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第五次友好訪華期間，特意前往南京訪問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與當地研究大屠殺歷史的學者們展開了交流。當被問到“日本官兵為何在南京做下如此殘暴的行徑”之時，大江并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他回應道：“這些加害者本來都是普通的國民，是什么讓他們成為了殘暴的人？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不過，倘若我們仔細觀察，便可以發現大江早已將其思考訴諸為文字告訴了諸位讀者。2007年7月4日，大江在日本《朝日新聞》的專欄中控訴了二戰期間駐守沖繩地區渡嘉敷島的第三十二軍，他們曾用武力強制島上居民“集體自決”，大江在揭露日本官兵殘暴行徑的同時，亦犀利指出殘暴的背后是以“順從”為核心的國民教育，也就是二戰前日本的“忠君愛國”教育觀。

在接納中質疑

所謂“忠君愛國”教育觀，指的是二戰前日本在《教育敕語》指導下所奉行的“天皇至上”教育理念。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行后，絕對天皇制政權登上歷史舞臺。為了穩固政權，1890年，明治天皇頒布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教育敕語》以向國民灌輸“天皇至上”教育理念，鼓動他們為國獻身；其后，教育更是被納入至戰爭的軌道，開始服務于侵略戰爭。大江出生于1935年，親身經歷了日本二戰前的“忠君愛國”教育，年少時期曾視“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戰死”為最高人生信仰，在隨筆中他如此回憶過往的這段教育經歷：

戰爭期間初等教育——我們是唯一一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那年上國民學校，又在戰后新體制確立之前畢業的人——所培養的，是絕對天皇制、是天皇是神的思想。

其時，為了給少年兒童灌輸“天皇是神”的意識，日本政府命令文部省給全國多數學校下發天皇和皇后的“御真影”以及《教育敕語》的副本，規定學校將這些東西供奉在奉安殿，并定時組織學生朝拜“御真影”、“奉讀”《教育敕語》。如此引導下，少年大江的最大心愿就是“為了天皇而上戰場”。在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1960）中，大江大致還原了這段經歷。小說講述了1945年日本戰敗后，主人公“我”從一名軍國少年成長為一位民主主義戰士的過程，其中，“我”跌宕起伏的心路歷程構成小說的明線，貫穿始終的“遲到”二字則成為了小說的暗線，明暗雙線共同架構起大江對日本戰前“忠君愛國”教育觀的思考。

小說中，“我”的“忠君愛國”教育觀受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社會教育的多重影響。這里所謂的家庭教育主要來自“我”的父親。父親信奉國家主義，盡管他已經去世，但他自幼教育“我”說道：“對于戰爭，沒有一個人會遲到。大家都去參戰，都去當兵！”這種思想對“我”影響至深。而學校教育指涉女教師等人對“我”實施的各種教誨。女教師時而鼓勵我要像拉包爾航空隊的戰士一樣勇敢，時而又諷刺“我”從而激勵“我”參戰；此外，還多次提醒“我”要好好回憶父親在世時對“我”的教誨。社會教育則主要來自村長以及村民們的言行舉止。村長多次提及如果發生戰敗，他將在奉安殿的正面剖腹自盡；而村民們則視奉安殿為貧窮村子的唯一驕傲，將其修建得熠熠生輝。這些舉動都顯示出奉安殿在他們心中的顯赫地位，亦印證了天皇以及《教育敕語》的重要位置。

在家庭、學校以及社會教育三位一體的影響下，“我”深陷在天皇的幻影之中，一切努力只是“為了天皇而上戰場”。但是，隨著日本戰敗，“我”最終遲到了。于是，“我”喪失了所有斗志，站在村長應當剖腹自盡的奉安殿正面抽泣，而此時奉安殿上菊花圖案的金質紋章就好像“暗處窺伺的野獸的眼睛，犀利地注視并威嚇著我”。眾所周知，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也就是天皇的象征，盡管戰敗后天皇從神降格為人，卻仿佛成為一種缺席的在場，在暗處監視“我”的舉動。如此天皇幻影之下，為了表達自己的“忠君愛國”之心，“我”模仿村長為天皇剖腹自盡的樣子，毅然決然地將刀子戳向了自己的左上臂。

兒時的大江曾對學校組織學生朝拜“御真影”的行為充滿好奇，卻因此招來校長的一頓毒打。這使得大江懼怕，亦開始對“天皇至上”的“忠君愛國”教育觀產生了質疑。黑古一夫指出，少年時代的大江被強迫活在一種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也就是說，身為軍國少年的大江，內心卻質疑“御真影”所象征的意義。在與君特·格拉斯的另一封信中，大江說起有個年輕士兵因從天皇軍隊出逃后遭到憲兵威逼從而羞愧吊死的事，其父母在面對兒子尸體被憲兵踐踏時居然沒有反抗。可見，在“忠君愛國”教育觀的灌輸下，士兵及其父母都可以有違“恐懼死亡”的天性。兒時的這些經歷帶給大江諸多思考，亦使其對之不斷產生質疑，其后的大江文學之中，這種質疑更是發展成為一股勇敢的抗衡之力。

在質疑中抗衡

或許是為了表達自己與“忠君愛國”教育觀抗衡的決心，在《遲到的青年》之后，大江又相繼創作了短篇小說《十七歲》（1961）以及續篇《政治少年之死》（1961）。兩部短篇均以一位17歲少年為主人公，前者講述了這位少年加入皇道派后成為天皇赤子的經歷；后者則刻畫了其在“忠君愛國”教育觀的迷幻下，刺殺反對天皇制的委員長的心路歷程。兩部小說一經發表，就由于影射日本社會現狀而遭到右翼保守勢力的威脅，2018年，《政治少年之死》才得以收入至《大江健三郎小說全集》中。

兩部小說的時間背景均為1958年。1945年日本戰敗，其后日本在美國的指導下開始進行民主化改革，象征性天皇制登上歷史舞臺。新的思想與制度給日本人帶去了實惠，同時亦對他們的價值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種情況下，那批將“天皇至上”視為圭臬的年輕人開始懷疑自我，并逐漸陷入苦悶甚或恐懼之中。占領期結束后，日本在法律上取得了獨立，但由于《舊金山條約》《日美安保條約》等法律文件，美國得以繼續駐扎日本，并在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上繼續控制日本。這種背景下，那批年輕人愈發無奈，甚至陷入絕望。《十七歲》中的少年便是這其中的一員，他在經歷了價值觀上的左搖右擺后，最后加入了皇道派青年組。這個青年組有著鐵一樣的規則。此時，雖然已是戰后，絕對天皇制亦退出歷史舞臺，但這部鐵則不僅要求青年們忠誠與勇敢，還必須服從天皇與國家。這些內容與二戰前日本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國民道德方針《教育敕語》如出一轍。

《教育敕語》頒布于1890年，此前，為了實施立憲政治，日本政府試圖借助天皇統一民心。為了給國民灌輸“天皇至上”的觀念，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實施，其中第三條規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1890年，日本政府又頒布《教育敕語》，將“克忠克孝、億兆一心”定位為“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教育敕語》頒行前，明治天皇曾于1882年頒布《軍人敕諭》，對日本軍人提出了以“盡忠為本分”與“尚勇武”為核心的五點要求。在這些觀念的引導下，日本軍人的“忠君愛國”意識日益增強。不難發現，《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諭》有著毫無二致的精神核心，戰爭期間，兩部方針更是一同成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思想來源。

細讀可知，《十七歲》中皇道派青年組接受的教育正是來自《教育敕語》。在續篇《政治少年之死》中，這位“早晨奉讀《教育敕語》、傍晚朝拜御真影”的“忠君愛國”少年，終于在天皇幻影的引導下走上了毀滅之路。臨死前，少年聽到了曾經最為鐘愛的旋律《哦！卡羅》。《哦！卡羅》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一首經典情歌，由美國作曲家尼爾·西達卡創作，歌曲大意是盡管遭到愛人誆騙，也希望和她永不分離。明顯，大江通過刻畫日本少年對一首美國歌曲的鐘愛，既暗示了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思想，也揭示出關系“深遠”的日美同盟。

是什么讓他們成為了殘暴的人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思考“是什么讓他們成為了殘暴的人”。正如大江在上述三部小說中所揭示的那樣，《遲到的青年》中的“我”也好，17歲少年也罷，都深陷天皇幻影之中無法自拔。由此可見，二戰后的日本雖然已經擺脫絕對天皇制的桎梏，但“天皇至上”的意識形態依然發揮作用，因此，就更別提絕對天皇制統領日本的時代了。彼時，為了維護與鞏固絕對天皇制，日本在《教育敕語》《軍人敕諭》的指導下，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為了天皇而上戰場”，“為了天皇去死”等“忠君愛國”思想深入人心。他們可以為了效忠天皇而選擇自盡，比如《遲到的青年》中的村長，又如從天皇軍隊出逃的士兵；當然也可以為了效忠天皇而選擇變成殘暴的人，比如血洗南京城時的日本軍，又如逼迫沖繩地區渡嘉敷島全體居民“集體自決”的三十二軍。而效忠天皇的背后，則是他們自小被灌輸的“忠君愛國”教育觀。

法國哲人愛爾維修指出：“人是環境與教育的產物”，在“忠君愛國”教育觀的影響下，諸多日本人爭先恐后地“為了天皇去死”。大江雖然深深質疑這種教育觀，卻也不能不承認兒時的自己曾為其傾倒，甚至在剖析自己過往的精神史時表明“天皇陛下萬歲”這種思想也許會再度襲來。盡管如此，他還是努力與之進行著抗衡。90年代中后期的大江文學中，這種抗衡開始變得更為明確且直白。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