué)著作，包括父親最青睞的米克沙特全集，還有如約卡伊·莫爾等其他匈牙利詩人和小說家的書及世界文學(xué)名著；而他母親的藏書則“早就變成了裝飾品，所謂‘沙龍’陳設(shè)的一部分和過去的記憶”，包括席勒、歌德和她偏愛的“德國現(xiàn)代作家”。說起這些，山多爾如數(shù)家珍，足以證明他當(dāng)時的閱讀境界。另一方面，環(huán)境塑造人，作為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市民階層甚至貴族階層，山多爾深諳“帝國”的構(gòu)成及其要素，并使之見諸于文學(xué)，在他最重要也最受歡迎的小說《燭燼》中，作為巴洛克符號的“帝國”成為故事展開的重要背景，獵宮、莊園、軍校、音樂等都被作者描上了美泉宮樣的金邊，“拱券式的白色回廊”“淺色的法蘭西絲綢幔帳”“燭光、音樂、人聲和體味在廳堂里交織流溢”無不來自山多爾少年時代作為市民階層在故鄉(xiāng)的見識。

《歐洲蒼穹下》以時間為經(jīng)度、空間為緯度，講述了從1919年到1928年將近十年的異國經(jīng)歷。在萊比錫，他是一個“貧困交加”的求學(xué)游子，一邊讀書，一邊理解文學(xué)，一邊賺錢，一邊混跡在咖啡館中；在多特蒙德、埃森、漢堡、柯尼斯堡、達(dá)姆施塔特和慕尼黑，他深切感受了德國文化，并見識到了正經(jīng)風(fēng)雨的德意志民族；在魏瑪，他不止一次地欣賞窗外園中的冬景和春色；在法蘭克福，他安安靜靜地觀察窗外形形色色的人，讀列內(nèi)·希克萊的“歐洲愛國主義精神”；在柏林，他開始了青年時代并成為作家，結(jié)識了一生的摯愛，羅拉在婚后給予山多爾諸多包容，每在他孤獨無助的時刻提供作為妻子的關(guān)懷；在巴黎，他過著海明威式的生活，了解人，了解文學(xué)，了解城市的現(xiàn)代性；在里爾，他參加了法郎士的葬禮；在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和威尼斯，他感受過托斯卡納冬日的冷艷，也感受過亞平寧半島春日里的自然、溫馨、寂靜澎湃之美；在倫敦，他發(fā)現(xiàn)這座城市與歐陸城市的不同之處。借由歐洲蒼穹，山多爾也在思考老歐洲和新歐洲的諸多問題，比如戰(zhàn)爭對于歐洲尤其是西歐國家社會生活的影響，由此連帶出什么是“歐洲”，什么是“歐洲氣質(zhì)”等時空交界處的深層次問題。

在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客居歲月里，山多爾更加迷戀文學(xué)，同時也將自己形塑為文學(xué)的主人。留學(xué)期間，他偶爾在一家書店讀到《變形記》之后即斷言：“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偉大的作家，這一點我不可能搞錯，不可能誤解”，在那樣的時代，通過自己的閱讀發(fā)現(xiàn)作為先知的卡夫卡，實屬不易。在德國的很多城市，他追隨著歌德的足跡前行，并對這位文豪表現(xiàn)出無比的敬仰，他說，“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棲身”。只要置身于魏瑪，他就不能寫作，也不敢寫作，唯恐冒犯了這位影響他一生的詩人，頗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意。

如果說《考紹歲月》和《歐洲蒼穹下》是在時間與地理的維度對歷史的追憶，那么《我本想沉默》則是一部思想史。1948年，在布達(dá)佩斯飽經(jīng)戰(zhàn)火和輿論攻擊的山多爾選擇離開祖國遠(yuǎn)走他鄉(xiāng)，直到生命的盡頭。《我本想沉默》就是流亡初期的自白，這部回憶錄緊緊圍繞納粹德國進(jìn)駐奧匈帝國這一歷史事件，兼及《特里亞農(nóng)條約》對匈牙利的影響，指向民族壓迫、國家制度、階層變遷、領(lǐng)土主權(quán)、地緣政治等歷史和社會問題。有理由相信，作為《我本想沉默》作者的馬洛伊·山多爾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作家身份，而將自己想象成為一位對民族國家飽含深情的國家和民族主義者，在字里行間追問的是：漩渦中的匈牙利民族在各種力量相互交織的情境下何去何從？市民階層是否需要對匈牙利當(dāng)時的命運承擔(dān)責(zé)任？究竟是什么導(dǎo)致了市民主義的覆滅？追問背后是他對國家、民族、故園深廣厚重的愛，《我本想沉默》不止一次言及因《特里亞農(nóng)條約》而淪為捷克斯洛伐克城市的故鄉(xiāng)考紹，就是愛的證明。在《考紹歲月》中，考紹似乎是一座小城，其實這座如今被稱作科希策的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已經(jīng)是國家東部的中心，歷史久遠(yuǎn)，文化豐厚，正因如此，城市被劃到異國才會給予山多爾如此巨大的觸動，他甚至說，“二十年來，我總是感覺自己無家可歸，無論是在匈牙利，還是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因為我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不再屬于我的祖國，因為外族人現(xiàn)在統(tǒng)治著那里，而我們——由于我們的祖先——都聽不懂這些外族的語言”。

我本想沉默，“本”字使用得尤其精準(zhǔn)。為什么本來要沉默？又為什么不再沉默呢？在這部自白一開始的部分，山多爾就給出了答案：“我本想沉默。但是后來，我抵抗不住時間的呼喚，我知道，我不可以沉默。后來我還意識到，沉默——至少和說話和寫作一樣——也是一種回答。”因為山多爾看到在德國吞并奧地利之后市民社會文明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足以改變這個階層的命運，所以他不得不言說，不得不打破沉默，不得不一吐為快。然而《我本想沉默》被塵封多年，直到山多爾去世之后才被發(fā)現(xiàn)，說明這種傾吐也許意味著山多爾的擔(dān)心、憂慮、慷慨、沉思只是他與自我的對話錄，而不需要讀者。推而廣之，《考紹歲月》和《歐洲蒼穹下》之所以被稱作“一個市民的自白”都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喃喃自語。看上去，山多爾什么都不想對別人說，而實際上，他卻以普魯斯特的方式追憶一段逝去的時光，形成尤為獨特的“沉默的自白”。

自白深處，是山多爾半生行跡及其與生俱來的孤獨。早在考紹歲月，他就坦言，六歲的時候已經(jīng)開始面對孤獨，“家庭，溫馨的巢穴，我再也無法回歸，失去的樂園我只能在夢中尋找”，這種感覺一直持續(xù)，在留洋時期格外明顯。在西歐漂泊的日子里，他已經(jīng)成為作家，并且能夠開始習(xí)慣作家所要承受的孤獨，他說，“作家的意義，就是孤獨。我總是逃避友誼；我覺得那是一種出賣，一種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國人世界里，保持孤獨并不是很難。在靈魂內(nèi)、性情中和品位上，我還是一個非常虔誠、不可改變的天主教徒”，這種孤獨與卡夫卡經(jīng)典作家的孤獨相疊加，即便是賢妻也無法理解他心靈的全部世界。及至《我本想沉默》，考紹歲月中那個生活在市民家庭衣食無憂的少年，輾轉(zhuǎn)天涯，像流浪者和波西米亞人一樣漂泊異鄉(xiāng)，終于回到故國后又經(jīng)歷一戰(zhàn)后的大蕭條和二戰(zhàn)，眼睜睜看著祖國成為軸心國一員，個人的孤獨被放大為國家孤獨，山多爾本人也在滄海桑田中淪為最后的布爾喬亞，他怎能不扼腕嘆息呢？比之于尋常百姓，山多爾的孤獨來自于童年的創(chuàng)傷、異鄉(xiāng)的漂泊、作家的心境、階層的衰落、故鄉(xiāng)的無妄、世界的失序，這種莫大的孤獨是一個市民自白的結(jié)果，也是一個市民自白的原因。

自白深處，是山多爾目睹匈牙利市民階層因歷史變遷傾覆之后的無盡嘆息。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市民”概念尤為重要，概念本身的流動性也成為回憶錄的線索之一。《考紹歲月》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幾乎都來自市民階層，山多爾在其中既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時也呈現(xiàn)出“市民”群像；《歐洲蒼穹下》則致力于凸顯西歐與匈牙利市民社會的區(qū)別，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在南特做一位市民跟在我們的‘大城市’考紹不完全一樣；在我們家鄉(xiāng)，市民們感到尷尬內(nèi)疚，我們試圖像小學(xué)生一樣勤奮地履行市民階層的義務(wù)，不遺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們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種生活方式里，并沒有特別的階層野心”；《我本想沉默》強(qiáng)調(diào)的是，市民階層并沒有在戰(zhàn)爭中拯救匈牙利，所以希特勒來到維也納這個歷史瞬間已經(jīng)意味著市民階層的湮沒。這個動態(tài)的過程既是山多爾本人作為最后的布爾喬亞面對階層衰落的無奈和傷感，又能使人想起托馬斯·曼的《布登博洛克一家》，實際上，考紹或布達(dá)佩斯市民階層的陷落與西方的沒落同步而行，從這個意義上，《一個市民的自白》所燭照的是整個西方世界。

從《考紹歲月》到《歐洲蒼穹下》再到《我本想沉默》，馬洛伊·山多爾從舊時代走向了新時代，見證了斑駁的歷史，見證了民族的創(chuàng)傷。對作者來說，自傳三部曲是一個市民的自白，更是對自己前半生的回望，凝結(jié)了他對社會人生歷史的深刻思考；對讀者來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是了解早期山多爾的材料之一，透過文本，能夠發(fā)現(xiàn)作為圓形形象的馬洛伊·山多爾，和他背后那個歷史深處的歐洲世界。無論是沉默的自白還是最后的布爾喬亞，凝結(jié)的都是山多爾對歷史、社會、自我的思考，即便經(jīng)歷了諸多變數(shù)和苦難，至少在前半生，他都從來沒在生活面前低頭，山多爾的人生就像是一場關(guān)于國族和流散的暴風(fēng)雪，他卻能從詩情畫意中走來，所謂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